世人皆知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中外來往甚為有限。但就像任何預設印象一樣，歷史的真相往往比想象的更加復雜微妙。事實上，在這看似封閉的時代，仍有一批中國商人逆風而行，駛往遙遠的日本海域進行貿易。當年清朝官員對他們的行蹤緊盯不放，甚至將證明發放權力上移至中央。而在日本一側，當地幕府雖口稱拒絕與中國官方來往，卻對這些＂私人＂商旅網開一面。兩國當局對中國商人的態度如此矛盾，反映出當時的紛擾復雜局面。那麽，在這番重重阻撓下，這批＂唐船商人＂最終能否抵達夢寐以求的日本？又將面臨怎樣的貿易囧途呢？
一. 海疆鑰匙:清朝官員的＂臨行躊躇＂
1716年的一個深秋，國子監的鐘聲敲響，宣告著一年一度的貢生科考的開始。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主考官倌來了個＂大個頭＂--著名理學家顧名垂從北京親自前來主理這場考試的評點工作。
顧名垂一身汗青教子之風範，讓在場的生員無不心生敬重。他一向對學生嚴格要求，恪守師長教誨的經師旨意，明明是為人師者，卻偏偏把自己比作一介＂書童＂。這一切的行止舉止，皆為當年啟蒙恩師鄭板橋先生＂正心篤行＂的教誨而應和。
今天的考題自是顧先生斟酌已久，終於提筆落墨而成。生員們苦思冥想之時，紙面上漸漸浮現了最高深的理學之道、聖賢經術。殊不知這時的顧先生卻正幹著一樁與儒衫大相徑庭的勾當--他正在與地方衙門的人商量著出海貿易的事情。
任何一個當過大學士、曾執掌權柄的人，都不會輕易走上這條充滿艱難險阻的道路。但身為戶部侍郎，分管全國海防的顧名垂不得不在出海貿易一事上千思萬慮、斟酌再三。
在顧先生眼裏，那些日日晚間遊走於東亞海疆、窮奇偷奇的商人，其所作所為簡直就如同舞文弄墨的瞎子摸象一般，難辨真偽。他們有的販賣紫砂壺、有的販賣瓷器，甚至有人謊稱自己是駐外商館館員。這些都讓顧先生憂心忡忡--倘若其中夾雜了狐假虎威的奸細捷徑，讓他們趁虛而入，那可就危及國家的海疆大計了。
更令人擔憂的是，近些年來廣州口岸開啟之後，到海外做貿易生意的商人越來越多。海關將軍紛紛透露，情況已經禁不住商旅競相趨之的盛況，不得不一一發放出海憑證以作管控。原本這等證明都只是地方政府擁有簽發的權力，但此事關乎國計民生，難免要上報於中央閣閫。於是，從顧先生那一次開始，一張出海貿易的憑證竟走上了一條由中央稽核最終簽發的周折之路。
以前的時候，只要是本籍人家，找了當地衙門遞上一份乞文，官員就能批準其出海貿易。如今卻不行了，先要填具出海船只的規格尺寸、船員數目清單，再要說清楚自己的人際關系，要帶什麽貨物前往何處，以及出海和歸來的時日期限，生怕出了什麽岔子中央和地方都要為此負責。
就連從前官府睜只眼閉只眼的做法，如今也不再存在。過去中央倡導的只是＂嚴禁海外貿易＂，但只要是透過合法渠道，踩了點邊兒線的小生意也就被容了下來。但現如今，只要是出現半點蹊蹺，大帽子就會罩下來，一律歸為＂走私＂。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嚴厲態度，讓那些原本想著躲過一劫完成半生買賣的商家們人心惶惶，生怕一著不慎就會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二. ＂紅頂私商＂:官府的＂開明與保守＂
在這片東亞的海疆之上，一股奇特的風潮正在興起。與傳統等級森嚴的等級制度格格不入的是，一批平民百姓竟然憑借著＂海外貿易＂的門路賺得盆滿缽滿，甚至還因此獲得了可與官員同列的地位榮耀。他們就是那些身披＂紅頂＂的中國商人。
這幫原本出身貧賤的＂私商＂如何能獲此殊榮？一切還要從清朝初年的一紙＂特許狀＂說起。當年康熙帝賞識商人的實幹本領，準予他們進行海外貿易，獲得的利潤則可以向官府繳納以換取官銜。於是，一批批聰明能幹的商人慢慢在民間嶄露頭角，他們在東亞各地遨遊經商，賺取了可觀的財富，用以向官府購買官職。
就這樣，一個個光華燦爛的＂紅頂商人＂誕生了。不僅如此，清政府還允許他們組建自己的行會，對內進行自治管理，對外則充當官方與民間的溝通渠道。憑借著與生俱來的世故睿智，他們在中國的海疆地帶進出如常，在日本的港口也是熟門熟路，同時還要在家鄉嫻熟處理行會內部的糾紛。無疑，他們是中日兩國間重要的貿易紐帶。
然而，要想獲得這等身份地位絕非易事。即便是在康熙年間，官民之間的門第觀念依舊根深蒂固。當權者對這批平民百姓能憑＂買辦＂的方式獲取官職深感不齒，認為這是＂因襲＂之實，殊為不合禮制。更有甚者，視之猶如異端邪說，認為縱容了＂紅頂＂的存在就是在瀆職褻瀆君威。於是，無數滿洲旗人和漢人官員對此大加阻撓，極盡詆毀之能事，將這批＂商人＂抹黑為＂草根＂、＂騙子＂等惡毒之語。
即便如此，這批＂紅頂商人＂依舊屹立不倒。相比起內陸，沿海一帶的官府顯得更加睿智開明，他們認識到這批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在沿海地區的廣東、浙江等地，不僅有官員公開表態支持＂紅頂＂，更有地方政府為此人出具各種證明文書，以便他們暢通無阻的去赴日本從商。
就這樣，一場官民之爭在沿海地帶持續了百余年。最終，到了嘉慶年間，這批＂紅頂商人＂的地位終於獲得徹底的承認和肯定。那時的朝廷也終於意識到，倘若孤芳自賞的閉鎖國門，終將無法在大潮新鄰中生存下去。而這批商人所創造的財富和他們在海外的人脈關系，都是帝國蓬勃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從此，＂紅頂商人＂這個群體正式被納入朝野的視野，他們的貢獻終於獲得應有的認可。
三. 東瀛漁獲:日本人的＂精打細算＂
在遙遠的東瀛島國，清朝的＂紅頂商人＂們可謂是赫赫有名。他們駕駛著那些張帆滿倉的＂唐船＂，自中國沿海一路航行而來，最終停泊在日本的長崎港口。然而，這裏可不是什麽歡迎外商的自由港灣，相反，當地幕府對於外來的商旅們可謂是防範有加。
起初，日本人對於這些遠渡重洋的外國客人還是持以懷疑與戒備的態度。他們小心翼翼地將外商們全數安置在長崎的出島上，限制其活動範圍只在出島一地。即便是在狹小的出島之上，日方也悉心布置了層層把防，生怕這些不速之客暗地裏搞什麽鬼祟勾當。
這一切的戒備皆源於日本當年＂鎖國＂政策的產生。長年的戰亂讓這個島國人心惶惶，生怕再被外族擾亂了根基。於是，德川幕府做出了斷然的決定，除了中國和荷蘭，其余西洋國家一概謝絕貿易往來。即便對於中國商船，幕府也是先抵制再放行，生怕這等異邦客人暗中搞破壞。
雖說如此，日本人卻也非盲目狹隘之輩。相反，他們相當精於算計，心思縝密。待到中國＂唐船＂上運來的貨物一件件呈現在眼前，大大小小的商品應有盡有，無不令人大開眼界。從瓷器到絲綢，從藥材到紫砂，再到當年最新奇的懷表火柴，五花八門的商品一應俱全，讓東瀛人大為贊嘆。
難怪，一些商業頭腦極為精明的日本人當即就垂涎欲滴，主動向當局求情，希望能歡迎這些＂唐船商人＂前來做貿易生意。就這樣，當局雖猶疑萬分，仍不得不發放了一批批出入港證，將這些中國商人納入了貿易往來的大門。
為了能夠將貿易掌控在自己手中，日本人可謂是費盡了心機。他們首先將貿易船只和規模加以嚴格限制，規定唐船不能超過5艘，船體不得超過300噸。除此之外，日本人還為每一艘貿易船配備了當地的＂檢查役＂和＂居留守＂，負責監督貿易活動，防止發生任何違規行為。
與中國官方的態度截然不同，日本當局對於中國商人的態度著實寬松得多。無論是對於貨物的品種，還是對於貿易往來的頻率，日方均采取了＂無條件通行＂的開明態度。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亦是出於他們對自身文化產品的自卑——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都處於受中國文化影響之下，所以難免對來自中原的貨品趨之若鶩。
日本官方的立場無疑是＂小心翼翼＂。一方面警惕外族入侵，一方面又對中原遺風余韻充滿向往。於是，既戒備又歡迎的矛盾心態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直到19世紀中葉，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日本才最終完全放開了貿易大門，結束了長期以來實行的＂鎖國＂政策。
四. 天風海嘯:商路上的＂九死一生＂
在東亞這片洶湧澎湃的大海之上，每一次商船的航行都是一次勇敢的冒險。對於那些駕馭＂唐船＂前往日本經商的中國商人而言，他們所面臨的更是重重艱難險阻，充滿了生與死的較量。
最先遭遇的便是復雜多變的海上天氣。這片遼闊無垠的太平洋上，經常會出現突如其來的台風和海嘯，迫使商船不得不緊急備航，尋找就近的海岸線借助庇護。如此一來，原定十幾天的行程就可能被無限期延後。
但是，躲避風浪並非那麽容易。1701年6月，浙江溫州一處海港，一支遠渡而來的商船隊正準備重新起錨啟航。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正是日本長崎，想必在那裏必定有著豐厚的貿易回報。
誰知，就在這時一陣強疾風忽然刮起，大浪如狂野的猛獸一般向港口撲來。頃刻間，狂風巨浪便將碼頭邊的幾艘商船生生掀翻，船上的貨物紛紛落入大海，而船員們也被卷入滔天的海嘯之中。
這還只是開始。就在人們驚魂未定之時，緊接著便是一連串的災難。先是強降雨肆虐，繼而狂風驟起，夾雜著閃電和巨雷，宛如天災人禍一般。被困在港口的商船們無處可躲，只能任憑大浪橫掃而過，許多船只瞬間就摔成了稀爛的碎片。
就在眾人絕望之際，天公突然開恩，陰雲散去，狂風雨戛然而止。但這才剛剛開始——經過這番大雨的沖刷，大海變得異常平靜，但也帶來了更可怕的災禍。
當年的中國商人素有通曉天文地理之學問，哪怕是難逃一時，他們也都知道這般海上寧靜必將導致巨浪襲來。果然不出所料，從遠方漸漸卷起了一道驚濤駭浪。待到貿易船隊反應過來時，已為時已晚。洶湧的大浪如同無數條巨龍般瘋狂撲來，船只節節敗退，絲毫無法阻擋這狂暴的氣息。
眼見著團團巨浪朝這邊洶湧而來，船上的商人們顧不得那些成箱的貨物，紛紛棄船逃生。然而，無論如何也難逃這番浪潮的追襲，不少逃生的商人和船員都被席卷入海中，有的在浪尖上翻滾，有的被卷入海底深淵。最後，只剩下兩三艘艘幸存的商船孤零零地浮在水面，而其余船只連同巨額貨物則全數沈沒於斐濟海峽之中，罹難船員多不勝數。那一年，唐船商人的損失慘重無比。
但命運之神對他們似乎並未徹底撒手。最後那幾艘幸存的商船，歷經艱難曲折，終於在幾個月後平安抵達了日本。他們在出島上全身狼狽地卸下余剩的貨物，頓時引來了日方官員的大為震驚。這才知道，原來暗潮之下，還有更大的災厄在上演。
五. 生死仇狙:民間的＂勢不兩立＂
貿易固然是和平共贏的大好事，但在中日兩國的歷史長河中，也曾上演過一些激烈的生死較量。在那些年代裏，雙方雖都是東亞傳統社會的一員，卻也難免會因利益的沖突而產生矛盾糾葛。
一處名為＂生米之亂＂的事件，正是這種民間矛盾激化的一個縮影。事情發生在1639年，發生地點正是長崎的出島。那一年，一批滿載著大米的中國商船駛進了長崎港。然而，當地人看著船上的那些滿倉的大米，卻生出了一股強烈的不安和猜忌之心。
究其原因，當年日本正值災年，加之長期的戰亂和藩閥混戰導致糧食儲備匱乏。眼見著外來的中國商團竟有大量余糧，本地人自然而然就多疑了起來，生怕中國商人暗中哄擡物價，從而謀取暴利。
於是，不少地頭蛇開始在民間蠱惑人心，挑起了一陣排外的恐慌。他們央求當地的長崎奉行，認真審視中國商人攜帶貨物的實際數量，對其嚴加查訪。面對如此申訴，長崎官員自然不好拒絕。
於是，長崎的官員們展開了嚴格的檢查。他們仔細查閱商船的每一份往來文書，稽核裏面所記載的貨物的內容數量，並將其對照實際上船上攜帶的貨物，一項項逐一檢查盤點。雙方官員查訪核查，暗地裏卻有更多的矛盾正在滋生。
長崎人生怕中國商人暗中作祟，而中國商人也深恐日方人拖延不決，遲遲不讓其交易卸貨。互相的猜忌在雙方之間蔓延開來，就像燎原野火般一發不可收拾。幾番交涉無果，雙方終因生米貿易問題爆發了劇烈的沖突。
當時，長崎奉行官員前往碼頭準備檢查中國商船的貨物，但被船上的商人攔阻在外，場面一度相當劍拔弩張。氣氛越來越緊張，官員的威信也遭到了嚴重挑釁。中國商人絕不讓長崎人擅自檢視他們的船艙。奉行官們自然也不願就範，甚至還請來了荷蘭商人充當中間人，希望能說服中國商人聽從指示。
但中國商人們對此也是一律不予理睬。畢竟，荷蘭與西方列強一樣，也是他們極力防範的物件。雙方唇槍舌劍，爭執不休，戰火終於燃放了起來。幾名中國商人大打出手，長崎的官員們也在混戰中受了傷。
形勢陷入了膠著，雙方軍民全部列陣待戰，就像蓄勢待發的兩股浪潮一般。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日方當局終於作出了讓步，同意三個月內不再檢查中國商船，但要求中國商人三個月內必須全部離開長崎。
這一訊息傳回中國之後，引起了朝野一片嘩然。康熙皇帝聞訊之後親自批示，命令浙江、福建等沿海地方，三年之內嚴禁所有商船前往日本長崎貿易。這一極端措施顯然是出於對日方的強烈不滿和報復。
終於在雙方努力下，矛盾得到了緩解。一年後，中國商船重新獲準進出長崎，中日貿易也恢復了常態。這一場激烈的生米之亂，雖然只是兩股民間力量的碰撞，卻也折射出雙方在貿易往來上的矛盾與隔閡，體現出中日之間那種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劍拔弩張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