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平興國四年（979）開始，宋遼雙方開始了歷經太宗、真宗兩朝，長達二十余年的戰爭。
在此過程中，北宋的對遼軍事策略經歷了三次轉變，從而走上了滅亡的道路。
那麽，這三次轉變都是什麽？宋朝為何改變策略？
由和平的守禦態勢轉向主動進攻
雍熙元年（984）十二月，借遼景宗駕崩，聖宗剛剛即位。
承天太後掌控朝政之後，任命耶律休哥為南京留守，「總南面軍務，以便宜從事」，他「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
也在數年之內表現出了防禦姿態，沒有再度發起南下攻勢，雙方邊境上出現了少有的平靜然而就是這短短數年間的平靜，卻使宋太宗和他的臣子們再次錯誤估計了形勢。
宋太宗錯誤地認為遼方的克制是軟弱怯戰的表現。
在這種自上而下的樂觀氣氛中，太宗朝以解決幽雲領土爭端為目的的第二次大規模軍事行動——雍熙北伐就此展開了。
在戰事開始之後，宋方在三條戰線上一度取得較大程度進展。
在西線，潘美出雁門西陘與遼軍交戰，經過激烈交戰，先後進抵寰州、朔州城下，迫使守將投降。
東線的曹彬所部取道岐溝、新城、固安，在涿州城東與遼軍展開激烈戰鬥，乘勝占領涿州，與遼將耶律休哥形成對峙；
中路田重進部出飛狐口，經歷惡戰，俘獲遼驍將大鵬翼以下千余人，蔚州開城投降。
在三線作戰開始之初，遼方倉促應戰，再次處於被動挨打的不利局面，但很快遼廷就做出應對。
進行大規模部隊征召和擴檢馬匹的行動，同時從東北的高麗前線抽調主力部隊西下支援，並專門安排部隊戍守平州海岸以防宋朝水師登陸，至三月末四月初，各方面的援軍配備到位，開始投入到與宋軍的交戰中。
此時東路曹彬所部「糧饋」，曹彬率部退回雄州就糧，米信也在曹彬接應下退回雄州宋方境內。
遼方在山前地區承受的重大壓力頓時消失，整個戰局轉而向山後地區傾斜，田重進、潘美兩路陡然之間成為了戰局焦點。
宋太宗聽聞曹、米退兵，大驚「豈有敵人在前，而卻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再次命令曹彬、米信率部進入遼境，保持對幽州地區的軍事壓力。
與此同時，曹彬、米信的部將們聽聞中西兩路軍均已獲得了重大勝利，「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
作為主帥的曹彬面對已然不利的戰局和上下兩方面壓力，不得已再次攜帶糧秣，重新進攻涿州。
在遼兵的襲擾戰術和炎熱缺水的環境下，花費四天時間重新攻取涿州，但此時在涿州東北方向休整的遼方援軍在蕭太後和遼聖宗的親自率領下已經到來。
曹彬所部士卒乏困，糧草殆盡，慌亂之中再次棄城南撤，至岐溝關被耶律休哥追上並行生激烈戰鬥，宋軍大敗，被逐至拒馬河邊再次受到遼軍沖擊，亂軍之中人畜自相踐踏，溺斃甚眾，主帥曹彬見大勢已去，與副帥米信拋下大軍率親兵夜渡拒馬河，駐紮於易水南岸。
另一部份敗兵奔高陽關，為遼軍追擊，「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
六天之後，宋太宗獲悉兵敗，下令召回曹彬、米信，並下令潘美與田重進退兵還守代州與定州。
至此遼方完全解除了宋方的軍事威脅，宋太宗籌謀許久的雍熙北伐至此以失敗告終。
由主動進攻轉向積極防禦
在雍熙北伐失敗之後，宋遼軍事角色隨之倒置，遼方轉入進攻並就此掌握了戰爭主動權。
宋方轉入防守態勢的初期尚表現的較為主動，但在君子館戰役失敗之後，就放棄了積極防禦策略轉而以消極防禦策略應對遼方攻擊。
在君子館之戰前，宋太宗很可能並未意識到遼軍是大舉進攻，只以為是小規模的襲擾作戰，所以既沒有進行兵力集結，也沒有調動更多的後備部隊向前線支援，只是命令定州都部署田重進率兵進入遼境進行牽制。
但戰事的發展超出了宋軍將領的預期。
遼軍人數雖然沒有明確記載，但是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蕭排押、蕭達凜等遼軍主力將領均在軍中隨行，同時【遼史】還記載稱「甲辰，詔南大王與休哥合勢進討，宰相安寧領迪離部及三克軍殿。」
如果屬實，那麽隨行的高級將領還應當包括有耶律海裏等人，可見遼軍規模之大。
相比較之下，宋軍雖然也有數萬之眾，但規模就小得多，在君子館正面對敵的最高級將領只是兩位都部署一級的劉廷讓和李繼隆。
兩人在戰前似乎曾有過混編軍隊之舉，但在臨戰之前兩人卻最終仍然分兵，這固然是由於兩人等級相同，合兵不便指揮。
但也能體現出劉廷讓和李繼隆已經在這個時候意識到遼軍兵力超過自己，分為前後兩陣更為穩妥當決戰於君子館爆發時，宋軍不僅數量處於下風，惡劣的天氣也造成了直接影響。
由於在嚴寒之中無法拉開弓弩，無法形成對遼軍騎兵的有效殺傷，事先與劉廷讓「約為後部」的李繼隆在戰鬥開始階段便已經率部退往樂壽，種種因素導致這場戰鬥一開始宋軍便處於絕對劣勢。
加上先鋒將賀令圖已經被耶律休哥誘擒，更是對宋軍士氣造成了打擊。
劉廷讓的部下、禦前忠佐神勇指揮使桑贊苦戰不支，首先潰敗，戰局隨之表現出一邊倒的態勢
宋軍此戰損失之大，約與岐溝關之敗相當，而且此戰敗後，河北邊防大開，遼軍先後攻掠邢州、深州、祁州，甚至還超出河北路範圍攻破了京東東路境內的德州。
史稱「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創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鬥誌。
河朔震恐，悉料鄉民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陣，但堅壁自固，不敢禦敵。敵勢益振，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鹵士民。
所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取村墅子女，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鹹被其禍。」
由積極防禦轉入消極防禦
君子館戰後，北宋對遼軍事策略全面轉向消極防禦，這有以下數點具體體現。
第一，北宋朝野上下反戰呼聲更加高漲。
君子館戰後，大臣趙普、李昉、張洎、趙元僖等相繼上書，對邊防發表意見，如陳王趙元僖明確認為「深溝高壘，炳燧鳴刀，來則禦之，去則勿逐。
」趙孚認為應當「議定華戎之疆，永息征戰之事。立誓明著，結好歡和。」
這種反戰議和的思想在兩年之後發展更甚，端拱二年（989）正月，太宗向群臣征詢對遼的防禦策略。
張洎建議宋太宗「思安危之大計，念攻守之良謀，內修政經，外勤戎略，罷天下之不急之務，停土木之功，減官吏之宂員，省錫賚之優澤，收聚財貨，訓練師徒。
」等到休養生息之後徐圖北伐；王禹偁則明確指出宋太宗發動的對遼戰爭並沒有得到人民支持，「而邊民蚩蚩，不知聖意，皆謂貪其土地，致北戎南牧。」
這些意見的共同之處，就是建議宋太宗打消或者暫時放下收復燕雲的想法，專心恢復國內經濟鞏固防禦，對遼維持防禦態勢即可。
第二，對遼的軍事防禦部署開始變得呆滯消極。
君子館戰後，北宋雖然加強了河北路邊境駐軍，但是在部署上，逐漸表現出以定州為核心，環繞周邊的兩條主要河流唐河、徐河，加強周邊的保州、威虜軍、靜戎軍、雄州、霸州等州軍城的駐軍，逐漸形成了後來的定州大陣的雛形。
這樣，一方面是城防守備部隊的兵力加強，另一方面，已經受到重大損失的野戰機動部隊卻沒有得到足夠多的補充和休整，這就明顯體現出了宋太宗要進行消極防禦的戰略意圖。
第三，宋太宗對武將的不信任愈加上升。
太平興國八年（983）彌德超誣告曹彬的事件，頗具有代表性， 足可見太宗對於太祖時期留下的舊臣和武將頗不放心，必要借機打壓以維持自己至高無上的君王地位。
雍熙四年起，宋太宗逐漸加大了文官統軍的比例，雍熙四年（987）五月「以侍禦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並為如京使，殿中侍禦史柳開為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使」的事件可以看做是標誌性的事件，為文臣換任武職，說明太宗更多地希望任用文臣而非武將。
從這一點來看，太宗已經不再將恢復疆土作為己任，而更多地將註意力集中於如何穩固自身統治，避免再次發生類似五代十國時武將尾大不掉、威脅皇權的情況。
作為專制政體的最高統治者，這種思想傾向表明他對軍事形勢感到失望。
在整體軍事策略轉向消極的情況下，對遼戰事也體現出了明顯的消極色彩。
結語
宋太宗時期在對遼軍事策略方面「積極進攻—積極防禦—消極防禦」的轉變，是基於多方面因素的綜合結果。
在這一點上，宋太宗仍然不失為一位合格的、成熟的政治家。
宋初，尤其是太宗朝與遼基於「領土糾紛」導致的軍事沖突對東北亞地區的政治格局重塑有著重要意義，並且對中國十世紀以後的歷史產生了深刻影響。
參考文獻
【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
【2】（宋）李攸：【宋朝事實】，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版
【3】（宋）李埴：【皇宋十朝綱要】，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