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些年輕人來說，上海市嘉善路鼎新大樓裏有一處特殊的空間。
它藏在這裏的一間公寓內，幾位年輕人合租在這裏。公寓20多平方米的客廳裏擺放著辦公桌、電視、吧台，還有兩個沙發。下班後，年輕人們喜歡坐在沙發上，一起看電視，聊天，有時候聊到淩晨1點才回各自房間。平日裏，大家也會約著聚餐、看展覽，或者去外地旅遊。
「我們就像家人一樣。」一位住戶覺得，這裏的室友關系溫暖而友善。有人晚上想吃碗面，其他人陪著一起吃。有人因玩滑板骨折住院，每個人都帶著東西去醫院看望。
在這個「家」裏，碗筷、米面都是公用的，很多食物也是共享的。一位年輕人租下了這間公寓，並找到了更多誌同道合的人一起居住。搬到這前，他們並不相識，但他們匯聚到這，都有一個目標：建立一個溫暖舒適的共居空間。
在上海，這樣的共居空間還不只存在於一棟大樓。租客任彬第一次搬進類似的一間公寓時，就被那裏的沙發、餐桌、大窗戶吸引。很多年後，他依然記得第一次走進房間時，看見很多人坐在客廳裏，「感覺很舒服」。
「目前各種租房模式存在一些問題，年輕人想要探索一種不同的租房生活方式。」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博士莊皓琰從2020年開始關註這種共居空間。他註意到，不同於傳統上基於血緣和地緣的共居，這種共居更多是年輕人自由選擇的，「住客們知道自己想要什麽，並透過自治維持合租生活，像一種社會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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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進這種共居空間前，任彬沒想過還能這麽多人一起住。不過，這種「像宿舍一樣」的生活一直是他期待的。
他在南京上大學時，和十幾個同學住在一個三室一廳的大宿舍裏，一群人在客廳打遊戲、玩狼人殺，聊體育、音樂和藝術，「感覺就像家人」。
大學畢業後，他到上海一家公司做影片剪輯。因為還想像大學一樣生活，他特地選擇了一個帶客廳的房子，並在客廳裏擺放了茶幾、沙發、地毯，和一個同事合住。但室友很少到客廳來，兩人除了見面打聲招呼，幾乎不怎麽說話。
有一次，他見室友看綜藝，提出一起看，室友沒有拒絕，但「不太想進一步交流」「總覺得有距離感」。3個月後，室友找到女朋友，兩人互動更少了，直到後來室友搬走。
任彬說，為了合租，他看過好多套房子，發現客廳要麽很小，只有幾平方米，要麽沒有窗戶，要麽被當成儲物間。有的房子客廳裏比樓道還亂，「雜物亂堆」，每個人的房間都安了密碼鎖。「有種一進門還沒有回家的感覺，要再進一個小門才能回家。」
看到共居空間招人的貼文後，他「抑制不住激動」，立刻報了名。
和任彬一樣，方庭也是想和他人產生連線，加入到共居生活中的。
來到鼎新大樓前，她住在浦東新區一個loft公寓裏。那個房子在頂樓，從窗外望去能看到壯麗的城市高樓大廈，還能望到別人家露台上種的油菜花。
剛住進去時，方庭很開心，她在屋裏很多地方都放了軟軟的毯子，還專門發了一篇小作文表達喜悅。但這種喜悅沒過多久就消失了，她愈發感到孤獨，「每天晚上回家都是冷冰冰的墻壁」。
她的作息變得混亂，常常到淩晨兩三點才睡，工作效率也變得低下，「覺得沒什麽驅動力可以把我拔起來」。
方庭覺得，問題在於沒有人跟自己說「廢話」，「當你擁有越來越少關系時，你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自由，當你沒有關系時，就擁有了無限大的自由，而無限大的自由是會坍塌的。」
吳力很能理解這種「壓抑」的狀態。他曾在上海獨居過1年多，有時候在工作上感到疲憊，受了委屈，他很想找個人吐槽或分享，但他在上海沒有朋友，「只能一個人在屋裏消耗，有情緒沒法排解」。
他開始周末組織觀影、讀書會等活動，「創造一個這樣的環境來改變年輕人原子化的狀態」。
吳力說，自己在一家汽車廣告公司工作，日常工作是給不同平台投放汽車廣告。作為汽車產銷鏈條上的末端一環，他常常覺得自己是一顆隨時可能被替換掉的螺絲釘，「換掉你，系統照樣執行」。
每次加班嚴重，他就去天台上躺會兒，「整個人很放松」。他覺得大家坐在一起，吹著晚風，看星星、聊天喝酒的場景就像以前村裏的人坐在廣場上觀影，「有社區感」。
不過，活動中的社交關系大多時候「短暫且不穩定」，吳力覺得共居能帶來「朝夕相處的信任感」。看見別人辦公共空間，他也租了一個公寓打造共居空間，同時在客廳舉辦公共活動。
吳力覺得，共居空間提供了一個據點，「它能讓你紮根，跟人產生連線」。
2020年夏天，莊皓琰曾在上海的兩個共居空間裏對住客進行訪談。他註意到，不少住客是因無法出國而留在上海實習的留學生，「新冠疫情切斷了他們的社交聯系，他們選擇共居來彌補之前缺失的社交需求」。
住客薛莉還記得疫情時獨居在家的感受，「每天找不到人說話」。薛莉說，當時樓裏沒有人感染，她挨個往住戶的門縫裏塞小紙條，建了一個100多人的群，還邀請鄰居來家裏聊天，給20多個人剪過頭。
「住的地方除了睡覺外，有一些人的連線會更加分。」2022年9月，薛莉在任彬的幫助下，在黃浦區建立了一個共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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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日常合租，類似的共居空間更加註重公共空間。任彬的室友程子健說，有的房間住了兩個人，對客廳使用程度高，房租也會相應提高一些。
任彬和程子健住在一個房間裏，每個月房租1900元。房間裏除了兩張單人床，幾乎再也放不下什麽東西。但任彬並不在意，他更喜歡在客廳裏待著。有室友看到他，會主動和他一起看電視、聊天。
「客廳裏24小時都可能有人，特別有人氣。」一位室友說。
在任彬看來，客廳裏的氛圍主要取決於住客的性格和參與度。
他記得，曾有室友喜歡在客廳辦公，引領了一股在客廳辦公的熱潮。程子健喜歡攝影，每次洗菲林，都能引來一群人圍觀。還有的室友喜歡練健身操，常帶著大家做操，鍛煉身體。
因此，申請入住上海幾家類似的公寓，都要線上上填寫一張申請表，還要經過面試等環節。申請表上除了有工作機構、生活習慣的資訊，還設定了一些開放性問題，比如，個人擁有的技能、關註的議題；想在空間發起的活動；想參與共居哪方面的建設，「職務」包括活動策劃及協調員、兼職財務等等。
「我們希望看到這個人的興趣，閃光點，也希望他住進來之後給空間帶來一些東西。」一位共居空間發起人在一次線上討論會上說。
「申請表本身是一個門檻。」吳力說，有的申請者誠意、動力不夠，連字都懶得寫，會首先被篩下去。
為了更了解申請者，有的共居空間面試時會邀請申請者來家裏吃飯。「一個人身上能傳達出很多資訊」，任彬見過有人來時拿著一束滿天星，有人臨走時帶走了門口的垃圾，而有的人面試時像是來談專案，「總把最精英的一面展示給你」。最後，過於「精英」的人，他覺得不夠真誠，沒有投票。
薛莉希望每個住戶「是有獨立思想的人」。她面試過一個剛剛辭職、失戀的年輕人，其他人都投了透過票，但她沒有投，「他渴望在這裏找到朋友，戀人，找到生活的支撐，對共居期待太高了。」
「面試就是面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熟悉對方想要什麽，自己想要什麽。」任彬說。
入住空間後，每個住客需要上交幾十元，作為空間的公共基金，並就空間的日常事務進行討論、投票，形成空間的共識。
很多共識都是一點點摸索出來的。任彬記得剛開始時，每個人要輪流倒垃圾、拖地，但大家下班回家後常常已經很累，沒有力氣幹活兒，於是改成只倒垃圾，「順手就能幹」。
以前，沙發客居住時間不受限制，後來，大家發現，沙發客住久了，容易和室友出現矛盾，他們便將沙發客居住時間調整為一周。
不同於篩選室友，很多事只要少數服從多數就可以，但有時候這種方式也無法解決問題。莊皓琰記得，有一次，一個共居空間討論是否買冰箱，如果買就要移走門口的鞋架。結果，只有一位室友反對買冰箱，這位室友有些生氣，說自己一直是少數，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為了維護室友關系，大家最終還是想辦法，為這位室友辟出一小塊區域單獨放鞋。
「團體越小，每個人的意見的重要性就越大。」在莊皓琰看來，公共空間想要執行下去，需要每個人都積極參與討論，又不能以自我為中心。
在有些事情上，住戶們還需要具備公共精神。一位室友發現有人長達1個月外出不在家，提出是否可以按天收房租，大家就此討論，發現如果這麽算房租，那也應該根據使用客廳的時間收水電費，但真要這麽細算，很難算清楚。最終，住客們還是決定按照原來的方式收錢，「不能光考慮自己那點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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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居空間，「邊界感」也是影響和諧的因素。
住客們記得，有一次，有人吃了一位室友冰箱裏的食物，這位室友很生氣，從那之後，共識中增加了冰箱最下面兩層食物不能動的內容。
還有一次，大家一起做飯，一位室友正在做菜，另一位室友在旁邊指指點點，做飯的室友面露不快。有室友看到這一幕，提出有人做飯時，其他人保持安靜。這條建議被寫進了共識。
「我們開玩笑說都是家人，但如果真的把這當成原生家庭就不太合適了。」程子健說，他們希望每個人能理性地和他人相處。
在幾個共居空間，有個不成文的共識是，住客裏如果有人發展成戀愛關系，就要搬離空間。
「戀愛是一種占有。」薛莉解釋，有戀人室友吵架，其他人會左右為難，容易影響空間和諧。
為了讓空間氛圍更好，幾個共居空間的人平時也會經常交流營運空間的經驗。
在討論會上，吳力表達過自己的困惑，說有室友希望每周定期開會，分享看到的書、工作心得。但他擔心有人不願意被強制參與公共生活，「在公司做PPT，回家還要做PPT」。
針對他的困惑，一位在洛杉磯共居空間的住客建議，「家庭儀式」很重要，但是聚餐相比開會更適合中國的文化，「更少有思想負擔，又有可能發生一些即興的對話。」
那天，討論會開到了淩晨兩點多，很多人已經困意連連，還在堅持討論。
吳力相信，一個好的共居空間能夠帶給年輕人很多情感支持。
在這裏，他能回想起來很多生活片段。比如哪次吃飯放的鹽多了、聊了哪些八卦、誰做的菜最好吃，還有大家一起吃著爆米花看電影、吐槽綜藝橋段的場景。
「你感覺生活特別有生機。」吳力將這種感受稱為「居家感」，「它沒有什麽成本和代價，不像和朋友吃飯，1個月吃一次，還要考慮自己穿得好不好看。這種松弛的互動更加舒服。」
有室友找工作不順利，其他人幫著她分析自己的優點，面試可能存在的問題，適合做什麽工作。
有人幫著一個單身室友介紹朋友，見兩人進展緩慢，其他室友都幫著出主意，給出增加女生好感的建議，分析兩人在這段關系中的心理。
除了情感支持，吳力覺得，共居也可以讓年輕人應對更多「不確定性」。他們在租房合約中規定，如果有人損壞公物，和室友、鄰居多次發生矛盾，其他室友可以開啟「彈劾」機制，與其解約。
薛莉所在的空間就「彈劾」過一個室友。這個室友面試時表現得很正常，但入住空間後，用公共基金給自己買東西，還拒絕和其他人溝通。被「彈劾」出空間後，他又將臥室的衣櫃砸碎，以未退押金為由，將薛莉告上法庭。
被告時，薛莉不幸骨折，推遲了幾個月才開庭。令她欣慰的是，「全家」都陪她出庭，有室友專門穿了西裝三件套，「特別有氣勢」。薛莉說，這件事不僅沒有讓她喪失對共居的信心，反而讓她看到了共居的意義。
疫情期間，因為緊密的室友關系，大家也沒有感受到居家的痛苦。任彬記得，上海封城期間，住客們透過不同渠道買菜，在網上紛紛搶菜的時候還能吃到部隊火鍋、巧克力，喝到牛奶。
那段時間，他們經常一起做飯，看電影、玩桌遊、談心，討論有關共居的話題，還錄了幾期播客，「輸出的欲望很高」。
他們常在一款軟件上分享日常生活。有人記錄當天分到的物資，有人寫下一位住客離開時哭泣，其他室友逗他笑的場面，還有人在軟件上開發了一個記錄得分的程式，讓輸的人倒垃圾、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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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居空間並不是完美的。這裏的流動性大，很多住客因為戀愛，或者去外地工作，租住時間不超過半年。
這使得在住室友要不斷面試、適應新來的室友。有時，他們面試三四個人也沒找到合適的室友，房間因此空置1個多月，其余住客不得不平攤這間房子的租金。有的空間還要想辦法賺錢，來抵消空房的風險。
據莊皓琰觀察，目前，共居空間受到社區、租房市場多方面的限制。「業主們對於租戶都是抱有懷疑的態度，尤其對於多人合租的模式。」
任彬所在的共居空間當時要搬家，就是因為房東頻繁接到鄰居投訴。任彬說，當時他們經常舉辦活動，不斷有人進進出出，鄰居大爺向社區舉報是群租房。雖然後來證實這裏不是群租房，但還是有人一直舉報，「半年內舉報了3次」，房東不堪其擾，不願再租房給他們。
後來找鼎新大樓的這套房子時，任彬看了近百套才選出來。任彬說，房子多數都是三居室，好不容易選出來3個房子，其中兩個房子的廁所數量不夠，另一個房子的客廳沒有窗戶。最終，3個房子投票都沒有超過半數。
搬家後，為了搞好社區關系，任彬常常和小區的工作人員聊天。疫情期間，家裏4個人都去做誌願者，幫助小區分發物資、做核酸檢測，有會日語、英語的室友還專門負責和小區的外國人溝通。
幾個月下來，整棟樓的人都認識他們，居委會的工作人員見他們人多，還特地給他們多發了一些物資。
任彬喜歡在共居空間的時光。不久前，他因為戀愛搬離了公寓，但他還是在這裏保留了一張床、按時交房租，並時不時回來住兩天。有人發起話題討論，他總是報名參加。
任彬希望，即使是戀愛、結婚，也能過上這樣的共居生活。他想象，如果有一層樓房能容納四五戶家庭，每戶家庭住三四個人，也能建立起來共居空間的這種情感。
「好的共居經驗是可以人傳人的。」一位曾經住過共居空間的住客說，不少室友離開上海後，將這裏的共居經驗帶到了其他城市。
「大家的這種行動力和對生活的探索很打動人。」程子健說，在這裏，他看到了「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有的室友從事物理治療方面的工作，一邊旅居，一邊探索不同國家的共居空間。有的室友在美國讀博，休學1年，專學跳舞。
他希望未來自己也能「處於流動狀態」，一邊工作一邊探索世界。
林木在鼎新大樓的公共空間當過1周多的「沙發客」。來這前，她在廈門一家公司擔任活動策劃。她總覺得身邊沒有可以說話的人，「精神沒有歸宿」。
為了找到一個「可以隨時見面、聊天」的圈子，她花3個多月時間，跑了十幾個城市，參加過讀書會、工作坊各種各樣的活動。但每次都覺得「聊得不痛快」。
來到共居空間後，她覺得這裏的人很友善，常和大家一起吃飯、聊天。她還組織了一次婚戀主題的討論會，談論自己在婚姻上的困惑。
討論持續了1個多小時，林木說，她的困惑依然沒有答案，但這裏的年輕人鼓舞了她，「找不到的東西，你就自己去創造」，她想起一次活動時聽到的話。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任彬、吳力、薛莉、林木、方庭為化名）
文/尹海月
編輯/倪家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