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原文当为「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是明代诗人曹学佺的著名对联。意思是说，讲义气的多半是从事卑贱职业的普通民众，而有知识的人却往往做出违背良心、背弃情义的事情。
这种说法应该说是有根有据的，虽然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
我多年来一直思考这种现象，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目前我想出来的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道德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而实践性恰好是普通民众的强项和读书人的弱项。
道德这个东西关键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普通民众不善于表白，喜欢直接把道德观念诉诸行动，他们用行动说话，就显得很实在。知识分子则不然，他们善于说，而且说的话总是道貌岸然，但未必真有执行力。维护道德往往需要做出个人牺牲，读书人未必有这个勇气，于是就露馅了。当然普通民众也未必都有道德实践的勇气，可是人家也不唱高调，所以即使做点不道德的事，其言行反差也没有那么刺眼。
还有，道德行为对人的思想要求反而是单纯的，道德行为往往出于极其简单的想法，甚至是本能，而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思考。比如说某人路遇有人落水，跳下去就救人，结果把落水者救上来了，自己差点淹死。记者感动得不行，忙来采访，问道：「您跳入水中那一刻，心里怎么想的？」答：「什么也没想。」记者大失所望，感叹见义勇为者文化不高，缺乏文学气质，正是做文章的好时机做不出文章来。其实这位英雄说的是大实话，而那位记者问的则是个书生气十足的傻问题。有道德的人往往都是思想单纯的人，他认准了一个理儿，就去做，就这么简单!读书人喜欢把什么事情都弄复杂，殊不知思想一复杂，行动就有可能不坚决了。
第二，知识分子的依附性比普通民众强。
读书人是耍笔杆或者吃开口饭的，不是第一产业也不是第二产业，不属于「实体经济」，搞的是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软实力是要以硬实力为靠山才能发挥作用的，吃开口饭也好，耍笔杆也好，也必须有靠山，你得靠在什么实体上，为某些实实在在的人服务，才能有饭吃。所以读书人往往更需要「看人脸色」，难有独立性。知识分子要保持真正的独立（像鲁迅那样），也不是不可能，但你可能就要准备付出坎坷一生的代价。一般读书人缺乏这样的气节，就只好做很多心口不一的事情，在别人看来，自然就是「负心」了。普通民众也不是没有依附性，但凭力气吃饭，干完活回家，不必说那么多违心的话。他们的道德困境比较少。
我观察今日读书人的言论，虽然五花八门，但主要派别是两个：一些人是为多数老百姓说话做事，背靠多数人，一些人是为有权有势有名的精英说话做事，依赖少数人。我比较赞成前一种人。我认为实心实意为多数老百姓着想，坚持不变，就是有道德的。有人说，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若真的能做到言行如此分裂，不知其神经系统是什么情况。我看他骨子里还是为极少数人谋利益。读书人嘴巧，善于用大词汇掩盖自己的小意图。比如有人一方面极力主张关怀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又宣称「我不在乎大国崛起」，请问国家不富强起来，谁来扶持弱势群体？靠你们这些口吐莲花的读书人吗？指得上吗？国家兴衰我不在乎，这种观点，只能对极少数「牛人」有利，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吗?很多读书人明明是依附着少数人，却不愿承认，硬要装出一副关心全人类的架势，一看就不真诚，难免受「负心」的责难。
第三，读书人语言欺骗的能力强于普通民众。
人是一种「意义动物」，也就是「非讲道理不可」的动物，干什么都要「师出有名」，起码要占领一个「道德阵地」，最好是「道德高地」。狼吃羊，事先不会发表宣言论证自己吃羊的正义性。人与人之间争斗，就不能这样简单，要宣战，要发檄文，先得有一套说辞，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是替天行道。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不像动物之间全靠硬实力，而是必须伴随软实力，文斗武斗双管齐下，且总是「先礼而后兵」。这样一来，在人类社会，实力之外，谁能言善辩，谁就更有优势了。读书人就占了这个便宜。一个人词汇丰富，语言能力强，解释能力就强，他就有条件把自己的行为都进行道德包装，既方便欺骗他人，也方便欺骗自己。动物是没有这种本领的，他们也不需要此种本领。
比如两个行人看见有人落水了，都没有去救。其中一个人头也不回走了，事后别人问及此事，他说：「我怕救不了别人，自己也淹死。」然后就拒绝谈论此事了。另一个人则说：「按理呢，我应该跳下去救他，可是我又一想，救人毕竟有危险。我才三十多岁，落水那个人我看起码六十岁了，他对社会已经没有什么贡献了。我去救他，万一我出了危险，太不值了。现代人应该理性，所以，从社会整体利益考虑，我的选择很合理。」我们可以猜想，这第一个人多半是一个普通民众，而第二个人则是一个「文化人」，肚子里墨水多。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没做高尚的事情，他也不觉得自己高尚，后者明明没做高尚的事情，却感觉自己很有水平。这就是读书人与一般民众的区别。
再举个例子。小日本打进中国，某村民当了伪军，成了汉奸。有人责问：「你为什么做这种事？」答：「混碗饭吃。」汪精卫也当了汉奸，他就不这么说，他说他这是「曲线救国」。你看他的回答多么高大上。普通百姓干坏事，即使不能忏悔，起码他也不给自己戴高帽，文化人就不行了，他们明明干了大不道德的事情，却非要披着道德的外衣，给自己梳妆打扮一番。这就特别刺眼，特别讨厌，特别有欺骗性。而文化人之所以能到这一点，盖因他们有文化，肚子里装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说辞，可以随时拿出一样来为自己脸上贴金。一般百姓没设么大学问，说谎也说不出花花来。所以你看，历史上著名的道德败类几乎都是文化人，而著名的道德模范却有不少文化水平不高者，比如荆轲、狼牙山五壮士、雷锋等等。
第四，人们对读书人期望值偏高。
俗话说，知书达理，把「知书」与「达理」并列且相连，给人的感觉，这里面有个因果关系——知书者必定达理。其实这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一个人有学问，有专业知识，并不能保证他必有道德。但是一般人似乎都觉得应该如此，所以每当知识分子做出了不道德的事，大家都格外震惊，好像这种事不该发生似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于是发出「负心多为读书人」的感慨。所以我想，今后我们就不必把文化人想得那么高了，他们自己，也不必端着架子，活得那样累。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普通百姓，总还是希望知识分子品德最好高于社会平均值，因为他们大多是教育者和善于影响他人的人，如果他们自己道德上就不靠谱，做为家长，把孩子交给他们教育，可怎能放心？
总起来说，「负心多是读书人」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它主要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造成的，建议每个自认为知识分子的人引以为戒。
2015，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