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杀、惊险刺激的逃亡，这些电视剧中的情节，曾真真切切发生在黄子洋身上，成了他一辈子埋藏在心中的伤，总忍不住去看，却又不敢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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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黄子洋，典型的80后一枚，心高气傲和自命不凡是我的真实人生写照，地主的身子伙计的命，是我30年来用血的教训得来的验证。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梦想做老板，挣大钱。我开过面馆，摆过摊，批发过蔬菜，但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2012年的春天，我投资七八万在县城的早点生意再次赔钱欠债后，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决定去日本打工。
朋友的姐姐在日本留学，业余时间在便利店打工，一个月有将近两万的收入，多么诱人的数字呀！我立刻行动起来。
2013年1月，我选准了一家劳务公司，与日本单位网上视频面试。最后，我和县城另外两个小伙李德明和张海涛，一起被东京一家建筑公司——大野工业录取。
交完了劳务费（相当于介绍费）大概六万左右，1月底，我们开始在劳务公司的安排下学了三个月日语，紧接着就是等待签证的下发，护照办理。
一切顺利完成，2013年5月，我们按时由上海搭乘飞机，飞往目的地东京。
负责接机的是日本境内的中国劳务介绍人，一个30多岁的小伙儿，高高的个子，足有一米九多。他推了一下横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伸过一只蒲扇般大的左手:「你们好！我叫王凡，以后去了公司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寻求我的帮助。」
我们随王凡回到劳务派遣会社，会社是个日式典型洋房，院墙是花式围栏，不到一米高。见我们很诧异，王凡笑着说:「院墙只是起个装饰作用，这里治安很好，没有小偷，你们尽可以安心。」
我们被安排在二楼宿舍，没有床，只有榻榻米，这是因为日本经常地震，睡床不安全。安排好后，王凡给我们一人发了六万日元生活费，继续学日语，适应一个月。
接下来的一个月，王凡负责带我们大致了解了日本的风土人情和禁忌，为我们适应日本当地的工作做好准备。
而这一个月是我在日本的几年时间里面，过得最开心的仅有的一个月。
日本街道非常干净，沿途看不到一点脏污，哪怕一块石头子也难发现。单凭这一点，我们三个由打心里对日本，从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反感，慢慢转变成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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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底的时候，日本会社的老板在王凡的带领下，到劳务派遣会社来接我们。老板五十多岁的年纪，平头、微胖、一脸横肉。那时正值夏天，他穿一件白色的T恤，露出的两条胳膊上刺满了纹身。
日本老板同我们一一握手，说:「我是渡边淳一，大野工业的老板，初次见面，往后还要拜托各位!」态度十分友好，又给我们买了很多衣服，我们很感动，最后才知道是工作服。
收拾好东西，我们坐上渡边淳一的豪华轿车，往位于东京新宿的大野工业株式会社疾驰而去。在路上，我们憧憬着即将工作的单位，到底是一个多么豪华多么气派的公司？最起码住的地方不说比劳务会社好，但也不至于比它次吧？
事实令我们傻了眼，下了车，渡边淳一往旁边一努嘴，说:「那是你们的宿舍。」进入眼帘的脏乱差，让我恍惚到了印度的贫民窟，我们的心一下子凉到脚后跟。
没办法，既来之则安之，往上搬东西吧！
进去后，我们才发现狭小拥挤的空间居然早已住了五六个前辈，更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第二天我们来到工地后才知道，即将面临的工作内容也不尽人意。
因为防火材料有毒，工人必须每天戴着厚厚的防护服，只露两只眼睛看路，打老远一看，感觉自己像是执行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宇航员，这与来时劳务公司介绍的大相径庭！
但工资还算可观，与他们承诺的出入不大，一个小时918日元，合人民币60多元，一天500元！为了钱，我们只好选择忍耐，况且来时我们交了6万劳务费，中途回国的话不但不给退，还要承担巨额违约金。
为了节省开销，我们这个不到90平米的宿舍，渡边淳一竟然安排了8个人居住，拥挤、埋汰、刺鼻的汗臭味充斥着整个促狭的空间，洗脸、洗衣服、 做饭都要排队。
就这样，我和李德明张海涛在煎熬中干了两年。
2015年6月，受日本行业大环境影响，大野工业公司业务滑坡，渡边淳一开始想方设法裁员，但因为有合同制约，如果他单方面开除员工，也要赔偿违约金，他不好明目张胆开除，于是想法挤兑我们。
渡边淳一总是在我们耳边念叨:「你们不想家人吗？如果想回家可以早回国，我和你们劳务公司说，不让他们罚你们违约金。」
我们都不接招：「没事，我们出来就是为了挣钱的，如果离不开家，也不会到这来。」
渡边淳一只得作罢，但我发现他看我的眼神开始有点异样，说不出来，但就是让人不怎么舒服。
我不知道的是，那时的我在渡边淳一心里，已然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想尽办法不能劝退我们，渡边淳一让公司里的翻译找到我们，说:「老板看你们赚钱不容易，给你们想了一个省钱的方法，就是把发的工资一部分不通过工资卡，私下给现金，但前提是你们必须想方设法搞到发票，用假发票做假账。」
翻译当场给我们算了算，这样一个月能省好几万日元呢！相当于省了好几千人民币。我们一听还有这等好事，于是便开始想办法弄发票，我想起朋友的姐姐在日本便利店打工，兴许她能帮忙。
我从朋友那要到了他姐姐的微信，加上好友，又约着见了几次面。姐姐叫刘芸香，很热情，在她的帮助下，我每月基本都能上交一定数量的收据发票，但离需要的还是差得很多。
没补上的那部分差额，会社最后要求用工资抵账。哪曾想，这样一来，我们竟然比没上交发票前的工资还少了！也才发现，我们早已落入了渡边淳一的圈套，而且越陷越深。
我们找会社理论，渡边淳一却凶相毕露。没办法，我们只能吃闷头亏，与此同时我开始寻求网上帮助。
3
2015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加上了一个在日华人法律群，群里一位在日华人律师告诉我，渡边淳一利用我们为公司做假账，我们也直接成了帮凶，这样的事日本不少，他特意提醒我收集证据，以免最后被连累！
在律师的建议下，我渐渐减少向公司提供假发票。渡边淳一向我们索要假发票时，我又偷偷用电话录了音，以备不时之需。但此时的我还不想与老板翻脸，因为听一个前辈告诉我，渡边淳一是日本黑社会山口组的成员，只能暂时忍着。
让我下定决心不再委屈求全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10月，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我随一个日本工人驱车前往名古屋工地，他开车，我坐在副驾驶。因为司机熬夜精神状态不好，我迷迷糊糊刚要睡着，只听「砰」的一声，我感觉自己突然之间喘不过气来。
睁开眼一看，安全气囊已经打开，驾驶室里烟雾弥漫，我这才知道，出车祸了！
我的腿已经被撞击变形的车门挤住，动弹不得。路人赶紧报警，消防员撬开车门将我救出来，立马送到医院，结果我们两人都是胸部和脊椎扭伤，全都戴上了固定支架。医生告诉闻讯赶来的渡边淳一:「最少休息半个月。」
但在第二天，渡边淳一就想让我们继续工作，那个日本人知道是自己闯的祸，没办法，只能带伤工作。
我却坚决不去，并且告诉他，如果强逼我，只能东京法院见了。渡边淳一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把一柄匕首一下插入桌板上，不再说话。
看到他那狰狞的面目，我知道，接下来等待我的绝对不是面包和牛奶，我应该早做打算。
我用微信告诉刘芸香，请她立马给我找个工作，如果撕破了脸我就去打黑工，听说挣得还更多，到时我也不怕赔偿违约金。
好在休息半个月过后，我基本恢复了正常状态，一边开始一如既往的工作，一边伺机出逃。
10月底，渡边淳一向我索要发票，我说没有，他立马恼羞成怒，说这个月工资我就不要想了。我和他大吵一架，扬言要告他们，起初他装作不以为然的样子，说:「爱哪告哪告，老子不怕。」
就这样僵持一个晚上，第二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态度180度大转弯，突然变得和蔼起来，还把工资如数发给我。
但得知我情况的一个前辈告诉我：「你最好跑吧！他们手里有枪，上回就有一个工人被他们打跑了。」
我不知道渡边淳一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我知道，为了保险起见，我只能出逃。
我提前把行李在休息日的时候偷偷转移到了刘芸香那里，准备就绪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住到了刘芸香早给我安排好的旅馆里，正式出逃。
那一夜，在旅馆的大床上，我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4
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我的电话、QQ、微信被打爆，我一律不接，全部拉黑。妻子在国内也哭着发来视频，说会社在整个日本到处找我，还通过预留的电话打电话到国内，要求她劝我回去。
妻子泪眼婆娑地在视频里哭诉：「他们说如果不回去，要让咱赔偿30万元违约金，并且你去时的担保人也会受到牵连。」
望着妻子担心不已的样子，我突然感到害怕起来。
正在我反思、后悔自己没有深思熟虑就跑出来的时候，刘芸香也发来语音信息，哽咽的声音让我心里一沉。
原来，她今天早上上班刚走到便利店门口，两个身穿黑色西服的粗壮男子突然截住她。
黑衣男子掏出一张发票给她看，说:「我们是根据发票地址找来的，别耍花招，我们知道黄子洋让你给藏起来了，你最好把他交出来，与你任何关系都没有，否则，你私自偷打假发票的事我们会告诉便利店，到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临走，黑衣男子威胁刘芸香说她不但工作不保，签证也会作废，还有可能坐牢。他们要求她迅速联系我，让我下午给会社打电话，否则后果自负。
撂下话后，两人扬长而去。
想着刘芸香在日本奋斗了五六年才安下了根，如果一下子把她打回原形，可就一辈子全毁了。
刘芸香哭着问我怎么办？我只能拍着胸脯说:「刘姐，我不能连累你，我去自首。你放心，他们不会举报你的。」
放下电话，我思量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把电话打给渡边淳一。渡边淳一让翻译接的电话，翻译态度十分客气:「哎呀！黄子洋呀！你可把我们急坏了，有话咱们好好说嘛！渡边老板说了，只要你回来，他既往不咎。」
几句客套下来，大家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跟我预想的暴风骤雨结局完全不一样，但越是表现的平静，越让人觉得暗流涌动。翻译要了我的地址，表示马上派车过来接我回会社。
坐在旅馆，我总觉得事儿有点不对劲，渡边淳一什么事都能得做出来，毕竟他是黑社会，前辈说他前几年差点打死过一个菲律宾工人。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后悔把地址这么轻易地告诉他们。
我立马拨通了劳务会社王凡的电话，王凡一听是我的声音，着急地说:「子洋，你可把我吓坏了，我给你打电话发信息也发不出去，你现在在哪？」
我说自己在大久堡宾馆7楼103室，渡边淳一已经派人出发来接我了。
王凡一听赶紧说:「你千万不要去他那里，赶紧坐电车来我这，不要迟疑，放下电话马上行动，不然来不及了，性命攸关，你必须相信我一回，马上来我这，越快越好。」
直觉告诉我，听王凡的没错，我提起行李箱，就下楼了。
在宾馆前台办完退房手续，我拉着行李刚要往电车站去，拐角处看到一辆急速开过来的黑色丰田，「嘶」的一声急刹停在了宾馆门口，四个黑衣男子从车上跳下来就往宾馆里冲去。
我心中一惊，这个点，这些人，细思极恐，这极有可能就是来「接」我的人，我拉着行李马不停蹄赶往电车站，尽量选择一些小路、绕进公园里面走，生怕有车跟着。
车站人流攒动，熙来攘往，正好掩饰住我匆匆的身影，我知道这时的我必须尽量保持住镇静，如果此时我心慌意乱，东张西望，必将引来便衣警察。
虽然我的在留卡期限还没过期，但日本警察盘问起来十分繁杂，会误了大事。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进站买票，东京车站人流十分密杂，我先是在路线图上找劳务会社所在的车站牌——「千叶站」，大概800日元。
我赶紧从钱包里找出1000日元的纸币，开始排队，前边竟然已经排了将近五十多人。
我住的旅馆离车站步行也就十几分钟，如果他们在旅馆没有发现我，肯定会第一时间赶到附近车站寻人。我焦虑不安地排在队伍中，尽量隐藏着自己，也隐藏着那双因害怕颤抖得厉害的双手。
我尽量把行李箱放到身子前面，以免被便衣警察当成怀疑目标盯上，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我觉得我的头发梢都是湿漉漉的，二十分钟漫长的等待后，我终于如愿以偿买上了去千叶的车票，赶紧攥着票跑到站台等车。
突然，一声口哨响吓了我一激灵，一个警察朝我这比划着走来。我想，这回是抓我的没错了，心瞬间被提到嗓子眼……
等警察走到，他用警棍指了指我脚下，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我踩到警戒线了，还好还好，虚惊一场。
这时车来了，门一开，我一个箭步窜上去，行李箱让我拽了一个趔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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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开动后，我没敢坐下，就等着到站时车一停，好麻利地下车，但这时我发现缓缓开动的车厢里有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在东张西望地走动，看样子不像是正常坐车的样子，倒像在寻找着什么。
我的神经开始紧绷起来，找到一个空座位坐下，把行李箱放到身子前面，两腿夹住，故意装作疲惫的样子，把头伏在箱子上，脸尽量不露出来。
我的心怦怦跳得飞快，日本的车厢静得出奇，仿佛都能听到我的心跳。
我从余光里瞄见那人从我身边走过，进入另一个车厢，但我没敢松气，我怕他再返回来。从始发站到千叶，一共七站路，我仿佛经历了七个世纪，在恐惧和煎熬中，车厢里终于传出一声:「千叶车站到，请您由右手门下车。」
门一开，我拉起行李箱撒腿就往外跑，出了站，我发现手机马上就要没电了，必须赶紧找到劳务会社，否则我就要面临流落街头的危险。
我打开导航地图，输入会社位置，终于在手机关机之前找到了劳务会社。
见到王凡的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王凡什么也没说，帮我把行李搬上二楼我以前住的那个宿舍。
他给我下了一碗面，说:「吃吧，你肯定跑饿了，吃完再给我讲讲到底怎么回事。」
吃完饭，我把渡边淳一怎么想方设法撵我们回国，又怎么利用我们弄假发票，我出车祸他逼我带病工作等这些事毫无保留地全部告诉了他，我还把偷录的通话录音也给了他。
王凡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还有，你出车祸我都不知道，渡边淳一就没告诉过我，这家伙太可恨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有前辈说你们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说了你也不会向着我们。」
王凡说了一句我至今都难以忘怀的话：「但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一刻，我热泪盈眶！
王凡告诉我渡边淳一不是省油的灯，回去我不会有好果子吃，好在我保留了证据，一定会让对方给我个说法。
夜里11点，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地响起，王凡接通电话，那头的渡边淳一怒气冲冲，叫嚣道:「我知道黄子洋在你那里，告诉他，我绝不会放了他，让他在你那里等着。」
王凡冷笑着说:「我看等着的是你，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自己清楚吧？我还告诉你，黄子洋手里有你犯罪的证据，有你要的假发票，有你让他们给你寻找假发票的电话录音，他本来要去东京税务所告你呢！」
渡边淳一那头开始支支吾吾起来，但嘴还是坚硬无比:「我没犯法，让他告，大不了我公司倒闭。」
王凡说:「先不说了，明天我去你那里，见面再谈。」不等对方回答，「啪」地一声把电话扣死。
挂完电话，王凡对我说:「工作是不能再回去干了，明天我去和他谈判，他们要的是你手上的证据，怕的是你去告他，找他要点赔偿，你还是回国为好。告他只是个幌子，咱出门打工，又是在异国他乡的，胳膊拧不过大腿。」
确实，即使我真的跑出来打黑工了，凭渡边淳一的人脉，找到我是易如反掌的事，我在日本已经待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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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两点，王凡开车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他看来是真的理亏了，我说如果让黄子洋告你，就你这小破公司立马就得垮台，他答应赔你一个月的工资，我把证据销毁。」
我听王凡这么一说，心里苦笑了一下，王凡递给我那个信封，说:「这是18万日元，飞机票我给你定好了，下午送你去机场，越早回国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我说:「好！」心里顿时涌入一丝暖意，眼泪突然在眼眶里开始打转。
王凡给我又做了一碗鸡蛋面，买了点路上吃的东西，叮嘱我收好护照，免得上不了飞机。一切收拾妥当，他开车把我送到东京羽田机场，目送我登机，他才安心返回劳务会社。
2015年11月，我终于回到那个久违的温暖的家，还没顾上和家人叙一叙话，便立马拿出手机，给王凡和刘芸香各发过去一条微信信息:「王哥(刘姐)，我已安全到家，感谢！勿念！」
到了晚上，王凡给我发信息，说他们劳务会社决定今后不再与大野公司合作，免得日后他们再干违法犯罪的事，劳务会社跟着惹祸上身。
他说:「十分感谢你的勇敢，不然我们都被蒙在鼓里。」
王凡还告诉我，从大野工业逃出去的研修生不下20人，大都是被打之后夜里出逃的，当时他们就以为是员工不服管，铤而走险打黑工，万万没想到全是渡边淳一捣的鬼，他一直用这招对付自己想要开除的员工，对我们他只是故伎重施。
鉴于是他们工作的失职，王凡已通知国内的劳务公司将我的押金退回。我回复了一句:「好的，谢谢！」此时的我，早已泪流满面。
经历这场日本打工和逃亡后，我的那颗心高气傲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休整半个月后，我重新在县里找了一份工作，安安心心地上班了。工资不高，但是那份归属感和幸福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作者 | 李永斌
每一份收入的背后，一定是对等的付出，远离家人、举目无亲、备受欺压……经过这人生的大风大浪后，黄子洋突然有点大彻大悟:钱不在多，够花就行，名不在大，不恶就行，权不在重，没有健康平安，一切为零，人生短暂，懂得安于平淡，才是大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