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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蚂蚱】中，蚂蚱上可是登堂入室的神明，下可以是下油锅也不解恨的祸害，作家借由这一上一下之间留存出来的巨大空间，来讲述强悍与软弱、尊贵与卑微、命运与生存等主题。在书名的一目了然之下，作家的审视目光和复杂情感，均匀地到达书中每一个人物的身上，愤怒与忧伤不加掩饰，其心可鉴。
生如逆旅，命若琴弦
——读王兆军长篇小说【蚂蚱】
韩浩月/文
作家王兆军先生数年前回到山东老家，写作村史、开办书院、传道授业，过上了一种被错认为「知识分子理想化的生活」。回归乡村，其中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但熟悉的生活场景，也激发着作家的写作动力，他用当下写作较为罕见的方式，花费九年，六易其稿，完成了主要以民国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蚂蚱】的写作，并于2023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说【蚂蚱】的写作方式较为罕见，是因为作为长篇小说，在村庄这个单一场景里，容纳了诸多人物形象。在长篇小说写作人物趋向少量、关系趋向单一的写作潮流下，【蚂蚱】颇显传统，它隐含了章回体的内在结构，使用了说书人的口吻，让这部作品在拥有民间叙事格调的同时，也显露着知识分子式的思考与批判。在长篇小说写作受到网络新文体、视频新内容的猛烈冲击的大环境下，【蚂蚱】读起来令人感到踏实。
【蚂蚱】
王兆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10月
西酒店，粮食市场，两大望族——村西吴家、村东赵家，洗衣洗澡的南大汪，村中供奉各路神仙的蚂蚱庙……一个曾经熟悉的村庄轮廓，随着情节的进展，也逐渐在读者脑海中建图，随之建立的，还有村里即简单又复杂的权力关系：顶着「清朝秀才」帽子来到民国的赵建章，光绪年间任职为「大练长」的吴云迪（也是西酒店的老板），在村里相互合作也彼此制衡。还有代表着宗教力量掌管蚂蚱庙的徐和尚，白衣飘飘、未卜先知的文化人赵琪……另有两大望族几代人与数十位被提名道姓的男女老少，让蚂蚱庙这个村庄，宛若【清明上河图】的一个角落。
在这部37万余字的小说中，唯一一个贯穿前后的人物是三福。三福是村里的「约地」（类似于村调解主任的职务），当过一段时间的「抹斗手」（粮食市场经纪人），他一生当中，把在县里当差的赵建章传授的一句话——「凡事，怎么好，怎么做」——当作人生信条，辗转腾挪于各种人与各种事之间，成为村邻之间、民与官与匪之间、本土与外界之间沟通交往的润滑油，解决了很多棘手难题。尽管三福是具备一定智商和情商、深谙人情世故的「老油条」，作者王兆军却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人物，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作品里花费了最多的笔墨，把三福塑造得生动而真实。
三福是书中少见的一位安然活到晚年的蚂蚱庙村人，他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周旋于各种危险当中，非但有惊无险，而且常常能占到便宜。在描写同时代人物的文学作品中，三福是把生存哲学看得最透彻、应用得最彻底的人物之一。作为读者，就算对他喜欢不起来，但也绝对恨不起来，因为三福本质上也是个可怜人：他有一双超过常人的长手臂，一条口吐莲花的三寸不烂之舌，唯一的生存目的就是能够在缝隙间扣出点养家糊口的粮食，品尝到点心掉下的糖渣所带来的稀缺甜味。
有关吃的问题，是【蚂蚱】的描写重点之一。小说对田地里的农作物种植、院子里的粮食加工、锅碗瓢盆中的口粮口感，有着详细的描写，蚂蚱庙村全村人的喜怒哀乐，很多时候都围绕着粮食的多寡体现出来。但在小说写到的那几十年间，极少有粮食满仓的情况。蚂蚱庙村人是吃杂粮长大的，由此或可理解，村里有蛮横的、鲁莽的、凶狠的人，或多或少都与吃不饱有关，而那些有关贪婪、享乐、占有的欲望，也和家里粮缸是否储存丰富有关。【蚂蚱】是部读了会令人产生饥饿感的小说，并且会让读者觉得，这份饥饿感的记忆，其实离自己并不遥远。
有关信仰，【蚂蚱】点到为止。村里人集资盖了蚂蚱庙，把形状丑陋的蚂蚱塑造成神，顺道把各路神仙塑像也请进庙里，还找了和尚照管庙宇，归根结底是生存无着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在驱动。蚂蚱庙村的人并无信仰，村里人的信仰总是临时的、被逼迫的、功利化的，他们甚至会在信仰的掩护下，做出与许诺截然不同的事情。哪怕当饥饿、流离、死亡等厄运降临时，他们的恐惧也只是短暂地、小小地挣扎一下，继而接受命运的安排。 如果在别的长篇小说里，看到那个时代的小人物的信仰是「活着」，那么【蚂蚱】中那个时代小人物的信仰则是「信命」——命若蝼蚁，人如草芥，抵抗是没用的。
书中还有两个人物，虽然所占篇幅不长，但却能代表蚂蚱庙村人的生存关系，一个是徐和尚的儿子瘸造，一个是被不负责的养父强行送到庙里的如贵，两个少年在一个庙檐下，既是一起爬树掏鸟窝的玩伴，又是庙檐下地位悬殊的施暴者与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像【追风筝的人】所描写的权力关系严重不对等的那两名少年，最终拥抱在一起，而是走上了两败俱伤的决绝之路。这两个人物之所以令人叹息，恰恰是因为让读者看到了过去村庄所存在的内耗现象，缺乏向前看、向外看的主动眼光，迷恋于内部倾轧，进而大大延长了村庄的悲剧史。
【蚂蚱】也有一些可以穿透
时代暗墙，至今看起来仍有光辉外形的人物，比如赵琪和他写的那些可以从精神困境当中拯救人们的书信，比如走在乡间道路上因为外貌与气质俱佳而被称为「何仙姑」的女子，在王兆军古意十足、含义丰富、价值倾向鲜明的书写下，他们得以脱离村庄这个泥潭，一个成为可以预见未来的「先知」，一个成为可以轻易超越桎梏与束缚的新女性。
他与她是两代人，但却都是灰暗村庄内部发出的耀眼光亮，寓意着文化与见识的力量，最终可以带人冲出牢笼。
蚂蚱庙村的许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这个村庄，就算见多识广、腿脚灵便的三福，一生的活动轨迹也没越出鲁南地界，因为描写到赎人质、剿匪、保人等情节，【蚂蚱】对鲁南一带当时的民俗风情也有简略的书写，因此，可以说【蚂蚱】写的既是一个村庄的历史，也把一个地区曾经的文化剪影，捧到读者面前。
河南作家的幽默语言已经成为特色，而王兆军作为山东作家，则把将要全面消失于书面的地方语言，尽最大可能地写到了书里，比如「甩子」（二流子，混子），「洌泻」（口水），「恶而脏」（坏种、浑不吝、做事不磊落），「怪打腰」（举足轻重的人物），大量可能连当地人都不知道如何用文字表达的方言词汇，给【蚂蚱】烙上了鲜明的地方印迹。此外，还有许多诸如「人没好儿，鸡没饱儿」，「叶子下面藏着杏——不太像磊落行径」，「一只眼的婆婆也是娘」等极具表达力的俚语，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看点。
吴兴邦带村民贩盐被劫道，愤恨之下忘却生死发表的那番「演讲」，可以视为【蚂蚱】最具冲突感的情节：
「人说我命中注定的贱，看来真真如此，我贱得不值这半车子盐了啊我！我吴兴邦大半辈子都像个老鳖趴在泥里！我活得不如一条狗，不如一条曲儿船（蚯蚓），不如人家一头猪啊我！」「他疯了——他脱下身上那件破烂不堪的棉袄，露出赤裸的上身，瘦骨嶙峋，看上去近乎一副骷髅。在寒风中，他浑身哆嗦着，眼里酸酸的，自怨自艾地说：‘俺这一辈子，连个内衣都没混上啊俺……’」。
这样的描述，构成了【蚂蚱】基本的叙事格调，如果阅读本书时而被震撼到，那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家的选题与命名能力。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以及影视作品的影像呈现下，「蚂蚱」已经不是拥有咀嚼式口器的植食性昆虫，它的张牙舞爪与瘦骨嶙峋，它的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它作为个体的渺小脆弱，以及成群结队后所造就的破坏力，都使得这个词拥有了可供多层次解读的隐喻。 在这部小说中，蚂蚱上可是登堂入室的神明，下可以是下油锅也不解恨的祸害，作家借由这一上一下之间留存出来的巨大空间，来讲述强悍与软弱、尊贵与卑微、命运与生存等主题。 在书名的一目了然之下，作家的审视目光和复杂情感，均匀地到达书中每一个人物的身上，愤怒与忧伤不加掩饰，其心可鉴。
【蚂蚱】是一种「抢救式书写」，不仅书中的蚂蚱庙村逐渐沉没在记忆中，就连书中人物的呼喊与叹息也离人们的耳畔愈加遥远，在当代人顺着科技与智能的潮流，体会并享受短暂且强烈的快感时，【蚂蚱】中写到的人正在一条逆行的时光之旅上，朝着他们的苦难源头在行走。他们的人生和命运，是一道绷紧的琴弦，从未弹奏出过完整的旋律，如果找不到他们的声音戛然而止的原因，作家的书写，读者的记忆，都将陷于荒凉的无用之地。
关心底层社会，是一个作家的良心所在
王兆军长篇新作【蚂蚱】读书分享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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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 ：【蚂蚱】是王兆军继【把兄弟】之后，积十年之功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蚂蚱庙作为具体的场域，通过众多的人物和事件，讲述了黄淮地区半个世纪的历史。它是民俗志、地方志，更是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风云际会的缩影。在大变革的时代，国族风雨飘摇、百废待兴；新的势力蓄势待发，如箭离弦。因此，这是一部具体、形象的乡村生活史，百态人性的博物志，是一部既好看又有深度的雅俗共赏的小说。
夏立君 ：以小切口看见世界，自深渊看见光。【蚂蚱】，一部一生底层历练的会心之作，一部可达悟道之境的力作!
邢斌 ：【蚂蚱】是一面镜子。我站在这面镜子前，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和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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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鲁南地区乡村社会微观历史的再现，以今天的视角重现昨日乡村人物的精彩，有【清明上河图】的意趣，更有蒲松龄聊斋文化的况味。曾经的蚂蚱庙村，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缩影，人们守着土地苦熬岁月，豪杰如流星转瞬即逝，知识阶层混沌笼统，村民卑微如草芥。在天灾人祸一轮一轮的冲击下，人性的善恶、生命的挣扎令人叹息。【蚂蚱】切开了那个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真正内核。
作者简介
王兆军 ，山东临沂人，曾任【报告文学】编辑部主任，中国新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有长篇小说乡下人三部曲【白蜡烛】【青桐树】【红地毯】；散文集【皱纹里的声音】；长篇纪实文学【问故乡】及随笔集数部。作品【拂晓前的葬礼】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原野在呼唤】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把兄弟】获【亚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华语小说优秀奖。
稿件初审：周 贝
稿件复审：张 一
稿件终审：王秋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