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文璇
2024年2月1日，齐鲁书社出版的【〈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新书首发及捐赠仪式在莱州市博物馆举行。齐鲁书社副总编辑刘玉林满怀感慨地说：「国宝终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
齐鲁书社出版的这套书到底有什么来历？「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说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记者近日对刘玉林进行了专访，听他讲述这册国宝级古籍发现、收藏、整理、出版的过程。
敬惜字纸
国宝偶现真颜
故事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讲起。1982年11月1日，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在山东省掖县（现莱州市）图书馆工作的孙洪基，正在县里参加文化系统学习班。课间休息时，他无意间瞥见墙壁上月份牌表面【永乐大典】的简介。有古籍收藏经验的孙洪基，自然听说过这部国宝级的古书，他就此打开了话匣子，与培训班的同人们聊起了这部皇皇巨著，并不无惋惜地讲到【永乐大典】的流失情况。就在此时，一位在掖县文化馆文物收购处工作的朋友笑称，自己那儿就有一册【永乐大典】。
将信将疑的孙洪基随其回家一探究竟，却是无功而返。不承想，一个星期后，那位朋友拿着一本书走进了孙洪基的办公室。乍见此书，灰扑扑、皱巴巴，倒像废品；然而，仔细翻阅，纸张挺括而柔软，小楷端庄，朱墨灿然，版心「永乐大典」的字样清晰可见，隐隐透露着皇家书品特有的豪华与庄严。孙洪基又拿出【中国书史简编】查看对照，发现这本书从装帧形式到内容行款，与上面所说的毫无二致。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嘉靖副本原件
「这可能真的是【永乐大典】。」孙洪基既惊且喜，「可这样珍贵的书，是从哪里来的呢？」追问之下，朋友说这册古书是从一个名叫孙洪林的人那儿取来的。原来，此书原为孙家所有，后作为陪嫁，与孙洪林的老姑奶奶一起「嫁」到了邱家。有次，孙洪林到邱家走亲戚，表叔给他讲了荆轲刺秦王和阿房宫北门为磁石门的故事，并称这是从一本古书上看到的。因书「用处不大」，表叔见孙洪林感兴趣，便慷慨地送给了他。诸般巧合之下，在文物收购处工作的那位朋友在孙洪林处见到此书，又将其带到了孙洪基面前。
作为明朝皇室的「御用书」，【永乐大典】自是「样貌不凡」：开本阔大，高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一见即感庄严；用料精良，以洁白柔韧的白棉纸写就，抚玩可知雅致。惜乎这册【永乐大典】「遇人不淑」，邱家人「不识此书真面目」，却晓得「物尽其用」，将书的边角裁剪下来做针线图案，又拿书来压鞋样。尽管此书的书皮已然不存，「天头地脚」的白纸也被剪去，但好在民间一向有敬惜字纸的传统，邱家人对书中有字的部分「秋毫无犯」，这册书的正文部分保存较为完好。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嘉靖副本原件
了解情况后，孙洪基就此事对县委宣传部进行了汇报。县委宣传部当即指示孙洪基，向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去信，邀请专家赴掖县进行鉴定。北京图书馆自建馆之初便竭力在海内外搜求【大典】，馆里收到信函后，立即派人奔赴山东。后经鉴定，此书为【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原件无疑，属门制类全帙30卷中的前2卷 ，前后及书中残缺达16页多，共存39页零一 角。
【永乐大典】存世极少，这册【大典】的价值难以估量。经过协调，孙洪林将这册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给予的2000元奖金则由孙洪林与邱家均分。从此，这册【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得到妥善保存，【永乐大典】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也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命途多舛
【大典】流散民间
那么，【永乐大典】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呢？读过【明朝那些事儿】的朋友都了解，明成祖朱棣经「靖难之役」，于1403年夺占帝位，改元永乐。由于他的帝位来得似乎不那么正当，为了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平复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永乐皇帝决定编纂一部大型类书来粉饰太平。永乐元年（1403年）7月，明成祖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正式下达了修书的敕命。
解缙等人显然是对领导意图领会不深刻，有点急于求成，组织一百多名儒生，仅用一年时间，匆匆编成【文献大成】。明成祖看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和想象的差得远，很不满意。遂「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缙」为总裁，「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缮写三千人」，重辑此书。姚广孝就是道衍和尚，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永乐皇帝朱棣最为倚重和信任的人，由他来主持编纂，可见这部书在朱棣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明成祖朱棣画像
此次重修自永乐三年（1405年）元月始，到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定稿进呈，成祖重新赐名【永乐大典】，并亲撰序言。学者们在编纂【永乐大典】时，首先参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同时派人分赴各地搜罗民间书籍，并以官方韵书【洪武正韵】为纲，将收集到的图书依序编入。最终，【大典】共辑录各类图书七八千种，将上至先秦、下迄明初的典籍资料近乎囊括净尽。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如此宏篇巨帙，使得【永乐大典】成为我国体量最大的一部类书 。
【永乐大典】成书后，精抄一部，是为正本。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迁都，正本随迁至北京。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原稿及所藏图书均付之一炬，正本遂成孤本，又因种种原因常年束之高阁，成了无人问津的皇室「吉祥物」。百年以后，明世宗朱厚熜倒是对其爱不释手，常「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失火，世宗严令宫人将【大典】抢运出来。经此一劫，他心有余悸，决定重录一部副本。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二大臣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招选誊录、绘画生员109人，严格按照正本的册式行款进行抄录。历时五载，重录工作最终在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告成，自此，【大典】遂有永乐正本与嘉靖副本之分。明亡以后，正本下落不明，副本则因贮藏于皇史宬，幸免于兵燹之厄。
皇史宬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库」
清雍正年间，【大典】副本「搬迁」至翰林院。至嘉庆朝，副本略有散失，尚存9800余册。咸丰以后，翰林院偷盗成风，短短三十余年，【大典】就仅剩800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沦为战场，【大典】几乎全部被焚毁，幸存的残本被肆意抢掠，散落世界各地。
【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之所以在千里之外的莱州现世，也或许与清代的偷盗及战乱有关。有学者分析，义和团、捻军曾在北京和八国联军打过仗，这两卷【永乐大典】可能是捻军成员从北京带回山东的；也有人认为，孙洪林家的十世祖孙绍德是个副贡生，其岳父家又在北京有买卖，这册书可能是他岳父从北京带回来的。
而今，【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仅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残叶存世，星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将「百家之言」网罗一尽的【永乐大典】，曾经在明代的皇家书楼里灿然生辉，那约3.7亿个一笔一画写就的方块字，是明初盛世繁荣的绝好装点。然而，历经重重劫难，昔日的「万书之书」仅存百分之四，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献再难复现，不能不令人扼腕。
勘误辑佚
成古书之渊薮
尽管【永乐大典】有「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之称，但对今人而言，【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已远超其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对于所辑图书「直取全文，未尝擅减片语」的【永乐大典】，就像是一个古代文献的「数据库」，而由于文渊阁藏书多在后世散佚无遗，【大典】也成了后人搜求文献时独一无二的「宝库」。
清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从【永乐大典】内辑录佚书，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就【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而言，它搜罗有「周秦宫门」「汉至隋宫门」的相关典籍资料，诸般宫门图样栩栩如生，可谓一扇连通古今之门。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的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先生指出，这册【永乐大典】不仅绘图精美，其文字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举例来说，卷三千五百十九「东交门」条目下，记载着【东交门箴】，这篇文章出自苏轼幼子苏过所著的【斜川集】，讲述了东方朔劝谏汉武帝的故事。到了清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之时，苏过的【斜川集】已然失传。幸而【永乐大典】收录了不少苏过的作品，四库馆臣周永年在【大典】中辑得苏过诗文三百五十余篇，厘为【斜川集】六卷。之后又经多人补充，人世间又有了【斜川集】，苏过的文采精华得以再现于后人目前。
【卷三千五百十九】的「东交门」条目下，记载着【东交门箴】
【永乐大典】不仅是使佚失古籍「复生」的「灵丹」，亦是检校存世书籍缺漏错误之处的「妙药」 。仍以苏过【东交门箴】为例，赵刻本、鲍刻本【斜川集】中的文章，与【永乐大典】的原文有五处出入。杜泽逊认为，这五处文字上的出入或是赵刻本【东交门箴】虽依据【永乐大典】立目，但实际上根据东坡集本录文所导致，根据文义及史实，【东交门箴】当以【永乐大典】所载为准。
【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绘有「凌花双龟背」纹样
【永乐大典】的妙用还不止于此。2012年，国家图书馆开始筹备建立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对博物馆大门进行设计时，特意邀请国内铜门设计大师、非遗传承人朱炳仁先生领衔。什么样的门才最契合博物馆的气质呢？起初，朱炳仁苦恼于没有设计灵感。于是，国家图书馆协调召开了专家讨论会，有熟悉馆藏文献的古籍专家提出，可以借鉴下【永乐大典】「门」字册中的各种大门图样。果然，「凌花双龟背」等页的纹样使朱炳仁灵光忽现，他从中提取出凌花元素，并对其重新解构组合，取吉祥瑞气之意，这才有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那扇铜门。凭借一册【永乐大典】，文化场馆之门与千百年前的宫室之门遥相勾连，门扉轻启，今人得以管窥古人的智慧，中华民族的文脉也就此相传。
影印修文
【大典】荣归故里
既然有这么多的功用，如何让藏诸高阁的国宝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作为国内首家地方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承担着赓续历史文脉的使命。」齐鲁书社副总编辑刘玉林说，「古籍的传播终归还是要靠实物，而像【永乐大典】这样的古籍，收藏起来只是孤本，出版以后却可以化身千万，无论印制多少，总能流传开来，从而让更多人一睹古籍真颜，这就是出版古籍的意义所在。」在刘玉林看来，就价值而论，【永乐大典】本就可说是「古书之冠」，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区域发现的唯一【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也是唯一一部由民间捐献国家的【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珍贵异常，更蕴含着莱州人民的家国情怀，通过出版使其焕发新生，势在必行。
2023年上半年，齐鲁书社正式启动【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出版项目，经过协商，取得了国家图书馆的授权，获准影印【大典】原件。这册【大典】于莱州现世时，脏污、漫漶之处甚多，保存状况不佳。是整旧如旧、「复刻」古籍现状，还是精修「翻新」，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考虑到推广古籍的需要，刘玉林在权衡过后，选定后者作为【大典】的出版方向。
齐鲁书社【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经精修焕然一新
今年1月，齐鲁书社【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正式出版，【大典】原本的污损之处皆在影印过程中被谨慎消除，书籍的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则全部仿照明嘉靖副本，以重现【永乐大典】初成之貌。
【永乐大典】在明代秘藏禁中，属于专供帝王御用之物，而今，随着【大典】的影印、研究、展示、传播方兴未艾，一册册孤本终得走出秘藏库房，「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传承典籍文化、承载中华文明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