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图一直是朝鲜舆地图不可或缺的角色，里头夹杂着朝鲜对中国的各种想象。
18世纪的朝鲜人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对辽东的描绘最为细致，原因极其简单，因为这是朝鲜人最熟悉的路线。从元代开始，直至清末，朝鲜人沿着几乎一致的路线，络绎不绝，由朝鲜前往中国，从汉城到北京。相较于中国内陆，辽东地区诸如「凤凰城」「锦州」等小地名跃然纸上，理由不外乎这是朝鲜人的必经之地。
明清时代的中国曾有一套与周边国家互动的游戏规则，学术式的称呼是「朝贡册封体系」，也就是经由中国承认周边国家的政治主权，周边国家名义上向中国效忠，相互允诺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关系。笔者无意深究朝贡体制的兴起与衰落，只想指出，缘此制度，朝鲜必须履行外交义务，逐年向中国派遣使节团。因此，朝鲜人在中国的旅行像是惯常的风景，他们穿梭于贡道上，从中国带回最新的情报。这条路线是通向世界的窗口，主要向朝鲜展开。
朝鲜使节团是浩大的巡礼，成员约三百人，按例连年向中国开拔。明清是传统中国的盛世，人口众多，百姓富足，制度精良，皆曾缔造文化的伟业，很难想见欧洲国家能够统领如此巨大的帝国，并各维系二百余年。朝鲜使者是亲历中国的见证人，他们约需耗费四十至六十日，走过一千二百公里，才能抵达北京。根据几幅朝鲜人绘制的地图，可知路程贯穿辽东，他们先是穿越崇山峻岭，见识沙漠荒野，然后目睹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接着走进最繁华的北京城。
朝鲜使臣在北京有固定的居所，也就是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因为就在玉河桥旁，俗称玉河馆。在明代，朝鲜贡使停留四十日，然后踏上归途。相形之下，清代较为宽松，使节团可以停留两个月，间或有超过的例子。从朝鲜人的世界图，谈至朝鲜使节团，实是因为使节团的成员值得一提，其中不乏朝鲜思想界的著名文人，他们来回往复中朝之间，形塑朝鲜的世界观。
朝鲜素称礼仪之邦，自号「小中华」，也就是最像中华的外邦。为了凸显自身的文化高雅，朝鲜官方拣选颇具威望的高官，以及擅长汉文诗赋的文臣，担任使节团的要职。他们穿着明朝样式的服装，走在前往中国的道路上，处处彰显汉学素养，体现东国有人的尊严。朝鲜自1392年开国后，仿效明朝制度，科举同样使用儒学经典，是一个处处复刻明朝的国度。理解这一层，才能想见朝鲜使臣履及中国土地的喜悦与振奋：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宗主国，更是文化母国，前往中国的使行不唯是政治任务，更像是朝圣问道的实践。
这种情况在清代突遭巨变，代明朝而起的清朝不是汉人政权，而是源自东北，被朝鲜视为「夷狄」的「女真人」。如本书正文所示，清朝代替明朝兴起是对朝鲜最严重的打击，他们一方面咀嚼明朝灭亡的悲伤，另一方面思索何去何从。小中华如何自处世界，是数个世代朝鲜读书人的疑惑。从今人的角度观之，理解清朝的关键词绝非「夷狄」，事实上这是一个疆土远迈前朝，历久绵长的伟大时代。然而，对于这些身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人而言，「清国是胡虏夷狄」的观念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已亡，指责清代的汉人不思念明朝。于是朝鲜使者在中国的旅程，像是寻访明朝的过往，他们凭吊逝去的文化母国，即使政治上服膺大清，内心却未曾退让一步。
朝鲜读书人对大明怀抱期待，「愿见中华」之心促使他们参与前往北京的使行团。赵宪的日记名为【朝天日记】，许篈的称【朝天记】，从这种命名方式即可一窥朝鲜使者的想法。他们认为前往大明是朝见天朝，即使如前述所言，他们对中华上国感到失望，甚或起而批判，大体上仍同意大明是天朝，使行即朝天。相形之下，清代朝鲜人不再使用朝天一词，即使偶一为之，意义也全然不同。简而言之，「燕行」取代「朝天」，燕是北京的古称，前往北京，「燕行」的意涵与「朝天」可谓天壤之别。
赵宪【朝天日记】中收有一份【质正录】（出处：【燕行录全集】）
其中记载了朝鲜人士对中国为之事物的好奇。
1637年，朝鲜臣服大清，与大明断交，此后按例向大清朝廷派遣使节团。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朝鲜官方恪守规章、依时履行此类外交义务的文献，证明朝鲜绝无二心。朝鲜官方备妥礼品，拣选使臣，一如既往地处理使行事务，仿佛一切如旧。尽管制度延续，朝鲜满足了清朝的要求，然而在政治制度的表象下，清朝无法控制朝鲜读书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应该注意朝鲜配合清朝的一面，也要思考他们拒绝妥协的一面，两者相互矛盾，却相生共存。
自1644年明朝灭亡后，朝鲜读书人有的放弃科举当官，自闭于家门；有的逃入深山，自绝于尘世，悼念此剧变。今人可能难以理解这些举动的意义及影响，试想一位准备国家考试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读书人，因为「外国」的政治变动放弃一切，并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余生，这是多么深刻的生命抉择。当代少有人以自己的人生为代价，做出如此张力十足的「表态」。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朝鲜读书人通过今日难以理解的举止，宣泄他们的愤恨与哀愁。
许格（1607—169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许格正直有为，且文章颇为出名，1637年他正好年满三十岁，算是前途看涨的青壮年。许格风闻清军围朝鲜仁祖于南汉山城，急忙召集义兵，希望勤王护驾。不旋踵，仁祖南汉出降，战事终了，许格知道消息后，痛哭失声，赋诗曰：「君臣忍屈崇祯膝，父老争含万历恩。」指责朝鲜君臣居然背叛崇祯皇帝，提醒朝鲜百姓可还记得万历皇帝的恩德。于是他自绝于世，终身坚持不看大清颁布的历书，因为上头已非大明年号。当他知道有人将出使大清，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使者，内容是：「天下有山吾已遯，域中无帝子谁朝？」意思简单明了，中国没有皇帝，你去朝见谁呢？在他心目中，爱新觉罗家族永远不是中国皇帝。
朝鲜读书人为「明」守节、自弃终身的故事，听来或许令人诧异，但许格并不孤独，甚至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个特例。郑栻（1683—1746）出生时，距明朝灭亡已有四十年，但他的行为一如许格，厌恨清朝，「浮游海岳，以终其身」，墓碑上只愿刻「大明处士郑公之墓」，即使他去世时距明亡已一百零二年。仅以这两位「大明处士」如何自处于世，即可明了朝鲜读书人对清朝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大明的依恋不舍。我总觉得，明朝灭亡后，才真正在朝鲜存在。
不论愿意与否，担任使者是政治任命，是外交礼仪，是务必恪守遵行的任务。有的读书人或许可以避免使行，仿效许格和郑栻游山玩水以遂己志，讽刺他人「域中无帝子谁朝」；有的却无从选择，只能踏上燕行之路。在这些使节心目中，一切已然不同，他们表示「此路朝天前日事，遗民思汉至今悲」，或是「今行非复朝天路，随遇空为感旧吟」 。颇能道出对时代剧变的感受，明明路是同一条，心理状态却已迥然有别。这就是从朝天到燕行，朝鲜使者去的是北京，不再是天朝。
朝鲜所绘「天下总（揔）图」（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图长29.8cm，宽28cm）
天下图可以说是超乎今人想象，另类的世界图。关于这张图的谜团，至今仍是历史学家热衷讨论的话题。中间的中国尚且容易理解，然而「三首国」「流鬼国」「大人国」，这些夹带着诡谲气氛与想象真实的名词，却满布纸上，引人遐想。
朝鲜在制度上学习大明，文化上仿效中华，仔细端详他们的穿着便一目了然。朝鲜官服的衣制一如明制，可以说是标准的「大明衣冠」。朝鲜读书人对此的自豪溢于言表，衣着打扮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同时也承载了一套文化。按大明的礼仪应对进退，同时搭配这身衣裳，才得以匹配「小中华」的称誉。因此，清代【燕行录】频繁地记录各色人物的穿着，仔细到几近烦琐的程度，这必须考虑到朝鲜人借此凸显自身「有文化」的心态。在大清宫廷中，朝鲜人事后的记述，揶揄讽刺蒙古人、俄罗斯人、越南人，着眼点常以衣着为题，道理正源于此。
明朝灭亡之后，朝鲜使者身上的大明衣冠，像是中国一道少有的风景，别具意义。清人入主中原后，改正朔，易服色，中国人的穿着、发式不再沿用明朝制度。仰慕明朝、敌视清朝的朝鲜人，身穿大明衣冠，履及辽东的贡道，步入北京的宫阙，不啻历史安排的巨大讽刺。在中国的土地上，思念明朝的人来自朝鲜，他们是最能表彰中华的外邦人。
1645年，清人入关的第二年，朝鲜派出使节团前往北京，正使是朝鲜仁祖的儿子李㴭（1622—1658），书状官是成以性（1599—1664）。这时统领大陆南方的大明势力仍存，鼎革尚未结束，南北对抗仍持续不断。大清朝廷于1644年颁行剃发令，并申斥务必穿着本朝衣冠，后因阻力过大而收回成命。成以性一行人前往北京期间，恰逢清廷官方第二次颁布剃发令。当时信息传递的渠道不若今时，成以性在辽东仍发现「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可见剃发易服尚未严厉执行，汉人的打扮依旧，一如昔日。
这种情况很快改变，清廷为贯彻剃发令，不顾百姓起义抗争，全力镇压，不再复见坚持穿着旧衣冠的人。短短四年后，即1648年，担任书状官的李惕然（1591—1663）行经沈阳，曾有一段奇妙的遭遇。他发现汉人都被驱逐到沈阳城外，于是路旁到处都是汉人。他们就这么穿过人群，继续使行任务，那些汉人就这么看着朝鲜贡使。必须指出的是，朝鲜人在贡道上行走时，官员均穿着正式服饰，也就是大明衣冠。当李惕然与同行朝鲜人的双眼对上汉人时，汉人举起手，抚摸头上光秃秃的部分——那被剃发的地方，并露出感慨惭愧的表情。
顺治十三年（1656），李㴭再次出使中国，某次刚离开紫禁城，使节因为参与朝参，必须穿着正式的朝服，同样是大明衣冠。李㴭注意到，市街上的平民百姓看到朝鲜人经过，发现他们穿的居然是明朝衣冠，有的人甚至落泪。根据李㴭的经验，「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在李㴭的时代，中国百姓每见朝鲜贡使的服饰，无不动容落泪。
李祘，即朝鲜正祖，朝鲜王朝第22任君主（1776年—1800年在位）。乾隆四十年（1775年）代理听政，翌年继承王位，嘉庆五年（1800年），李祘薨逝，享年四十九岁。
朝鲜士人自然是鄙夷清朝官服的，朝鲜正祖（1752—1800）曾明白表示：「夷狄乱夏，四海腥膻，中土衣冠之伦，尽入于禽兽之域。」意思是：女真人祸乱中国，导致中国大陆由文明转为野蛮，中华服饰的制度全都消失，国人成为野蛮人的样子。朝鲜正祖的话听来大义凛然，痛斥中原陆沉，这是朝鲜士人的共识，明代服饰象征更高阶的文明，然而意在言外的是，这已成为朝鲜独有的文化特权。
不过仍有人能穿戴大明衣冠，即使他不是朝鲜使节。朝鲜贡使发现，北京城内那些在戏台上登场的各色人物，当演出涉及前朝的故事，允许穿着旧衣冠。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在北京听戏时，注意到台上的角色各有装扮，其中就有明式衣冠，不由得感叹：「礼失而求诸野，汉官威仪尽在戏子，若有王者起，必取法于此，可悲也。」
李德懋认为汉官威仪都在戏子身上，未来若有人推翻清朝，必定在此重寻中华法度。他感叹高高在上的中华制度，居然匿踪于读书人看不起的戏班身上，着实可悲可叹。徐浩修（1736—1799）的意见与此相同，他表示：「今天下皆遵满洲衣冠，而独剧演犹存华制，后有王者必取法于此。」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明朝灭亡已逾百年，李德懋、徐浩修仍关注大明衣冠，并以此作为评价中国的依据，服饰的魅力与历史意义，远超今人的认知。
既然清朝的文化不如明朝，则朝鲜使节的中国旅行无异于一场「缅怀明朝」的盛大演出。他们一路上身着大明衣冠，沿途关注各式敏感的文化物品、历史遗迹，在日记中不时自问——「大明衣冠今何在？」清代朝鲜人的使行，像是对大明王朝的致敬，他们尝试捕捉某种熟悉感，体会一个已然消逝的时代。
本文摘自【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0年5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