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站满了一群正在哈哈大笑的人，毛泽东手中紧紧握住话筒，爽朗的声音传遍了中华大地：新中国在这一天终于成立啦！
在这个华夏儿女普天同庆的日子，新中国在我党领导下逐渐步入正轨。在抗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们，也将迎来胜利的曙光，这其中就包括很大一部分执行隐蔽任务的情报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无数地下工作者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这并不代表往后就可以放松警惕，高枕无忧了。 蒋介石 虽然逃去了台湾，但他那多如牛毛的国民党特务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随时准备窃取新中国的情报。
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发生，广大群众也会热心帮助公安，侦查是否存在可疑人员，毕竟大家对新中国的爱护，那可是发自内心的。要不怎么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呢！刚建国没多久，就有群众到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举报，说有一家人行为古怪，疑似是国民党特务。
在河南新乡，有一家两口子，先是开了个包子店，做的是传统天津狗不理包子，好吃是好吃，可好几个客人吃完都拉肚子，口碑变得很差。按理说，这样的店没开几天就得倒闭，可这家人压根不受影响，不仅开了早餐店，还开了体育用品店，甚至连隔壁几条街的照相馆，也是这家人开的。
无独有偶，这家人的体育用品店，卖的东西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球拍一拍就断，质量奇差，价格还贵得吓死人。就冲这质量，买家难免要去和老板理论一番，可这家店不仅卖的东西不好，服务态度更是差到离谱。
但凡有客人上门，都会被老板拿着扫把轰出去，让他们爱买不买，不买别在这烦人。做生意讲究的都是以和为贵，像这种脾气暴躁的老板，难免有些反常。一开始，群众们还以为这位老板就是个无良奸商，专门坑钱来的，时间久了，他们的疑虑更深了。
他们的店铺明明门可罗雀，没人愿意光顾他们的生意，不知道为什么反而越做越大。还住在高门大户的别墅里，一到夜晚就灯火通明，着实是富丽堂皇。不光如此，出入这房子的都是一些三教九流一看就不着调的人，还有一些很明显就是国民党！
这么明显的资本主义作风，当然为新时代的百姓所不齿，更何况还跟国民党扯上了关系，这就不能再放任不管了。于是，很快就有人向公安局举报了这一家，公安很快就派人来调查，一去就看见老板娘在门口抽烟，那吞云吐雾的架势，真是比男人还熟练几分。
这家人很快就被抓进了监狱，同那些国民党特务们一起接受改造，可没过几天，警察却又把他们给放出来了。从大牢里走过了一遭，怎么说也该安分些了，可这家人照旧我行我素，似乎用行动向百姓传递一个讯号——警察被我们收买了，不管我们怎么作乱，警察都不会管！
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这家疑似国民党特务的大奸商，都被当地百姓们排挤，打心底里认为他们不是什么好人。他们的孩子上小学时，班上同学说她爸爸是奸商，小朋友们都孤立她。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68年，政府声明： 他代号112 。这户人家的真实身份，终于得到公开——原来人们口中的大奸商，居然是正儿八经的红色特工。他隐藏身份，潜伏在群众之间，只为揪出真正的人民叛徒，现在他终于不用继续潜伏了……
曾护送刘少奇，无名英雄名叫祁文山
原来，众人口中的大奸商，名叫祁文山，1917年出生于天津。小时候家里穷，过惯了苦日子的祁文山，很小就要跟着父母一块做苦力活，可穷人的命总是越发难过，他的父母在他十几岁时就双双去世，失去了双亲庇佑的苦命孩子无依无靠，留在天津只能受人白眼，无奈之下，只好来到河南找他三哥。
祁文山的三哥是河南焦作一名铁路工人，薪水也十分微薄，只能勉强够哥俩填饱肚子。三哥毕竟是经历过社会冷暖的，知道弟弟这种没上过学的孩子，出来很难找到好工作，便一咬牙把祁文山送到了焦作扶轮学校，只希望弟弟能学到知识，将来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经历过社会教育的祁文山，开始认识到社会环境是怎样的，他意识到国家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难的时刻，自己作为新生代青年应该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在这里，祁文山受到姑姑家两个堂哥的影响，接受了新文化的教育。
也让他意识到，有一个叫共产党的组织，正在团结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共同为抵御外敌作出贡献。他的心中有一团烈火，共产党的革命激情就是导火线，彻底将这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点燃。1934年，他带领同学们上街游行，组织学生参加运动，控诉国民党的媚日罪行。
他给三哥写去一张字条：「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要为民族解放去战斗！ 」这样刚烈的年轻人，很快就被国民党特务惦记上了，祁文山的名字就这样，出现在了他们的抓捕名单上。
1936年，19岁的祁文山从焦作一路逃到洛阳躲避搜捕，在洛阳他从事了三哥的行业，也当了一名铁路维修工人，也就是在这里，他以工人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祁文山当仁不让地团结豫西地下党，誓死捍卫中国国土。
当时洛阳属于敌占区，日军已经入境对全城展开封锁监视，在这样严峻的作战环境下，祁文山他们想要进行革命活动，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当时，党组织想出了一个掩护党员行动的办法：假扮革命家庭。
祁文山就在一个革命家庭中，扮演「弟弟」这个角色，家庭的其他成员还有「姐姐」和「姐夫」。就是这样普通的三口之家，真实身份却是中共豫西特委和洛阳陇海铁路地下党机关。
1938年，祁文山接收到党组织下发给他的任务，护送一位名叫「胡服」的首长，前往河南渑池兵工厂。因为，当时他年纪小人又机灵，所以组织放心地把「胡服」的安危交给了他。一路上，祁文山都保持着高度紧张的状态，丝毫不放过身边的任何风吹草动。
就是这份警醒的状态，让这位「胡服」首长对他的能力赞赏有加，他们聊了许多豫西开展的工人运动进展情况，「胡服」对祁文山的工作态度，表示十分肯定，并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胜利的曙光，总有一天能够照耀每一寸土地。
圆满完成任务，回到洛阳的祁文山才知道，自己护送的「胡服」首长，竟然就是 刘少奇 同志。
也正是这次和刘少奇的渊源，让祁文山没多久就从基层调离。党组织看中了他的侦查能力，也意识到这个年轻人身上蕴含的无限潜力，决定将他往红色特工的方向培养。在延安学习了段时间后，祁文山受到了许多同学的欢迎。
他性格低调，又能吃苦耐劳，结束学习后，同学们都争着想要和他合影留念。但是，牢记党组织教育的祁文山，知道自己将来很可能会当一名潜伏工作者，照片这种容易暴露身份的东西，他还是少留为妙。
于是祁文山养成了一见到镜头就下意识避开的习惯，故而他的后人也没有几张祁文山年轻时期的照片。结束了延安的学习，他又被派往苏联红军军事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很快掌握了爆破工作，因为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他还额外学习了情报搜集，荣获苏联红军参谋部上尉军衔。很快，他就毕业了，回到国内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特工。
隐藏身份24年，当之无愧的红色特工
从苏联回国后，祁文山先后在天津、北平、河南等地搜集情报，最后组织决定把他派往哈尔滨。哈尔滨在中国的最北端，当时也是日军盘踞的大窝点，可以说是搞地下工作最不容易的地方。但是，祁文山并没有丝毫惧怕，坚决服从党组织的一切命令。
因为，祁文山单身一人身份不易隐蔽，组织决定帮他找一位伴侣协同工作，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祁文山，竟然连终身大事也是组织安排的。当时，组织里紧急搜寻一位女子，跟祁文山组建家庭，可短时间内找一个合适的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当时，一个社会部的领导给出的建议是，找一个工人家庭或者贫农家庭的姑娘，这种姑娘一定会一生跟随你，用生命保护你，千万别招惹洋学生就行。他谨遵领导指示，最终选定了一个天津老乡。1945年冬天，一个叫做王建淑的女子，远赴他乡去寻找素未谋面的丈夫。
为了掩人耳目，王建淑不能表现得畏畏缩缩，她知道丈夫是革命工作者，自己不能给他掉链子。于是，她在祁文山的教导下，学会了抽烟、打麻将等，民国富太太才会做的事情，有时候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会感到陌生，可她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祁文山表面上伪装成一个叫「宋一文」的富商，四处结交日本军官，实则是为了打探情报。而王建淑伪装成低调的富太太，也结交了许多上流社会的女性，对祁文山的工作多有帮助。
在哈尔滨的间谍任务结束后，祁文山带着妻子返回新乡，继续隐藏身份建立情报站，为解放新中国暗暗努力。在新乡的日子，祁文山一直被百姓当作恶势力资本家，为了方便搜集情报，祁文山不得不扩大自家产业链，这样南来北往的人们，总会捎来些有用的信息。
情报搜集是个隐秘的工作，祁文山为了不暴露身份，导致功亏一篑，就把情报点设在自己家中。白天，他们一群人四处收集情报，到了晚上，就聚集在祁文山家中开会总结，他的妻子王建淑就站在门外，抽着烟和街上的人闲聊，一则放松敌人警惕，二来也是帮他们放哨。
1948年国民党40军驻扎在新乡，正好撞在祁文山一行人的枪口上。当时，国民党决定用三个团的兵力，偷袭500名在大召营休息的解放军战士。我党一名地下情报员刘世英，刚好在40军任职，他立马联系上了新乡情报站的祁文山，祁文山又通过包子店联系解放军战士，通知他们赶紧离开，结果敌军开着武装战车杀过来时，连解放军的衣角都没摸到，反而还在回城的时候，遭到了解放军的伏击，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中国都响彻了解放的号角，可祁文山的地下组织却没有解散，原本正打算回乡发展的祁文山，收到上级命令，按兵不动。原来新中国刚成立，还有许多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没被消灭，他们贼心不死，还想要在暗地里使坏。
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组织只好把没有暴露身份的祁文山夫妇留在河南。为了方便暗地作战，他被组织安排成为了一名「敌特」，也就文章开头那一幕，祁文山被抓进了监狱，却又很快被放了出来，并不是收买了警察，而是这家人，看似反动却红心向党，百姓多年不知他是谁，还一直错怪他是国民党特务。
身为一名共产党特工，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真正地报效祖国，祁文山等人搜集情报有专门的一套系统：收集帝国主义情报的代号「新美」，搞国民党中统局特务情报的代号是「乡中」，而祁文山是专搞国民党军统特务情报的，代号叫「市军」。
1950年，新乡公安局就根据祁文山提供的情报，开展了一个「国民党特务培新改造班」，明面上是特务们聚集在一起做思想改造，实际上是让祁文山暗地混入其中，同这些国民党遗留特务们打成一片，再搜集反动情报。
果真，就在祁文山的忽悠下，很快就套出特务们想要越狱的想法，连时间和行动方向都计划得清清楚楚。祁文山很快将这条重要信息，传递给公安局局长李孝康，早有准备的警察同志们，成功压制了反动分子。
祁文山曾在晚年时，自豪地对儿女说：「 你爸爸我可是共产党精心培育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国民党的特工，怎么可能斗得过我呢！ 」虽然，这从侧面说明了祁文山演技高超，机智过人，可这确实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女儿祁葆珠就深受苦恼，上学时许多孩子都被送到育才学校读书，可祁文山的儿女却没资格就读，原因是祁文山出狱后的形象是资本家，大奸商。当时祁葆珠刚上学，学校老师要求学生们填写家庭成员，她不知道该怎么填，正苦恼时，旁边的同学站起来，冲她丢了一块橡皮，嘴上还大声嚷嚷着：「祁葆珠的爸爸是大奸商！是资本家！是坏人！」
年幼的祁葆珠，哭着回到家中向爸爸哭诉，祁文山看见女儿被欺负成这样，心中很不是滋味，可他有任务在身，不能轻易透露。只能将女儿抱在怀中，轻声哄道：「爸爸是好人。」
2011年，祁葆珠接受采访，在她的回忆中我们得知，父亲祁文山从小就教她打腰鼓，还要让她多吃些小米粥，祁文山向女儿解释道：「喝小米粥身体会变好，延安的女战士脸色红润，就是喝小米粥喝出来的。」她知道，小米粥和红腰鼓在父亲心中，代表延安的党中央，毛主席！
1956年，我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大改造，祁文山作为「资本主义代表」，第一个积极配合国家，带头加入了公私合营，并且主动将「私有财产」全部上交国家。谁也不知道，这个外人眼中的资本主义奸商，实际上一贫如洗，家里的大别墅，大店铺，都是党组织为了方便他收集情报的公共资产。
根据祁葆珠回忆，任务临近尾声阶段，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带着全家人，一起在餐桌前唱【国际歌】，许多邻居都不懂，为什么一个资本家要这样做，只觉得他虚情假意。
一直到1968年，从事特工工作长达27年的祁文山，才得以将身份昭告天下，从前冤枉过他的一些邻居老乡，全都上门向他道歉，可祁文山只是淡淡挥手，一笑而过。
民众对他假身份的怨念，他是能够理解的，只要大家心都跟着党走，哪里都会是光明的。很长一段时间，祁文山都生活在党组织的保护下，为了防止不法分子对他做出伤害，也是为了党的内部机密考虑，这些年有人要见祁文山还得打报告。
1977年，祁文山终于出面前往河南省政协工作，女儿祁葆珠任第九届政协常委、民进河南省委巡视员。祁葆珠说，父亲这一生有两套档案，其中一套就存放在省公安厅保管，拒不示人；另一份放在河南省委组织部，祁葆珠已经查看过了。
据曾经管理祁文山档案袋的省公安厅退休干部转述，藏在公安厅中的那一份档案，记录了祁文山二十几年来传奇般的特工生涯。虽然，祁葆珠很想探查一番，但她还是遵守党的纪律和规定，将这一份记忆埋藏在心底。
1992年，国家颁发给祁文山「 一级金盾 」作战奖章，以昭示这位伟大的特工，拥有多么传奇的一生，这是党和国家对「无名英雄」的最高级奖章。没有他们在另一面的不懈努力，党组织将失去左膀右臂。
1997年香港回归，80高龄的祁文山在这一年与世长辞，他作为传奇特工度过的前半辈子，也再一次展现在了众人面前。在他死后，他的革命伴侣王建淑的生活费，每月却只有120元，省公安厅了解到英雄遗孀的状况后，决定特别给她发放补给费用，老人满头白发，心中对党和国家都充满了感激。
当年她才19岁，就将一辈子交到了祁文山手中，协同丈夫作战，她从未有过怨言。晚年女儿也经常同她聊天，可关于过去，任何同丈夫工作有关的事情，她都只字不提。
祁葆珠说，这些年她也走过了许多地方，从延安到天津，再从哈尔滨到洛阳、新乡等地，这一切都有父亲的影子，这里都是她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她的父亲，是一名伟大的红色特工，代号112。
「 每到一地，我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思念，也是为自己父亲是一位红色特工而感到自豪的泪水。红色特工祁文山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毫无疑问，支撑他走过这些艰难岁月的是，心中对革命的热情以及对党的忠诚。
他将生命安危抛诸脑后，以人民利益为追逐目标，陪他度过一生的不只是他的妻子，更是他永恒的革命伴侣。而在党组织的发展历史上，还有许多像祁文山这种优秀革命战士，他们默默无闻地活动在人民的视野下，从不喧宾夺主，有的甚至还会遭到冷眼嘲讽。他们从无怨言，满心满眼都是如何解放人民？如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这样的人，是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