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孟泽著【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可谓用心用情用功，既厚重——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深度解读伟大而孤独的郭嵩焘与分崩离析的晚清大变局；也沉重——先知先觉的郭嵩焘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孤独而痛苦一生，让后人扼腕长叹！
「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屈原的内心独白，道出了多少苏轼式「满肚子不合时宜」的孤独、寂寞、痛苦与无奈！从战国直到晚清，如三闾大夫屈原报国无门功业落空者不乏其人，身陷晚清大变局的郭嵩焘，绝对称得上「同是天涯沦落人」中的「佼佼者」！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悲剧总是在历史的天空如星光闪烁，让后来者痛惜，让后来者警醒。
郭嵩焘何许人也？这位生于湖南湘阴长于晚清末世的洋务先知、首位大使、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至今鲜为人知。不妨拂去历史的尘埃，翻开郭氏的人生履历，浮光掠影式扫描：1818年生于富家，求学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义结金兰，极有抱负，「笑谈都与圣贤邻」；后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著有【绥边征实】；1847年中进士，与曾国藩、罗泽南一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56年奉命赴上海，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见识西方文明；离开上海返京任翰林，入值南书房，皇命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认为「必与言战，终无了期」；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遭算计受处分，仍回南书房；告假还乡，京城失陷；同治登基，得李鸿章倚重，郭氏复出，先后任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1866年，因左宗棠纠参，解职还乡；1874年，朝廷诏命赴京，任福建按察使；1876年，前往英国，就任驻英公使，兼任驻法公使，在此期间发回总理衙门刊印【使西纪程】，结果招惹祸端；1879年，因副手刘锡鸿算计，黯然离任；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接连发生，郭氏「不忍不谈洋务」，希望国人从「天朝上国」迷梦中觉醒，愿望成空；1891年在长沙病逝。
郭嵩焘的人生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生不逢时，晚清动荡，闭关锁国，盲目自大，不接受西方文明，也是个人悲剧——概而言之，因其四大意识：超前意识、自我意识、情感意识和忧患意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无法调和，更兼秉性不改，不知变通，注定是悲剧人物，个人焦灼痛苦，也使后人扼腕痛惜，最终以一个伟大的孤独者和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落幕……
郭嵩焘的超前意识，在那样的时代是极为可贵的，却也是极为可悲的，「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之故也。世人麻木，盲目自大，当时的晚清王朝如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密不透风，众人昏睡。一直以来，魏源被誉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有人如此评价林则徐——其实，真正当之无愧的，还是郭嵩焘；与郭氏相比，魏源也好，林则徐也好，可谓小巫见大巫，其广度与深度皆远不能及！
晚清分崩离析，郭氏先知先觉，远超时代。其一，关于洋人。郭氏认为洋人可「以理格之」「以礼通之」，纵然视之「夷狄」也「非有划然中外之分也」，且「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完全颠覆了时人多年「始则视之如犬羊」「终又怖之如鬼神」的传统认知。其二，关于商人。郭氏认为商人与士人平等。古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又有「无商不奸」之说，而郭氏认可商人，认可商业，这在当时无异于「异端邪说」。且郭氏认为「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但在当时显然难得认可。其三，关于「本末」。「政教工商」的「本末」，郭氏认为「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自效其诚」，「公之众庶」的政治是西洋立国之本，由此出发，教育学术，世道人心，自然改观，而工商繁荣，也水到渠成。其四，关于中国问题。郭氏直言「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而「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如刘蓉所言：「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英雄所见略同。这对当时昏庸腐朽透顶的晚清政府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可惜晚清举国「昏顽」，病入膏肓，无可救药，郭氏之说，自然如风过耳……
与其超前意识相承的是郭氏的自我意识。虽然「聪明反被聪明误」，但对自我的认知，也是先知先觉。郭氏自知得罪了身边的世界，但珍惜自己一辈子的经验与见识，遂将「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编成一书，名曰【罪言存略】，赠送至交，以翼「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又作【戏书小像】两首云：「傲慢疏慷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写尽骄傲与自信，写尽苦闷与悲凉。「百代千龄」后，我们终于重新审视郭嵩焘，这位胸怀与眼界远超时代的伟大的先行者，也是伟大的孤独者，自知之明超越时空！不仅如此，郭氏曾官至二品，对于百年之后朝廷按例当「赐谥立传」之事，也是颇具先见之明，在其【自叙】中自云「自分不敢希翼」——果然，去世之后，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赐谥立传」，未得恩准：「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此处「颇滋物议」之「所著书籍」正是之前所述【使西纪程】……
郭嵩焘的情感意识，正如孟泽在【后记】中所言：「人为情使，道由情生。」纵观郭氏一生，于家国天下，一往情深：怀抱多才，以身许国，兼具以天下为己任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志在「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无奈「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知其不可而为之，奈何与「今世周旋」「枘凿不相入」，「不能屈而相从」，注定一生虽豪迈而悲壮，「负独醒之累」，百折不挠，却始终困顿、挣扎、狼狈、沉屈……情感意识是把「双刃剑」，初为情所使，后为情所困，终为情所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留下不尽的孤独与伤痛……
与其情感意识相承的是郭嵩焘的忧患意识。郭氏对西方文明与中国问题的体察，远比同时代人深远，远没有同时代人乐观。「晚年参天地，观世局」，深感大清朝举国「昏顽」，忠奸不辨，强弱不分，用人不当，乃至「颠倒失次」，昏庸无道，导致人心不古，不仁不义，「上有酿乱之有司，下有应劫之百姓，乱至无日矣」，感慨「回首人间忧患长」……身处乱世，郭氏心中雪亮，预言走出秦汉以来「流极败坏」的诸多弊端，我们差不多需要三百年：三五十年或能「望见其涯略」，再以百年树人「涤荡旧染」，再以百年改变世道人心……忧患意识伴随终生，助其孤独，助其痛苦。
郭嵩焘的「四大意识」，致其一生深陷孤独、苦闷、愤懑，虽孤傲而无奈，壮志未酬，宏图未展，抱恨终生……在中国式的成王败寇标准面前，被视为失败者——其实，此标准不足以衡量所有人，还得从个人性情与时代潮流辩证看待。不妨这样假设：郭嵩焘生活的时代不是晚清，而是大唐或两宋，结局将会如何？不妨二次假设：晚清政府重用郭嵩焘，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结局又将如何？不妨再次假设：郭嵩焘知变通，少孤傲，不致「枘凿不相入」，不致报国无门，得偿所愿，结局又将如何？毫无疑问，个人命运必将重写，不再孤独而痛苦；晚清历史必将重写，再次出现「中兴」！可惜历史不允许假设，假设无法照进现实，悲剧不可避免……事实上，即使在腐朽的晚清，李鸿章对郭嵩焘很欣赏很信任，被视为粗人的曾国荃也为郭嵩焘抱不平，给予过那个时代最高的评价。百年之后，钟叔河先生称郭嵩焘为末世士大夫阶层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称郭嵩焘为那个时代「最勇于挽澜之人」，可惜因其「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而其「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最终结局无法更改。但不得不说：「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此论可谓入木三分，再恰当不过了。
郭嵩焘人生迭宕起伏，郭嵩焘的命运既离不开时代，也离不开个性，弄潮儿成孤独者，独醒之累，万世之叹！
（作者贺有德，笔名老树，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评论家协会会员，首届湖湘教师文学征文大赛获奖者，作品散见各级各类报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