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渡江战役中，粟裕将军早早就将突击渡江、向纵深发展攻势、迂回包围歼敌三者联系起来进行了精密的规划。他准确地判断出敌人逃窜的方向，并大胆地安排三野的部队在过江后向指定路线穿插，以全歼从长江前线败退之敌。
1949年4月20日晚上八点，我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邓小平战前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渡江部队分为了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其中中突击集团由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9兵团组成，由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东突击集团由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第10兵团及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组成，由三野代司令员粟裕指挥。
敌人在长江芜湖段的防守最为薄弱，谭震林指挥的中突击集团最先渡江。战斗打响后，第7兵团的第21军与24军率先渡江。
正如粟裕在战前所料，敌人很快崩溃，一个个魂飞魄散，闻风而逃。多年以后，有战史专家惊叹粟裕对于渡江战役的预案准确得如同围棋局后的复盘。
粟裕运筹帷幄，自信渡江战役以及后续的围歼战役，我军一定会收获丰厚的战果而无需付出太大的代价。
在5月5日，他收到了第7兵团政委谭启龙转达的第23军的战报，战报显示第23军在渡江战役后的郎广战役中伤亡了13000人。
第23军在当时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这一战报令他深感震惊。原来，21军一路南下，几乎没有遭遇抵抗，顺利攻占了杭州城。
但是，由于接到上级通知，第23军需要在短时间内回到杭州休整兼警备杭州，21军则接替他们向浙南进军的任务。
谭启龙将这一情况向陶勇报告，并将23军的具体情况和决定报告给了粟裕。但是，当粟裕得知23军在郎广战役中伤亡13000人时，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因为23军是他的王牌部队之一，他认为国民党部队在渡江战役后已经溃不成军，郎广战役应该只是收容俘虏的大运动。
因此，他致电陶勇要求解释。陶勇也感到困惑，因为23军的实际伤亡数字只有1293人。经过核对，发现是谭启龙的译电员粗心大意，在上报伤亡数字时多加了一个0，变成了13000。
谭启龙对此感到非常惭愧，向粟裕做了检讨。谭启龙作为7兵团政委，一直在浙江筹备委员会工作，接管浙江的任务也非常重要。
在杭州解放后的第7天，他已经开始将南下干部分配到浙江各个地方工作，自己则担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从军队工作转向了地方工作。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席带领宪法起草小组前往杭州，开始筹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得到了当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的热情接待。
在谭启龙的陪同下，毛泽东主席还游览了浙江的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谭启龙还曾经在青海和四川担任第一书记，为新中国的地区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