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公，毛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 他武可以比林彪，文可以比周恩来。
邓公曾三次复出，那么，他第二次复出时毛主席同他说过什么？
将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
对于邓公的第二次复出，周总理在里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毛主席松口就是在陈毅的追悼会上。
301医院的太平间里，满是寂静，而陈毅的遗体就躺在这里。呼啸的西北风不断地卷着黄沙细土，直冲冲地朝着太平间灌去，摆放在两旁的花圈上面的挽联和纸花也被吹得不断作响。陈毅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风口上，身上只简单地盖了一层白布床单。
周总理清瘦的面容上满是沉痛，他恭敬地朝着陈毅的遗体鞠了三躬，随后径直地朝着陈毅床边走去，轻轻地掀起床单的一角，摸了摸陈毅的手背，泪水扑簌簌地落了下来。最后，他重新将陈毅的床单拉平，动作无比地轻缓。
站在一旁的张茜呜咽出声，她上前握住周恩来伸出的右手，抽泣着让周总理多保重身体！
过了会儿，朱德和刘伯承他们来和陈毅的遗体告别，一个个老泪纵横，过来见一见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朱德更是沉痛地说： 「陈毅同志好啊，他死得太早了！」 刘伯承更是恨自己双目失明，没有办法见老战友的最后遗容。
王震更是带着自己的孙女给陈毅送终，他自己用尽全力抬起担架的一头，医护人员他们顾念他年老体弱，都在劝他不要抬，但他双手紧紧地攥着担架扶手哭天抹泪道： 「不要抢！陈老总的灵，我一定要扶！」
来灵堂告别的人很多，面前的一切都在震动着周恩来的心。
看着桌子上政治局委员一一圈阅的文件，周总理忍不住重重地叹息一声，按照文件上面的规定：陈老总已经不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所以，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的人数为五百人，悼词连上开头结尾共有600字，光是简历就占去了一半的篇幅。
悼词里面，毛主席将「有功有过」这四字给圈去了，这于周总理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而这段悼词张茜也看到了，她熟知丈夫的情操，只要有 「优秀党员」、「忠诚战士」 这两句最为简单的话就够了！
随着追悼会的时间越来越近，周总理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因为这种低规模的追悼会对于陈老总来说太不公正了。
10日下午三时，陈毅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十二点的时候，周总理就已经茶饭不思地在西花厅里面不断地踱步。
此时，毛主席还穿着淡黄色的睡衣，在卧床上辗转不宁，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他已经很久都足不出户，闭门谢客了。
卧室里面没有存放日历，床头也没有放置手表，而且，自从8日给陈毅的追悼会文件圈发之后，就没有人再提醒他。而这日是10日，午饭过后，毛主席照旧午休，宽敞的卧房里面，时不时传来毛主席翻身的声音。
突然之间，毛主席起身，摸索着穿上了拖鞋，站在外面的工作人员听到动静后进门，随后就听到毛主席说让调车， 他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话落，毛主席就朝着门口走去。
工作人员知晓毛主席的脾气，一旦决定了，就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于是，有两位赶紧抱着大衣扶着毛主席上车，还有一位用最快的速度拨通了西花厅的电话。
「游泳池」这边打来的电话直接驱散了周总理脸上的阴云，他立刻会意，打电话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更是雄浑有力 ：「......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的举动，迅速做出了提高追悼会的决定。
刚将电话搁置下来，周总理这边就坐上了「大红旗」，迅速地超过毛主席的专车，赶到八宝山。
周总理赶到八宝山休息室后，满脸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张茜听后感动地双眼含泪。临了，又忍不住抽泣地询问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周总理解释道： 「他一定要来。井冈山上的战友就是他了。」
等到毛主席下车，周总理这边已经将一切都准备就绪。当看到毛主席的那一刻，张茜更是激动上前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也流着泪握着张茜的手，格外缓慢且沉重地说他也是来悼念陈毅同志的，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既然毛主席来了，叶剑英也轻手轻脚地走到周总理身边，将手中的几页稿纸递了上去，周总理不解其意，叶剑英拱手再三，没有言语便退下，这下子，致悼词的人从叶剑英换成了周总理。
毛主席这次的出现，让在场的人出现了共鸣： 毛主席还没有忘记他们这些老干部。
此次，毛主席在同陈毅的亲属谈话时，毛主席将邓小平和刘伯承并提 ，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总理当场就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
再说邓小平这边，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他就用自己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将要有大变化，而他重见天日的机会也马上就要来了，于是，他抓住眼前的机会，给毛主席写信，
在批林的同时，他还作了自我检讨，并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 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 。8月14日，毛主席对这封信写了一大段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主席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的复出铺平了道路，不过，之后具体的安排就需要看周总理的政治艺术了。
毛主席写下批语的第二天，周总理就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语，但是，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因为毛主席的批语有这个意向，但是没有说得十分明白。会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当地组织生活，可以做一些调查活动。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这边邓小平的问题却没了后续，对此，周总理一直都在关注着，也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直到1972年12月17日晚上，毛主席当面对周总理说： 「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第二天，周总理就致函纪登奎和汪东兴，传达应该让谭震林「回来」的「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请你们二人上班」。同时又专门提出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这一番动作下来，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提上日程。
在周总理的安排之下，1973年2月，邓公接到了中央要他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
邓小平返京之后，前去见了毛主席， 毛主席出言询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邓公经过深思熟虑，说出两个字— —「等待。」
那么，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呢？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
1969年10月邓小平一家早早地就起来，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了沙河机场，到了飞机舱口，邓小平回首望了一眼，似乎想要再看一眼北京。但是，他的视线之内，出了一个空旷的机场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然后他回头进了舱门。
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之后，缓缓地降落在江西南昌向塘机场，一群接机的人早就在机场等候，邓小平下机之后，程惠远上前握手，自我介绍： 「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
一声「同志」，一个笑容，邓小平开始了自己在江西的岁月。
「专案组」的人员来到招待所之后，同邓小平进行了十几分钟的谈话，他们向邓小平通告了关于住处和劳动地点的安排情况，并询问他有什么要求，以便于他们回京向中央反映。
邓小平闻言说： 「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 这些话让「专案组」的人员无比意外。
随后，邓小平又说： 「有一件事，就是我大女儿今年二十八了，为她个人的事我有点担心。」 听到邓小平的回答，专案组的组长说： 「关于前一个问题，要看你自己了。会不会出来工作，那将由中央作出决定。至于后一个问题嘛，孩子是国家的，你要相信她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国家也会关心她的。」
邓小平他们三人住进步校中的小楼以后，很快就适应了这里新的生活，他们三位老人很快就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生活分工：邓小平虽然已经65岁了，却是唯一的「壮丁」，重一些的活全部都是由他做的，比方说劈柴和砸煤块等，而卓琳则是因为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做一些轻活细活，比方说扫地、擦桌和洗衣缝纫这些，而邓母虽然已经年近70，但是因为习惯于操劳，身体还算是不错，所以将生火、做饭还有一些和厨房有关的各类事物都负责了起来，他们三位老人相互体贴，互相照料。
生活安顿好了之后，邓小平夫妇就开始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这里是一个修理农机配件的小厂，省里还交代，要保证邓小平夫妇的人身安全，至于称呼，既不能叫同志，也不要直呼其名，就叫老邓，邓小平年纪大了，活儿也不要太重，派一些力所能及的就可以。
邓小平夫妇每天上午到工厂里面劳动，中午回家吃饭，午休之后，下午则在家做一些家务活，简单地吃过晚饭之后，回到楼上，邓小平看报纸看书，卓琳和婆婆在灯下缝缝补补做一些针线活，每天晚上八点，准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十点钟准时上床睡觉，邓小平躺下之后还要看上一个来钟头的书，然后关灯，这些都是他们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
邓小平来到江西是监督劳动锻炼，所以，不能光有劳动而没有监督。11月23日，秉持着上面的旨意，黄干事找到邓小平，让他们对到江西一个月来的劳动和学习写成心得体会。邓小平听了之后只说： 「有时我会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的。」
在信中，邓小平将自己在江西之后的生活详尽地写了上去，在信中，他说过得非常地愉快，新的生活，劳动的锻炼，和工人们的接触，对于他来说都是耳目一新，心情是很愉快的。
将生活和劳动的事情写完以后，邓小平在信中表示 ，绝不辜负主席和党的关怀，绝不做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事情，努力保持晚节。
最后，他写道 ：「因为要熟悉一下，所以过了一个月零四天才给你写第一封信，以后当隔一段时间像你作一次报告，如有必要，请将上述情形报告主席副主席和党中央。」
虽然到了离京千里之遥的江西，但是，邓小平仍旧像在北京时候一样，用通信的方式保持和中央的一线联系。
连同这封信发出的还有另外一封附函，邓小平在里面写道： 「来江西时，因飞机超重，只带了一半东西来，还有一些衣物和书籍没有来......如可能，请令有关同志查查，最好能运来，如决定留在北京，也请方便时告诉我们。」
汪东兴收到信以后，就将它送到周恩来和陈伯达等人看，没过多久，所有的行李和书籍全部都运到了江西。
后来，邓小平在写信的时候提到自己的大女儿邓林已经28岁了，但是还没有对象，而且还一身病，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如果能够给她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比方说收发、文书、保管之类的，对于她的身体比较合适。
信件送走之后，虽然没有答复，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政治变化。
1970年到1971年的这两年，政治舞台上跌宕起伏，突发事件更是应接不暇，可谓是热闹非凡，而邓小平一家依旧过着平常而又安静地生活。
在得知林彪事件后，邓小平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 「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之后，邓小平又提笔给毛主席写信，在信中，他明确写道：「 我个人没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不过于万一。」
1972年4月初，江西省革委会通知他们，将飞飞安排进江西理工科大学上学，这对于全家来说都是喜出望外的事情。
孩子能够上大学，是父母心头的一个大愿望，如今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给毛主席写的信，毛主席不但收到了，而且还回应了，这是极为重要的，这就说明， 毛主席仍旧在注视着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
邓小平返回北京之后，周恩来邀请邓小平到毛主席的住处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同邓小平握手的时候还希望他能够 努力工作，并保护身体。
对于邓小平的工作，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 「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按照原本的安排，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4月19日抵京，负责接待的是邓小平，这是他的公开露面。这时，有一个新的外事活动让邓小平的公开露面提前了一个星期，也就是西哈努克亲王4月12日返京。
毛主席对外国客人说： 「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
之后，毛主席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还做出了一项决定，让邓公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从而提升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
4月10日，邓公在联大特别会议上进行了发言，也是这次的活动，邓公在国际上树立了他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