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经历几个革命政权，生于清朝小官吏之家，当过孙中山的亲卫，又一步步官至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后又成为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国民党员，却频繁亲共；他多次示好中共，却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被划为「高级战犯」。
他一生经历多个政权的更迭，多重身份的转变，临死之前还心心念念着国家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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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军队中步步擢升，却与共结交
卫立煌出生于安徽合肥，家里是小官吏，因此有机会读私塾，接受教育。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到汉口报考学兵营，结业后便南下广州，成为孙中山的警卫队排长。1918年，卫立煌被纳编至粤军。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卫立煌到福建作战，立下战功，次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因与孙传芳军队大战六日夜，并乘胜追击，他被升为第九军副军长，南京卫戍副司令。
1932年，蒋介石派兵攻打鄂豫皖苏区域，承诺率先占领该区军政中心金家寨的人，将来该地设县便以其名命为地名。卫立煌在此战中成功攻占金家寨，便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边区‘剿匪’总指挥」，而该地也称为煌县。
此后，凭借其出众的打仗率兵的本事，且甘愿听从蒋介石调遣，卫立煌先后在闽、豫、皖等地任「剿匪」要职，并在1935年被选拔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在国民党内，卫立煌已拥有显赫的地位、名声和权力，彼时的他或许也只是想听从蒋介石的号令，按着蒋的方针指令走完他的军政之路。
卫立煌亲共离不开与四人的结识。
一是周恩来。早在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卫立煌便与周恩来打了照面。当时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而卫立煌是东征军下的一个旅长。周恩来随军亲入前线，鼓舞士气，发动民众，且凭借其新思想言论和政治才华使得卫立煌对周恩来印象颇深。
后在1936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卫周两人再次重逢。西安事变发生，卫立煌随蒋介石被张杨扣押，后中共派出周恩来调停，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卫立煌与周恩来认为抗日迫在眉睫，并相谈抗日问题。
第二人，则是在作战上难得知己的朱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形势也日渐紧张。日军想快速解决中国战场，便增加兵力自山西向北，攻入太原。日军派出了五万余兵力和精锐师团攻晋，拿下山西，意味着控制了华北。
卫立煌在此危急之际奉蒋介石命令率第14集团军驰援山西，而周恩来此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任第18集团军总司令，也先后赶往山西。卫与周、朱进行多次长谈，双方表明抗战对敌的决心，并相互交换战略战术。朱德指挥八路军在敌侧后方开展游击战，配合卫立煌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在共赴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的火车厢上，两人对时局、对过往经历和理想进行深谈，朱德的远大胸怀和高远志向使卫立煌钦佩不已，也对八路军和共产党愈发欣赏。
第三人，则是卫立煌身边的秘书赵荣声。赵荣声曾在燕京大学学习，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与进步同学南下，投奔山西、西北的战地服务团，后被分配到通讯股工作。赵荣声被派去参加朱德与卫立煌的重要会议，其文采受卫立煌赏识，希望他来到自己的司令部到秘书。
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得知此事后，便动员赵荣声前去，希望他能加强与卫立煌的统战工作。1938年，卫立煌司令部转赴晋南之时，由于日军飞机轰炸激烈，赵荣声便提议借路延安。
在延安，卫立煌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他亲共的最重要一人。进入延安，并未有他预想担忧的不受待见，延安城外便张贴着诸如「团结抗日」、「加强国共合作」等标语，还受到了延安群众和毛泽东的热情接待。
这次短暂的延安之行，让卫立煌对共产党的风气颇为认可，也与毛泽东进行了融洽的交谈。回到西安后，卫立煌应在延安时的承诺，将100万发枪弹、25万枚手榴弹、180箱牛肉罐头、3个师的夏装及50部电话机等物资运向延安，以解八路军物资之困。
据相关史料，卫立煌在1938年便有加入中共的想法，还询问秘书赵荣声和旧交陈铁入党（中国共产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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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违蒋的「剿共」密令，卫与国民党日渐离心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际，中共积极投入抗日，兵力和地区的扩张速度都加快不少，部分八路军进入了传统国民党军防区。这种局面引起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忧恐。1939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六中全会，改变抗战重心，提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即意图发动兵力摧损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1939年，阎锡山发动事变，杀害共产党员，胡宗南也召集30多万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反共高潮出现。
1940年2月，蒋介石电卫：「共产党巧言欺人......望严防审慎。」
同年3月，蒋介石再次四电卫立煌，要求朱德部撤至邯郸以北地区，「如果此事日军进攻，也要消灭晋东南的‘叛军’，再对付日寇。」
卫立煌一向主张积极抗日，拒绝内战，因此并不认可蒋介石的做法，但与其争执无果，只好率兵渡过黄河，召军议会，假意做出行动，私下派人通知朱、彭司令，希望其将越境部队撤回，避免伤亡。
第一次中共在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英勇斗争，取得胜利，意图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暂停对国民党的武装攻势，恢复国内和平。3月12日，中共中央派出朱德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谈，重申团结之愿，也提出划分作战区域，增加八路军物资，允许八路军扩编等要求。
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晋城谈判顺利结尾。朱德在同毛泽东汇报时指出，卫立煌作为「中间力量」的代表，同他搞好关系，对我们情势有利。
在这一时期，卫立煌还主动配合八路军作战，并对百团大战的计划表示钦佩，愿配合朱德部作战。同时，卫立煌也在洛阳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与毛泽东加强联系，询问其抗日战略和革命理论等问题。毛泽东也对其疑虑之处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作出了解答。
1941年1月，新四军在国民党要求下北移过程中，在皖南遭到国民党袭击，同月，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攻打新四军，还声称要将叶挺交给军事法庭。第二次反共高潮爆发。
1941年5月，日军调动7个师团、300多架飞机从东西北三面进攻中条山。卫立煌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属回电：「告以我军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日军在这场战役中攻势凶猛毒辣，中央军节节败退。毛泽东派出部队帮助中央军脱险，并接济卫立煌粮食。
在反共高潮同日军大举进攻之际，毛泽东仍致力于维护国共合作，尊奉蒋介石为「统帅」。6月，毛泽东致电卫立煌：「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提出了直接与间接两种配合方式，要求发动中条山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并坚守合法步骤，让重庆的周恩来为此计划活动，争取蒋介石同意。卫立煌对八路军配合抗战的态度十分兴奋，而蒋介石却认为毛、朱别有用心，意图离间中央军前方将领，要求卫立煌忽视八路军的提议。
中条山战役历时一个多月，阵亡4.2万人，被俘3.5万人，丧失了黄河北岸一块重要抗战基地，日军则继续南下攻打长沙。此事八路军在敌军后方积极牵制日军，蒋介石却将中条山战役的失败归为卫立煌的错误指挥，他在日记中写道：「晋南损失与伤亡......危险与壮烈则过之， 此应由卫立煌不学无术、处置疏忽之所致，然而彼毫不自知其过恶与责任之重大，可痛之至。」并责令卫立煌负全责，「自请严处」。
1942年，蒋介石将蒋鼎文调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则降为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并免去其河南省主席职务。卫立煌对蒋介石也有怨言，评价其「为人狭隘」「独裁」，并预判蒋介石政府迟早崩溃瓦解，而评价毛泽东「智仁勇兼备，深谋远虑，最后胜利可计日而待「，并道：「我终必有以报毛先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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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受疑，军权被夺，意图「谋反」
1942年，中共党员袁晓轩供出卫立煌与八路军领导人秘密来往频繁，并向中共告密自己意图脱共，投效卫部。此事由蒋鼎文告知蒋介石，也因此事，卫立煌无法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赴缅与日军作战，赋闲成都，并受到监视。直到1944年，原司令长官陈诚胃病复发，卫立煌才得到接替机会，并于次年取得反攻作战胜利。
滇西战役一胜，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加快了步伐。据传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将被改组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卫立煌将出任陆军总司令。卫立煌自认为提升有望，但最后他却被任为副总司令，总司令是何应钦。卫立煌对此安排大动肝火，不肯就职。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11月，卫立煌顶着副总司令的头衔，受蒋介石命令携夫人出洋。虽然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看出他并未相信卫立煌投共，但他仍不愿卫立煌受到八路军的影响，借此机会让卫立煌看看美国国力，坚信国民政府道路的正确性。而卫立煌带着失望的心情出国，只是想能避开同共产党的内战。
卫立煌先后去了日本、美国、英国和法国。当时法国共产党员已有200多万人，民主运动发展如火如荼。卫立煌在巴黎见到了姨侄女婿汪德昭，同其谈起自己英勇抗日，屡立军功，却被削兵权的遭遇。后来两人谈起共产党，汪德昭建议卫立煌直接起义，并帮助卫立煌同延安取得联系。
但这一消息经苏联再转交至中共中央手上时，已时隔多月。此时，卫立煌已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回国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便一直就东北而斗争，中共先后派出数万军队，上万干部去联系东北3000万群众，国民党中国陆军总部也发布命令，将川、滇、缅边境的中央军调往华北、东北等地。
1948年1月，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接连战败，加之其多年胃病愈加严重，蒋介石在犹豫数日之后，只好再次任命卫立煌。而卫立煌此时已有反蒋助共的打算。
东北国民党军约有55万人，但被孤立分散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地。毛泽东便提出了著名的「关门打狗」的战略，即集中20万兵力先行攻打锦州，阻断东北与华北的通道，沈阳则成为瓮中之鳖。
卫立煌不顾蒋介石的命令，在锦州战役最激烈的时刻拒绝驰援，锦州最终失守。此后，卫立煌向蒋介石谎称东北国军战力已经恢复，沈阳已可独立守备，冒然出兵攻打锦沈路，可能会导致沈阳陷入危机，诱使蒋介石固守沈阳。
蒋介石也深知时局不稳，便多次亲赴北平、沈阳催促出兵，并训话称：「如果出击不胜，尔等自必成仁，我蒋中正亦无颜立世。」在蒋介石派人进攻之时，也要求卫立煌规划收复锦州，但卫主张固守沈阳，拒绝支援廖耀湘和阙汉骞的兵团，廖耀湘兵团被围，而卫立煌抓住时机下令各军轻装突围，导致全军溃散。
长春解放后，林彪率军南下，进攻沈阳，先前围攻廖耀湘兵团的解放军也直指沈阳，卫立煌请书迁离沈阳，退居锦西，但蒋介石致电，要其与沈阳共存亡。滑稽的是，此时蒋介石仍没察觉卫立煌反常举动背后的真相，还慨叹道：「此种行伍粗汉，已不能如往日之勇壮。」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卫立煌打算经北平转飞广州，却在下地后被蒋介石派人押回南京软禁起来。蒋介石打算将卫立煌撤职查办，但此时全国大势几乎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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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战犯」身份躲过一劫，归国效力新中国
12月，中共公布了首批高级战犯，共43人，卫立煌名列其中。卫立煌正惶恐蒋介石将要如何处置自己，但看到这一消息便知道中共在想办法保住自己。1949年初，卫立煌逃离南京，移居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隐居在港的卫立煌冒着被蒋介石特务发现的风险，向北京的毛泽东发去激动真诚的贺电，而毛泽东也迅速回复表示感谢。为了不让卫立煌投共，蒋介石派人劝说卫立煌去台湾，却被其拒绝，也否决了旧部让他去国外的建议。
1954年，台湾当局与美签订【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卫立煌知晓此事后十分气愤，认为台湾当局不顾民族羞耻，拉拢外权去争夺国内政权，并希望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毛泽东、周恩来听闻卫立煌的言论十分欣赏，大力邀请卫立煌归国，共同努力解决两岸问题，共建社会主义新中国。
1955年3月，在周恩来的周全安排下，卫立煌夫妇回国。几日后，他将自己所写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由新华社发表。4月，卫立煌参加周恩来总理夫妇为他举办的接风宴，对其亲切态度极为感动。同月，毛泽东会见卫立煌，这是两人自延安阔别17年后的首次相见。5月，周恩来和陈毅邀请卫立煌参加印度外长梅农的晚宴，共同谈论两岸问题。
1957年4月，北京饭店里举行着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宴会。周恩来特地向伏老介绍了卫立煌，毛泽东在此时说道：「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这句话使卫立煌难以平复激动之情。
此后，卫立煌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代表等职位继续为国效力，遗憾的是，1960年，卫立煌因病去世。两岸问题至今还未得到妥善解决，但卫立煌代表了众多被迫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的人渴望国家统一的心声。
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外忧内困之际，卫立煌无论站在哪位领导者身边，担任着何种身份，都是在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道路上奋斗着，身份无法拘禁他远大的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