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朝后期及元祐时期台谏官兼职情况
神宗朝以来，台谏官基本 把持着国子监与司农寺 ，更具体地说，是在元丰改制后，其长官选任已呈现与前期巨大的差异。
元丰改制后，「旧以（御史）中丞兼理检使，侍御史兼知杂事，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监察御史兼监祭使。 及行官制，定员分职 ，实领其事，而使名悉罢。」
台谏官原有的固定兼职不再，兼判司农寺、判国子监等神宗朝台谏官突出的兼职形式更大为减少。原以判国子监事为国子监长官（虽也有国子祭酒之官号，但不常置），元丰改制后， 国子祭酒成为国子监真正的长官。
司农寺领导新法的特殊地位也 随着官制的颁布而消失 。谏院也在元丰改制中被撤销，谏官重新回到门下、中书两省，知谏院、同知谏院的官名不再。
以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为谏官（左、右散骑常侍未除授）。元丰时期制度的 更变必然对相关机构的官员任命产生一定影响。
然制度的更替并非一蹴而就， 神宗后期的改制实则是神宗亲领新法的反映 ，就台谏而言，则是神宗对台谏系统的重新调整。
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高氏在旧法派的支持下「更化」，台谏在人事任命上更是颠覆神宗朝 以新法派官员为台谏官的制度任命 ，重新启用旧法派官员占领台谏。
无论是制度的调整，还是朝政的更替 ，对北宋神宗朝后台谏官兼职问题都造成了巨大影响。首先，兼职名目少。
神宗朝台谏官员兼职名目涉及到礼仪类、外交类、对敕令的删定与编修、判国子监、判司农寺等多种，兼职的范围非常广， 所涉及的机构较多 ，以台谏官之身份兼领其他机构之职务，使台谏官权力外射，在新法推行期间有利于各项法令的下行。
神宗朝后台谏官的兼职大多是 礼仪类兼职、兼任经筵官 。如元祐七年七月，以御史中丞李之纯为南郊仪仗使。以御史中丞兼任礼仪性职务是北宋初年便形成的制度，直至哲宗朝，哲宗下诏：「自今大礼，自礼仪使以下并命执政官。」
往后台谏官很少再参与充任此类职务。此外，台谏官兼任经筵官的现象在北宋元祐时期， 乃至南宋都较为突出 。哲宗朝的傅尧俞、刘挚，徽宗朝的蒋猷、陈过庭等台谏官都曾任侍读。
由于台谏官兼任侍读较为突出，我们将此作为 北宋后期台谏官兼职现象的第二个特点单独讨论。
就学界现有研究来看，台谏官多兼任经筵官的现象 存在于北宋后期，乃至南宋 。故以整个北宋后期为中心，探讨台谏官兼任经筵官之现象。
学界对于台谏官兼任经筵的现象已有一定成果，大致认为经筵官身为「帝师」， 必须由学问好、有声望、有地位的名儒担任。
同时皇帝将经筵授课视为 一条了解外部和咨询时政的渠道 ，因此相对独立于相权的台谏官，就常称为经筵兼官。宁宗以后甚至出现了言官「无不预经筵者」的情况。
但台谏官兼经筵官并非始于北宋后期，仁宗朝时已有出现，「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仁宗以（贾）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 仁宗朝以前并无御史中丞任经筵 ，仁宗以贾昌朝为侍讲成为御史侍讲开端。仁宗朝知谏院司马光兼任侍读，是谏官侍讲开端。
经筵官主要承担对人君的教育， 指导皇帝对经典进行学习 ，解答皇帝提出的问题，双方进行学术交流。但实际上学术交流与政事讨论间的界限是很难把控的，君主会在经筵活动进行时与经筵官讨论政务。
总的说来，经筵官除了与人君之间做单纯的学术交流，同时也会掺杂对政事的探讨，影响君主的政治思想。 哲宗朝始，以台谏官兼任经筵官的现象更加突出 。
元祐元年， 傅尧俞以御史中丞兼侍读 。在此之前，傅尧俞为吏部尚书兼侍读，任御史中丞后，仍兼侍读。
制书中提到台谏官是言事之官，上言、进谏以防政策之失，侍讲官也时常对皇帝进行纳谏与教诲，故二者有一定的相通性， 以台谏官兼侍读则可时刻敦促皇帝 ，最终达到「论言之于无事，救之于未失」的效果。
故台谏官是基于本身的文化底蕴加上台谏官本职工作的通达性， 使之成为兼任经筵官的不二人选。
第三个特点为元祐时期台谏群体的兼职 多是御史中丞承担 ，御史台其他官员几乎无兼职，谏官兼职亦很少出现。以上谈到神宗朝后台谏群体兼职的现象很少再出现，有且仅集中于几个职务。
总而观之，承担这些兼职几乎全是御史中丞，笔者暂且没有在史料中发现北宋后期御史台其他官员兼职的例子。 就谏院而言，谏官兼职的情况更是少。
神宗的考量：神宗朝后期的台谏发展
神宗朝后，北宋再也没有出现 台谏官大规模兼他职的情况 ，而神宗朝凸显的这个特点，表明其有一定的优越性。
这种兼任非制度安排，在实际运行中却能带来直接的优势，即 省员而不废事、强化掌控事权。
神宗朝台谏群体多兼他职与熙丰变法的推行密切相关。
熙丰变法在推行之初就受到不断的反对与攻击， 反变法者以台谏为阵地 ，不断向新法发起进攻。均输法颁布后台谏官担当了纠弹的先锋，「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面对如此境地，神宗 甚至发出了「台谏非人」的感叹 。
因此，新法顺利实施需要王安石占据舆论阵地。王安石首先扶持亲近担任台谏官，将反对新法之旧台谏官员改官或罢免， 从而控制朝政舆论。
在神宗支持下， 王安石贬谪了一大批反对新法的台谏官员 ，同时将拥护新法的亲近官员引入台谏机构，甚至不惜以非常的迁转方式提拔新人，如李定。
此举足以显示王安石欲净化 并重新建构台谏系统的迫切 。使台谏官担任多项有实质差遣的兼职则是利用台谏官之身份总领相关机构新法的实施，有效隔绝了反对的声音，使新法顺利的在各个部门完成。
王安石罢相后， 神宗延续了对台谏官多任兼职的做法 ，继续新法的推行。若以台谏群体兼职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对于正值革新的熙丰时期来说这种尝试确实体现出以上的优越性。
台谏官兼职可以到达省员而不废事的目的， 同时强化台谏官对事权的掌控 ，更能有效的促进新法的发展。
然而熙宁过后，台谏群体兼职现象骤减又是出于何种考量？囿于制度设定必然非最终答案。
熙宁后的北宋发展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节点：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罢相，神宗亲自主持新法；神宗逝世，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旧法派占据朝廷中心 。
熙宁推行新法时， 宰相与言官相互「交通」 ，本是王安石控制台谏的手段。神宗主持变法以来，极力想要改变宰相与言官的紧密关系。
「经过对言路的调整，神宗继改换宰相人选 削弱了宰相的中书事权后 ，相权与台谏权在元丰初年又被「拆解」开来，台谏权力收归到皇帝手中。」
神宗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台谏与宰相分割， 阻止两方亲密的配合 ，以适应当下亲自主持新法的局面。
元丰改制中对台谏的改革亦是体现了神宗的这种思考。如六察法的实施更侧重于台谏官对文书的核验， 改制后台谏官兼职现象骤减 ，体现了「皇权成为宰相与台谏官围绕的中心，保持了朝中权力均势，为皇帝「独断」理政，提供了权力结构上的保证。」
神宗朝后期与元祐时期台谏均呈现台谏官兼职骤减的现象，但其原因却全然不同：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亲自主持新法。
尽管王安石已离开政治中心，但新法的人事组成结构却很难短时间内脱离王安石，故而「尽可能降低政务运行对既有人事结构的依赖性」 是神宗必须面对的问题 。
就台谏系统而言，熙、丰之际神宗对台谏的调整，古丽巍已有较好的论述， 他认为神宗对台谏的人事结构、机构职能做了调整， 「宰属与台谏官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界定，自身权限被极大压缩。」
上文已谈到台谏官兼任他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手段，决策者通过使台谏官大量的兼任其他机构，从而扩大台谏的管理范围， 同时削弱其在言事方面的权力 。
神宗亲自主持新法后，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依然 沿用王安石以台谏官兼任他职的做法 ，推动新法的实施。
但随着新法的全面推展，君臣之间的分歧、新法的弊端、人事结构的矛盾也越来越浮出水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神宗借元丰改制 ，改变台谏系统的人事结构安排 ，并减少台谏官的兼职，以此维护主持新法的局面。
司马光等人的路线：元祐时期的台谏发展
哲宗初立，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听政伊始便将司马光、吕公著等一大批旧法派官僚召回朝中。旧法派占据优势后， 陆续对各项新法加以废黜修改 ，司马光等人最先将目光放在对台谏的整治上。
吕中就一语见的地指出「司马光入相之初，以开言路为第一义 ，固所以疏十余年言路之荆棘， 所以为改新法之根本也」，把开言路视为「改新法之根本」，足见司马光一系力求改变王安石以来所设计的台谏系统。
司马光在上书时就说 「谏诤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无之」 吕公著也要求太后「广开言路，选置台谏官，诚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职，使求天下利害，议所以更修之术。」
司马光等人试图推翻王安石所建立的台谏系统，建立以旧法派为主的台谏体系。而他想「立」的这套体系， 却也深受王安石的影响。
尽管司马光反对王安石任用亲信， 甚至不顾破坏规定而进其党 ，任意摆布台谏的做法，但最终司马光等人也摆脱不了想要将台谏「私人化」的想法。
元祐初，高氏将司马光请回朝中以后，熙丰年间被放外任的老臣们逐渐回来，司马光、吕公著大量推举旧法派官员任担任台谏官。 元祐初期的人事变动早有学者阐述 。人事变动是直观可见的，而旧法派所运作的方式及手段往往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