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共两党曾先后在1924年和1937年，达成过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合作，但最终都在蒋介石阵营的破坏下，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建国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而这种以和为贵的诚意，也为接下来的国共秘密谈判，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1955年4月，周总理率领我国外交使团，受邀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明确提出了，我国希望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积极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章士钊在报纸上看到周总理的发言后，认为已经到了解决两岸问题最关键的时刻。于是他经过一番谨慎思考之后，决定向周总理主动请缨，担任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络员。
章士钊的提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并以党中央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在这封特殊的信函中，我党表达了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诚意，并提出了国家统一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1956年，章士钊怀揣密信风尘仆仆地赶赴香港，去和曾经的同僚、朋友会面，希望他们能帮忙将信转交给蒋介石。
在香港期间，章士钊秘密会见了多位台湾方面的朋友，这其中就包括对岸中宣部副部长许孝炎。当他得知章士钊此行的目的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
此后，许孝炎处理完香港方面的事宜后，马不停蹄地乘坐飞机回到台北，并亲手将这封拥有特殊使命的信件，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蒋介石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将这封信从头到尾地反复看了好几遍，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重要细节。此后，便陷入了漫长的沉默，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许孝炎只能知趣地离开。
至此，这件事情被搁置了长达一年之久，就在许孝炎认为此事大抵没戏之时，却突然在1957年初，接到了蒋介石的邀约。
二人见面之后，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地密谈，最终蒋介石率先打破僵局，他决定派一名特使前往北京打前站，借此试探我党的真实意图。
至于特使的人选，许孝炎力推时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经过再三的权衡之后，最终决定按照许孝炎的想法，派遣宋宜山前往北京打探虚实。
蒋介石的做法和态度，无疑表露出了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即便他对此抱有深深地怀疑，却仍然试图和我党建立联系，继而为实现统一大业做准备。
同年4月，宋宜山作为蒋介石的代言人，几经辗转终于抵达北京。他的两位湖南老乡章士钊、唐生明，早已在车站等候多时。
周总理作为我方代表，亲自在东兴楼设宴为宋宜山接风洗尘。宋宜山见到周总理后，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来意，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探查我党的和谈意向。
周总理面带微笑地对宋宜山说：「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当年，我们同吃一锅饭、同在一个房间内开会，希望我们彼此能达成再度合作。」
宋宜山抵京第三天，又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见到了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二人共同会商两岸统一问题。期间，李维汉作为我方代表，向宋宜山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条件：
第一，两党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共同促成和平统一大业；
第二，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可以成立拥有高度自治权的自治区；
第三，蒋介石继续担任台湾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我党承诺不以任何形式派遣人员参与管理；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驻扎在台湾地区的美军，应该根据相关规定限时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对此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议，并且还亲自操刀着笔，写下了近万字的报告。不过，蒋介石看完他写的这份报告后，却表现出了不悦之色。
后来，因为一些历史因素，导致国共之间的秘密会谈被迫终止，而所谓的国共第三次合作，也就此成为了历史泡影。
时隔八年后，蒋氏父子得知李宗仁回大陆后，内心中又开始掀起了波澜。于是，找到了与国共两党都有深厚渊源的学者曹聚仁，让他从中牵针引线。
可是一年后，我国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继而导致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再度中断，也为第三次合作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