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做了最后的结论，在结论中提到关于「犯错」这件事时，举了几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其中不乏陈独秀、张国焘、陈光、戴季英等人。
其中上边提到的这个戴季英，是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一生历经国民革命、苏区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属于资历深厚的开国功臣。可在新中国成立三年后，他即被开除党籍、公职，甚至还被毛主席批为「无可救药」，从此他的后半生便似乎在人间蒸发了....
这在中国革命史上虽说算不上空前绝后，但却是极为少见的个案。
如此命运多舛，可关于戴季英的生平却并没有过多着墨，如此蹊跷的现象，不禁引人深思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戴季英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其命运会在1951年彻底发生翻转，以至跌至谷底？
早期党内重要人物
1907年，戴季英在湖北黄安县松树岗镇的一个地主家出生了，因为家境殷实，所以他自小没有养家糊口的概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比寻常人家更专心在学业上，并接触新潮思想。
在戴季英先后就读武汉启黄中学，和武汉省立第一中学时，他的家乡正在闹革命，不少先进思想冲击着校园里的学生，戴季英在其中也深受影响，并在1926年7月成为了共青团员，领导当时武汉三镇一些小有名气的学生进行爱国运动。
次年2月，戴季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受党委派遣，他回到家乡黄安发动农民起义，掀起了「九月暴动」，这场起义在农民之间赢得了不少反馈，因此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起义结束后，戴季英时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并开始着手处理暴动后的宣传与组织工作，此时他才20岁，但在带领农民起义和整理残局上，表现得尤为成熟稳重。就连小时候在一起生活的邻居都说他（戴季英）做事这么果断，将来一定是干大事的人。当时在得知戴季英获得胜利之后，中共鄂东特委决定在黄安和麻城这两个县城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治政权。指令下达后，戴季英被任命为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成员。
接到命令后，戴季英立刻召集吴光浩、李先念、吴焕先、王树声、和陈再道等人，一同商议武装起义的细节和具体事宜。从时间地点到人数目标，短短几天时间，他们不仅商量出了非常缜密的计划，而且还组织了不少农民参与这场武装起义当中。
除了起义总指挥部成员，戴季英还担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总指挥，根据计划，他将在11月13日晚上十点左右，带领着3万多农民浩浩荡荡地闯进黄安城中。
凌晨4点左右，戴季英带着众人攻破黄安城方，并一举歼灭了县警备队，缴获了枪支100多支，其中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被及时抓捕，很快稳定住了局面。
后续戴季英等人还将一些平日里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给抓起来审判，一些行迹恶劣的直接枪毙，其余的该关监狱的关起来。
经此一战，黄安县和麻县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先是戴季英等人在11月18日正式成立黄安县苏维埃政权，然后又将这次起义成立的军队进行整改，合并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日后的战争中都付出了不小的贡献。
而这只是戴季英军旅生涯中的一小部分，他战绩最显赫的时期，是在1931年到1933年，当时中共鄂豫皖三省省委成立，书记是沈泽民，省委委员是戴季英，他负责在军事上辅助沈书记。
1932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戴季英担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在这期间，他率领的74师与敌人拼死作战，为主力部队转移阵地争取了不少时间。
后来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及中共机关面临转移，又是戴季英带着人留在鄂豫皖三省与敌人周旋，将不少敌方部队牵制住。而这时，戴季英在鄂豫皖根据的身份，已经是相当重要的地位了。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在陕西洛南县庾家河，召开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在会议上，戴季英等人共同商议，最后决定在鄂豫陕边区的位置建立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红25军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同时还发动群众积极参军入伍，进行改革。戴季英身为历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以及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不仅参与了整个过程，还带领红军部队反击国民党部队的「围剿」行动。
1935年1月，为了阻止红军崛起，蒋介石政府开始粉碎红军在各地的根据地，其中戴季英所在的红25军遭受了国民党军11个团的围攻。
面对敌军的穷追猛打，戴季英和吴焕先率领红25军南下，跟国民党军展开了游击战，一路上他们先下郧西，在消耗国民党军的同时，还不忘沿路整改被乡绅恶霸祸害的村庄。
在南方待得差不多了，然后又北上返回洛南，向东到卢氏，向西入蓝田，这一路上解决了不少民间反动政权和民团武装，在与国民党斗争的过程中，也悄无声息地打开了红军在鄂豫陕地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有了根据地，就好比军队有了补给点，抗战爆发时，戴季英等人所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不仅为大部队提供了不少助力，还一度跟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
抗战期间英勇奋战
抗战爆发后，中共双方暂时达成和解，共同对抗日军侵略者，在这期间，红军部队也面临新一轮的整改。
1937年前后，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抗战的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戴季英也被中共中央调到了大别山，他先是担任副司令员，后来又在1939年6月又升任为总司令。
在这期间，戴季英与在皖中和皖西的八路军军队负责人李世农、张凯帆相互协助，共同发展下游武装力量，甚至在1938年秋天，创建了一支专门由戴季英所率领的游击纵队。
在成为司令之前，戴季英积极推动高敬亭的部队进入皖东和皖中地区，这里是日军的敌后方，在戴季英的指挥下，八路军部队不仅几次切断日军部队的的集合攻击，还抵住了数次敌人的反扑，最后坚守住了根据地。
1939年，随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成立，中共准备在敌后方打开抗战局面，其中就包括早先由红28军改编的新四军第4支队，而戴季英则任职为第4支队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率领部队进入安徽巢县和相城地区进行抗战。
这两个城市正如中共所计划的那样，地处日军大后方，在这里开战，不仅会分散日军的注意力，还能停止日军进一步侵略的行为。
因此，戴季英深知这个位置的重要性，不仅多次率领部队深入敌营抢夺据点，还联合其他游击队伍牵制日军部队力量。
而且，在打仗方面有一手的他，还曾担任过代理司令员一职，当时司令员徐海东重病，无法上前线战场指挥。于是他便让人找来了戴季英，对他说：「我现在任命你为代理司令员，负责军中的一切事宜。」
就这样，戴季英成为了代理司令员，指挥着第4支队对抗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在张云逸的指导下开辟新的战略根据地。
在开辟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以及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这两个地区时，戴季英还将原本才2000人的部队扩充到了7000，为实现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做基础。
无视国民党小动作，坚持共产党道路
除了作战善于抓住时机、执行命令，戴季英还非常擅长谈判。
1939年12月，国民党再次搞「小动作」，企图破坏共产党新四军与八路军之间的联系。为了消灭新四军，蒋介石政府还用了非常卑劣的手段，那就是将当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的妻儿给抓了起来，以此为威胁，向张云逸和戴季英施加压力。
其中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正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桂系将领的李品仙，和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蒋德勤。他们本以为拿住张云逸的家属作为要挟，就能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乖乖就范，却全然不顾现时正处于日军在华侵略的紧要关头。
1940年3月30日，戴季英和张云逸先是致电给安徽各部门机关，以及各界领袖，不仅将李品仙和蒋德勤此等罪行公之于众，其言辞还有理有据，借由舆论之手全面谴责李品仙二人。
但光这么做还不行，戴季英跟张云逸商量了一番，决定根据中央指导，先打击李品仙，然后再是韩德勤。
虽说李品仙和韩德勤在政治舞台上都是各省主席，但作为将领的李品仙，远不如韩德勤副司令的身份，能调动的军队和影响也是所差甚远。
于是在制定好作战方针后，戴季英先集中了主力部队在津浦路西，一路攻上定远城。新四军作战人数不多，但是经过战争筛选，每个战士都有较强的身体素质以及作战能力，配合度也非常高，很快就攻下了定远城，取得了先打李的胜利。
后来军队整合，戴季英又指挥着第4和第5支队，和向路东进行增援的挺进纵队，以及苏皖支队会和，并在半塔附近与韩德勤进行交战，最后韩德勤不敌战败，新四军获得了胜利。
这也是第一次共产党在对抗国民党部队中，获得重大胜利的一场战役，不仅让国民党方面将张云逸的妻儿释放，还开创了日后建立根据地的关键一战。
因为其优秀的表现，1941年3月，戴季英和新四军的谭友林、郭述申等共计10人，一同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并进入中共中央党校进行学习。
与好友共同抗战
1944年夏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受挫，为了挽回损失，他们发起了豫湘桂战役，疯狂进攻国民党军事驻地，炸弹和飞机如疾风骤雨般攻来，许多国民党军队几乎毫无抵抗能力，被打的落荒而逃。正因如此，河南大部分地区遭到沦陷。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同年9月份，延安建立了中共河南区党委，以及河南军区暨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戴季英做区党委书记和抗日军政委，与当时抗日军司令员王树声一同作战。
一见到这个好朋友，戴季英就觉得久违，自从上次一同作战结束到现在，两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并肩作战了，不仅他这么怀念，王树声也觉得机会难得。
「这次中央也给了新的任务，这次我们不仅要把敌人给打回去，还要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么说时，戴季英感觉自己又回到了1927年，他跟王树声等人在黄安、麻县掀起的革命起义。
两人相遇后，立刻开始在敌后方创建河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他们率领部队来到嵩山，并且以嵩山为中心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据点。
当时日军的攻势非常猛烈，而戴季英等人也不是吃素的，经过多年与群众培养出来的情感，在戴季英的带领下，他们在民众间建立了阶级分明且井然有序的组织以及抗日政府，将军民一心做到了极致。
1945年2月，在戴季英和群众的努力下，八路军河南军区正式成立了，王树声和戴季英带领着刚刚建立并训练有素的第3、第4支队的战士，开始阻击日军侵略的游击战。
「第3和第4支队负责攻击日本鬼子和假洋鬼子，其他支队负责支援和做好百姓工作。」交代下来之后，戴季英就跟着老朋友深入山林。
当时河南人民抗日军有六个支队，其中几个支队分工明确，有专门负责扩充队伍的，有专门上阵杀敌的。
曾经红军创建之初，都是在上级下达命令之后，才会有征兵之类的动静，寻常时候一般都不会进行扩兵，正因为如此，才导致红军部队的人时而多如牛毛，时而少的可怜。河南抗日军的扩容经过戴季英这一整改，立刻变得新颖且富有创意。
对于戴季英的这一做法，毛泽东还曾不点名地表扬过，并称「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不要只顾眼前的胜负和扩兵筹款，这样迟早会将根据地掏空的。
不过当时日军大部分都在北方，尤其是晋察冀豫这几个省，正因如此，戴季英在豫西抗战期间的举措注定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除了让毛泽东称赞的扩充军队的方式，他们抗日的计划和奋战，还让国民党爱国将领高树勋有了统战的心，以至于后来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戴季英带领着的部队，除了自己在前线进行奋战，还不忘将八路军的抗日方针在群众百姓之间进行宣传，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也正是军民一心激励着戴季英等人，使得他们一直跟日军斗争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
来之不易的胜利让戴季英非常珍惜，作为河南军区的两位领导人，抗战胜利之后他们也开始收拾残局，本以为一切很快就能回到正轨，但是万万没想到蒋介石政府为了蚕食共产党的政权和军事，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议，并公然向共产党发起了进攻。
这时戴季英正跟王树声一起，在党中央的指示下，率领部队跟新四军第5师和八路军359旅会师这一次他们有了新的任务，那就是带着弟兄们守住中原这块战略要地。
同年10月，戴季英任职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以及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和当时的老搭档王树声，也就是第一纵队的总司令，负责牵制国民党在北方的大部分兵力，为我军的战略部署赢得了不少珍贵的时间。
1946年6月份，为了打通国民党军队向华东、华北和东北的军事通道，利用这三方兵力，再次将中原解放军包围其中进行消灭。
这种围杀的计划，在国民党这里出现过不止一次，有先前还未实施便失败的「铁桶计划」，致使当时的红军部队提前进入长征；
以及1941年1月6日的「皖南事变」，国民党7个师8万多人的部队，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进行伏击，将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以及所属部队的所有人给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原本9000余人的部队到最后只有2000人突围。
新四军的战士们打了七天七夜，最后留下来的人不是牺牲，就是惨遭俘虏，其中那些高级领导人更是惨遭国民党毒手。
政治部主任袁国民、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都是在突围中被杀害的。而军长叶挺更是在谈判期间被关押，不仅新四军被诬陷「叛变」，多了番号，他还要遭受蒋介石口中所谓的「军法审判」。
其实就事实而言，如果国共双方是真心合作的，那么在共产党全心抗日的过程中，蒋介石政府就应该相互配合，而不是在背后搞类似于这种栽赃偷袭的幺蛾子，否则抗日道路也不会一路走的那么艰难。
前期抗日不尽心尽力，还老是逮着队友的肺管子去戳，现在日本侵略者好不容易被赶跑了，又眼巴巴地跑过来抢别人的胜利果实。
只可惜共产党不是孙中山先生，国民党也不是袁世凯。
破解国民党「包围攻击」
1946年，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的指示，戴季英、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等中原军区部队已经完成了集合并进行战略转移。
当时中原军区集合起来的兵力不超过10万。而蒋介石调动了国民党20多个师30多万人。其中包括程潜、刘峙和胡宗南等三部32个旅的20多万兵力。
但当时跟国民党对线的中原解放军只有不到10万人，从如此数量悬殊的战役可以看出，国民党是下了血本要消灭共产党的中原主力军的。
如果放任国民党军队不断缩小包围圈，迟早会变成第二个「皖南事变」，而且这不仅仅只是单纯地将中原军主力消灭，还会对后来共产党的战略部署造成压力。
起先在7月份顺利突围，准备前往兄弟解放区的戴季英部队，突然接到中共中央的的指示，让他们改变原来进入解放区的计划，转而在鄂、豫、皖、川、陕等各省解放区外围，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攻击牵制，以配合内线部队作战。
接到命令后，戴季英、王树声等人表现出了高度的全局观念，并且从七月下旬开始，戴季英就开始进行转战牵制，并且还在外围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
戴季英担任根据地主政委，他一边扩建根据地，增加解放军外围牵制部队实力，一边在敌人后方进行游击斗争，消耗国民党军队的各项实力。
在这期间，不乏有国民党的「清剿」军队在山间进行搜捕，试图消灭解放军的游击部队，但这些国民党军面对的是多年在鄂、豫、皖、川、陕等地作斗争的戴季英。
他对这一带的地貌熟悉得简直就像土生土长的人一样，不仅几次带领着部队躲过了「清剿」，还多次利用地形进行反击。
国民党的部队起先还仗着自己人多势众，想着能尽快将解放军消灭，可刚一进山里和平原，就被解放军部队吊着打，拿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却没有半点还手之力。
正是戴季英这种灵活勇猛的牵制作战，将大批量国民党军队吸引了出去，这才缓解并帮助陕北、华北、华东以及东北等解放区度过最艰难的时期。
生涯暮年，却被沙子迷了眼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季英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的省会，以戴季英在战场上的功勋，本就配得起这个位置，可是这时候戴季英却挟着自己曾经在抗战时期的功劳，开始居功自傲起来。
他认为，自二十年代就是共产党的省级干部了，又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在河南奋斗了多年，解放战争时期就出任河南区的省委书记了，这一职务是可以与省委书记相提并论的，而今的职务与自己的功劳相比，是不对等的。
甚至他还倚老卖老，瞧不起河南省委资历不深的干部，认为他们在资历、威望、党龄、贡献等各方面都与自己相去甚远。因此在他看来，现如今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应该是自己的。
在这样的心态下，戴季英不听省委的招呼，多次公开发表与省委意见相左的言论，甚至不惜以流氓市侩手段，假借别人名义自己写文章来吹嘘自己，假借群众名义自己写信来感谢自己，假借画革命先烈遗像和在像上题词来抬高自己。
要知道，当时即使是十大元帅和国家高层领导人，都过着非常低调的生活，戴季英这一「标榜」出现，不仅违反了党的艰苦朴素精神，还因为他身为政府官员的原因，容易在社会上引起不好的影响。
一开始中共中央还有警告下来，让他清醒一点，但是戴季英不仅没有低调，反而却更嚣张了，他不仅多次攻击当时的河南省委领导，甚至还在1951年年底直接写信给中央和毛主席，要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的位置。
毛主席看了这封要官信后，再一确定戴季英多日来嚣张的行事，当即怒不可遏：「这个戴季英简直就是无药可救，这样的高级官员留在政府，只会带来不良风气！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 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回家反省。
就这样，戎马征战了20多年，戴季英最终还是拜倒在了自己的虚荣心之下，被自己的一己之欲所影响，永远退出了政治舞台。欲望可怕吗？或许这还要问问戴季英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