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国军民同舟共济，举国上下一往无前，奋勇抗击日寇入侵。然而，在战火硝烟弥漫的年代，我们的国军战力为何会出现明显下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让我们追溯历史，剖析其中的原委。
国军战力消长的轨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经过激烈的上海保卫战和淞沪会战，虽然最终被迫撤离上海，但表现出了顽强的抗击决心和坚韧的战斗力。随后的武汉会战和徐州会战，国军虽屡战屡败，但仍未被彻底击溃。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军开始执行＂怀柔持久战＂战略，把战场转移到西北内陆地区。在这一时期，国军战线暂时得到短暂的喘息。但日军决心全面占领中国腹地，于是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试图切断国军生命线。
1939年，国军在昆明会战、南昌会战以及武宁会战等多场战役中遭到重创。尽管在阳新会战、潘阳会战等局部战役中取得些许胜利，但总体上，国军已渐露疲态。大批军阀旧部逐渐解体，战斗力锐减。只有精锐的中央军和陆军新编师仍保持着较强的战力。
1941年，战火蔓延至英属缅甸，国军参与英军作战，但在滇缅公路沿线遭遇惨败。直至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国军几乎已无力阻挡日军在中南部地区的横扫。仅在衡阳一地，国军第十军与美军空中支援，死守数月，勉强阻挡了日军进攻。
总的来说，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国军战力出现了明显的起伏曲线。由最初的坚决抵抗，到中期的战略转移，再到后期的日渐颓势，这种变化折射出了国军长期作战能力的确有不足。那么，究竟是哪些深层次因素，导致了国军战力的逐步下降？我们将在后文中一一道来。
蒋介石战略决策的影响
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对于如何应对日军入侵给予了高度重视。但与此同时，他也未能完全抛开对国共内战的忧虑。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妥协，接受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一些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待共产党力量的态度开始趋于谨慎。虽然在正面战场上，国共两党原本存在着一定合作，但蒋始终忌惮共产党在根据地不断壮大。
这种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对战略决策的判断。他本可以将更多的兵力调遣至正面阵地，全力对抗日军，但却有意留下相当大量的军队力量，用以防范共产党可能的突袭和扩张。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国军在正面战场的实力。
基于对共产党的忧虑，蒋另一重大战略决策是采取＂守沿海，舍中西＂的方针。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军主力开始逐步远离沿海城市和交通要道，转入内陆腹地。
这种决策最初是基于蒋对战略进攻和决战的审慎考虑。他认为在当时军力悬殊的情况下，若坚持在沿海地区同日军决战，恐难以取胜。因此选择了＂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
然而，这一决策也为日后国军战力的逐步消耗埋下了祸根。一方面，内陆地区的后勤补给更加困难，武器弹药的运输受到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国军退至内陆腹地后，又常常遭到日军猛烈空袭，重要交通线更是屡被切断。这加剧了国军的装备短缺和生存压力。
综合来看，蒋介石战略决策中对国共内战和决战考量，虽有一定现实原因，但终归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军战力的后期下滑埋下了隐患。
军队指挥体系的缺陷
在漫长的抗战年代里，国军军队指挥体系的种种缺陷日渐显现，这直接影响了它们的整体战斗力。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缺乏战略层面的统筹协调。
作为最高统帅，蒋介石虽然负有全面指挥权，但在具体作战层面，常常无法对分散的多路兵力做出高度协同的指挥部署。各战区和野战军往往是自成系统，相互之间缺乏默契配合，这严重削弱了国军的整体战斗力。
譬如在1938年徐州会战中，京沪和平苏三路军队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在作战中未能形成合理兵力集中和相互支援。而在1939年的武宁会战时，由于疏忽大意，国军更是几乎全军覆没。
此外，蒋介石对陆军的指挥系统也存在改革不彻底的问题。虽然他试图扫除旧军阀割据体制，组建新式陆军师团编制，但许多旧军阀仍旧拥有庞大的私属武装，对中央命令屡屡置之不理。种种分崩离析的征兆，无疑加剧了国军整体战斗力的低下。
正所谓将无戎马革，即便拥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如果军纪涣散，军心士气低落，终将会大大折损其战斗力。而在抗战后期，军纪涣散和军心问题的确成为拖累国军的一大祸根。
长期作战、伤亡惨重、装备匮乏等因素导致国军军纪日趋疏浪，逃荒遁离的现象屡见不鲜。更有甚者，一些投机分子趁机劫掠百姓，加剧了军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军心涣散在所难免，这严重影响了国军在各大战役中的士气和斗志。
即便在某些精锐部队中，军纪尚能勉强维系，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督励和奖惩机制，官兵们依然难以信服蒋介石号召的＂持久抗战＂方针，唯恐战事无终止日。直到抗战最后阶段，这种懈怠情绪更是大行其道。
此外，国军军令系统中还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隐患，那就是蒋介石对将领任命把关的力度不够。
作为最高统帅，蒋固然拥有任免军官的最高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中，他却常常出于种种考虑而放纵部分无能将领的存在。这不仅影响了国军的作战效率，也埋下了重大隐患。
比如，1944年的黄桥决战期间，国军八路军对阵日军便大败而归，主因就在于中央军指挥官贺耳大错失了时机，令优势兵力无法集中。抗战结束后，军统长期监视着共产党，导致视野狭隘，错失很多战机。
这些将领任命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国军的最终战斗力表现。因而，这也是导致国军战力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
物资与装备的匮乏
在抗战艰难岁月里，国军面临的一大困境就是物资装备的严重匮乏。这种匮乏的根源，首先源于当时国民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封锁。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就开始实施对华经济制裁。作为主要出口大国，日本当局禁止了对中国的钢铁、机械等战略物资输出，给国民政府军火采购带来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沿海大部分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还失去了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加之西方国家对华局势保持观望态度，并未给予实质性的物资援助，国民政府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
缺乏资金，又遭遇制裁封锁，国军自然无法大量采购武器弹药。虽然国民政府仍寄希望于内陆地区的军火工业，但由于产能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抗战需求。这使得国军在整个作战过程中，装备程度一直低于日军，武器弹药严重缺乏。
与此同时，即便在有限的情况下，国军若想运输来自西南地区的武器弹药，也会遭遇日军飞机的严重袭扰。
当时国军主要依赖的是川滇黔线、太原汾渭线等陆路交通线，然而这些线路都曲折遥远，极易暴露目标。一旦遭到日军飞机的发现和袭击，不仅补给运输会遭到严重阻断，沿线地区也会陷入瘫痪。
例如在1939年至1940年间，日军对川滇黔线连续进行空袭，将这条运输线切断长达一年有余。随后日军又将攻击目标转向太原汾渭线，切断了这条联系国军西北根据地的命脉。
面对如此严重的空中威胁，国军难以有效反击。军火弹药的补给越发捉襟见肘，无法保证正面阵地的消耗需求。这不啻是雪上加霜，加剧了国军后勤短缺的危机。
最后，即便依赖内陆地区军工的生产，但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工业水平低下，同样难以满足日益高涨的军需。
自1937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虽然竭力发展军火工业，将重工业重心逐步转移到内陆地区，并在重庆、昆明等地兴建了一批军工企业。但由于基础条件所限，产能和质量仍然无法满足军队需求。
以枪弹生产为例，国内生产的步枪子弹主要类型就只有＂七七＂和＂八九＂两种。即便如此，产量也常常入不敷出。据统计，到1944年，国军单单就缺口径7.92毫米手枪子弹就达到30亿发。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当时中国工业整体落后，重型武器装备、火炮弹药等则更加捉襟见肘。直到抗战最后阶段，自给自足的局面才稍有好转。但在几年的军事对垒中，国军因装备匮乏所付出的代价则是不可估量的。
外援力量的匮乏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除了自身建军力量外，国军还渴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援与协助，以振奋军心，增强战斗力。但现实情况却远远逊于预期，这成为导致国军战力下滑的又一重要因素。
自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便企盼通过与英美国家的合作来获得实质性的军事援助。但遗憾的是，这一期望终未能如愿以偿。
尽管英美政府对日本的侵华行为口头上予以强烈谴责，但考虑到自身利益，它们在实际行动上却远远不够给力。从1937年至1941年之间，两国对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援助微乎其微，即便有所援助，多数也被困在装船港口无法运抵前线。
直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与反法西斯阵营，对华支援力度才略有加大。但即便如此，它们也更多将目光投向了同盟国大英帝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作战需求。
真正肩并肩抗击日军，则要到1944年中期之后的几场会战中。但时至今日，美军参战人数仍寥寥无几，更无法与数百万国军相提并论。
与期望英美实力来援的失望相映成趣，国共双方当初积极寻求苏联军事支援的希望，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作为被日本排斥在东北地区的盟友，苏联理应在抗日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实际上，由于斯大林对日本保持战略上的忌惮，苏联政府始终恪守着战略避战的原则。
除了在1937年初期提供过一些武器弹药外，苏联当局对于向国民政府提供更多战略性的物资援助一直避之不及。甚至有数据显示，1938年至1941年间，苏联对中国的军火出口总值仅为600万美元。
苏联强硬的中立政策，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军在装备方面的困境。早期抗战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向苏联政府游说，寻求实际援助，但终遭拒绝。直到抗战最后阶段，苏联才更多地向共产党伸出援手。
除了寄希望于英美和苏联这些大国之外，国民政府当局还曾设想，通过拉拢更多中小国家的力量，来扭转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但实际情况依旧令人扼腕。
在漫长的八年抗战期间，除了美国、英国和苏联对华提供了少量的军火支援外，其他大多数国家要么嗤之以鼻，要么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便如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北欧一些民主国家，在道义上对中国颇为同情，但实际贡献微乎其微。
更有甚者，某些发展中国家还阴错阳差地＂亲日媚日＂。比如当时的泰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的利益支持，不仅在1941年12月发动了泰缅战争，直接入侵英属缅甸，而且还出兵与日军对阵国军。
结尾
总的来看，这种国际孤立无援的局面，加之政治经济环境的诸多制约，都加剧了国军在物资装备等方面的战斗力下降。当国军最终一路抵御到全面胜利时，代价则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