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治国其实就如同治病一样，若遇良医则病人很快康复，若统治者是良医，则国泰民安。
然而不幸的是统治者通常都是庸医，他们治国无方弄权有术，带来的往往是无尽的灾难，若按破坏力的层级来划分，大概可分为以下四类。
初级庸医的治国方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就是只看到眼前的问题，不顾全局的利益，用一些简单粗暴的方法，试图解决复杂的问题，再加上庸医能力有限，反而会让局势更加恶化，最终无力回天。
明朝末年的朱由检就是一个典型的初级庸医，他一上台就发现国库空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想当然的开出了裁撤驿站的药方以节省开支。
然而他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是造成了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大量人员失业，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变。
为了尽快平息民变，他又向百姓征饷，就像抱薪救火一样，民变反而越剿越炽，朱由检最终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导致国破身亡。
然而客观地说，虽然是亡国之君，但朱由检是真的在为国事日夜焦劳，他是真的想让国家好起来。
与现代的统治者不一样，在家天下的皇权时代，皇帝都是把天下当成自己的企业来打理，他们是真的想让企业红火起来。
因为百姓过得富足安康，自己的江山才能金瓯永固，因此对于初级庸医朱由检，后人对他的感官并不是那么坏。
而现代的统治者与古代的皇帝就不一样了，他们首先考量的并不是百姓的富足，而是自己的权位。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的生活过好了，就会思考民主法治等层面的东西，这对统治者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
因此他们都喜欢搞一些务虚的形式主义，务实的民生反而放在其次，弄清楚他们的执政逻辑后，就能理解他们的手段。
相对于初级庸医，第二代就要厉害多了，他们头痛医脸，脚痛也医脸，对他们来说，能不能止痛不要紧，只要面色看起来好就行。
他们擅长用一些虚假的宣传，来掩盖真实的问题，让人民和外界以为一切都很美好，其实是在欺骗自己和别人。
比如在1932-1933年期间，因为斯大林错误的农业政策，农户的粮食被强行收缴，乌克兰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数百万人因此而丧生。
然而联盟大国的政府不仅否认饥荒的存在，还通过宣传机构积极宣扬农业产量的增长。
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各地都在大丰收，各种摆拍的照片充斥着各大报纸，数百万饿死的生命仿佛不存在一样。
对于斯大林来说，饿死多少人无所谓，只要宣传搞得好，自己依然伟大光荣，官方的粉饰使得国际社会对于实际情况知之甚少，直到多年以后才逐渐揭露了真相。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成本低且见效快，因为如果真的要去解决实际问题，政府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去赈济饥民。
就算能救活大部分人，但是发生饥荒的事情让外界所知，就会有损最高领导的光辉形象，在斯大林时期，没有什么事情有最高领导的面子重要。
然而这种方式也有其弊端，就是无论如何粉饰太平，真相终究会浮出水面，而始作俑者必然会遗臭万年。
到了第三代庸医就更加邪乎了，他们头痛堵嘴，脚痛也堵嘴，也就是不让人民说话，不让人民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只要不喊出来，就没有病痛。
他们擅长用一些残酷的手段来镇压人民的反抗，让人民沉默，这方面的佼佼者当属罗马尼亚的齐斯古。
在齐氏统治罗马尼亚期间，为了打造自己所谓的不朽功业，他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强制储蓄和国家债务，以支持他的现代化计划和大规模建设项目。
可想而知，这些想当然的政策不但没有为国家带来繁荣，反而导致了经济失衡、资源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
人们面临着粮食短缺、商品匮乏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不足，农村地区受到农业集体化的影响，农业生产大幅下降，食物供应更是极度紧张。
再加上政府的集权控制和腐败导致的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更加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在齐氏的倒行逆施下，国家被搞得千疮百孔，人们对齐氏的怨恨也在与日俱增。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三代庸医的齐斯古想到了堵嘴的方法，他为此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的「打字机法」，这是一种极端的控制手段。
该法规定全国所有的打字机都必须到警局备案，所有的印刷品和复印件都必须和政府的公文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能改。
包括任何拼写错误或语句错误，即使发现了错误，也不能更正，因为与官方发布的原文不一致就是犯罪。
通过这种极端残酷的手段，齐氏很快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人民的伤痛再也喊不出来了，只要没有人喊痛，仿佛就国泰民安了。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威力大，见效快，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缺点是治标不治本，且副作用大，真正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这些问题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其爆发的力量会将统治者吞噬，2000年前陈胜喊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强大的大秦帝国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常常有惊人的相似，1989年12月21日，布加勒斯特的广场上有人喊了一句打倒齐斯古，就像一粒火星一样，一下就燃爆了积压在人们心里多年的怨气。
于是这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红色皇帝在三天后就被枪决了。
到了第四代庸医更是登峰造极，干脆嘴也懒得堵了，甚至连脸都不要了，直接捂住自己的耳朵，听不见叫喊就一切安好了。
1975年4月17日，波尔布特带领红色高棉占领了首都金边，正式夺取了政权，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时常感叹自己的国家生病了，已经不纯洁了。
为了让国家纯洁，波尔布特在国内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包括医生、教师、商人等等除了贫农而外的人都成了屠杀的对象。
每个人都被要求穿上统一的黑衣，从事统一的繁重劳动，因病累而倒毙的不计其数，不到四年时间，就有200万人因为波尔布特的妄念而丧身。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波尔布特一手打造了一个地狱般的世界，很难想象受过高等教育，且留学法国见过世面的波尔布特的内心对自己制造的累累白骨会毫无波澜。
但他却不愿意反思自己的错误路线，躲在深山里继续发号施令，反正人民的惨叫和惨状自己不想听也不想看，所谓掩耳盗铃，不管有多少万人坑，只要自己没看到就是没有。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无需付出任何代价，一切问题只要视而不见就好，而缺点是自欺欺人且违背了天道。
1979年，当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的时候，人们欢呼雀跃的欢迎这支外国入侵军，这一天也被定为柬埔寨的解放日，被自己的人民抛弃，可见波尔布特有多么的不得人心。
1998年4月15日，波尔布特在被自己的部下叛变后，孤独地死在了丛林中，他的死因至今不明，他的尸体被焚烧在一堆轮胎上，没有任何人为他哭泣。
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冷漠，他没有尊重人民的存在，也没有关心人民的感受，为了实现自己的幻想，他不惜牺牲一切。
这就像一个没有良心的医生，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和狂妄，不惜用实验和折磨去摧毁病人，结果都是身败名裂，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通过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到，治国如医，良医难求，不同层次的庸医，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而真正的良医为什么少之又少呢？
这是因为治国如医，要有高超的医术，也就是治国的能力与智慧，这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洞察，明智的决策以及坚定地执行，这些都要靠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
其次还要有仁心仁术，也就是治国的情怀与良知，这需要有对国家的责任，对人民的关爱，对社会的公平以及对自己的谦卑。
这些素质都需要长期的修养和磨炼，不是人人都具有的，因此真正的良医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而唯有一个优秀的制度，才能让庸医不能作恶，暴君无法施暴，人民才能免受无妄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