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邓颖超同志逝世31周年纪念日，她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者。这位伟大的女性在生前留下了两份遗书，表明她不愿举办追悼会，与周总理一样，也不希望保留骨灰。
早在1987年，一家出版社就计划出版一本关于长征女战士的书，他们希望能采访邓颖超，并写一篇关于她的传记。
她一口否决了这个提议，声称自己在长征中并未做出什么工作，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在20世纪80年代，她曾两次拒绝为她立传的人，但最后，组织上还是坚持要给她安排下来。
那么，这位朴实无华的革命家本色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呢？或许可以从青年邓颖超在直隶女师的那段经历中寻找答案。
邓颖超在青年时期曾在1915年至1920年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院（简称「直隶女师」）。该校有参政爱国的传统，注重革命与学习的结合，为邓颖超后来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6年，邓颖超以自己的优秀表现成功升入直隶女师本科。同年11月，蔡锷先生因病在日本去世，他曾经组织和领导了护国运动。
一场主题为「追忆蔡松坡先生」的作文比赛在新生校友会中热烈展开，共有250名同学参与其中。最终，评委会从众多参赛作品中挑选出了四篇优秀佳作，其中邓颖超的文章脱颖而出。
她用简洁流畅的文字，深情缅怀了蔡锷先生在革命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的敬仰和赞许。在文章的结尾，邓颖超寄语全国同胞：「让我们上下一心，提振精神，为国家的进步而努力！」
这无疑充分表达了她深沉的爱国情怀和救国愿望，直到新中国的诞生，这个梦想才得以实现。在邓颖超求学期间，她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组织和领导妇女进步团体，并担任女界演讲队队长。
那时，她的领导才能已经初露头角。1920年，年仅16岁的邓颖超从直隶女师毕业，随后应聘到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任教。
她从此开始了一段难忘的教学生涯。这是她首次独自踏入社会，年轻而充满热情。邓颖超到这所小学教书，开启了历史先河。
尽管教育界长期以来对女性存在偏见和歧视，很少有人聘请女教师，但邓颖超打破了这个传统的思维，为教育界开辟了新路，也为后来的女性进入教育界树立了榜样。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教育界过去一直轻视女性。在邓颖超的教学生涯中，她确实遇到了一些这样的困难。当她负责带领学生们做操时，学校每天都会安排一位老师。
当她走上台时，学生们看到这位年轻而稚嫩的女教师，都不由自主地散漫起来，对她表示轻视。
面对学生们的喧闹，男教师面露不满，似乎试图用不管的态度来阻止他们。然而，邓颖超并没有慌乱，只是默默站在学生面前，微笑着看着他们。
这种平静的态度似乎给学生们带来了无形的压力，让他们不再嬉闹。随后，她以洪亮的声音询问学生们：「你们说够了吗？
笑够了吗？」学生们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安静下来，跟着她一起做早操。邓颖超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全身心投入，认真负责。
为了改进教学，她曾不分昼夜编写了两册教学方法，这些方法融入了她对平等和革新的思想。虽然她后来去了其他学校教书，但对她曾经任教的第一所小学的情感始终如一。
如今，那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正好迎来建校80周年。
在病重之际，邓颖超以学校首位女教师的身份，亲笔写下800多字的贺信。她表示虽然自己因为工作不能时常回学校看看，但是每当她驱车路过南华新街时，她总会掀开窗帘，看一眼学校。
除了教书育人的工作，邓颖超还曾开办补习学校，帮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上学的妇女。1923年，以她为首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青年，创办了「女星社」。
在目睹了下层妇女终日劳作，而无法学习的困境后，邓颖超决定要免费为这些妇女上课补习，以帮助她们摆脱封建思想，解放自身。
在这一过程中，她培养了未来一大批中国妇女运动的骨干。1924年，邓颖超在天津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在第二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天津地委的妇女部长。
正是在那个时候，邓颖超放弃了教育工作，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在她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把自己所做的事进行宣传报道。这样的原则又引出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邓颖超一生反对树立自己的纪念碑，对于周总理和她的故居，她同样持反对态度。1982年4月29日，她在与中央文献室及编辑周总理相关集子的工作人员交谈中，就故居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她批评了他们修复故居时的不实事求是，这也是她和周总理都不愿意搞故居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修复出来的地方与他们生前差别太大，那还能被称为「故居」吗？
她还强调，周总理一直以来都是反对搞故居的，她也是反对的。虽然中央要搞别人的故居，她不能反对，但她至少可以反对搞自己的故居。
"当邓颖超离开这个世界后，她的遗嘱中明确表示，这所房子不是个人的，而是属于公家的，不要将其作为她的故居。
她深感组织上总会有人坚持修复故居，因此特意叮嘱她的秘书赵炜：如果听到他们要修我们的故居，首先要反对，并清楚表达我们对此事的看法；如果必须要修，也要实事求是，按照我们在世的模样去修，不能让它变得富丽堂皇。
邓颖超在说这话时，还专门请了写周总理集子的工作人员作为见证人，这段关于"故居"的历史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然而，她仍然认为"故居修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并曾认真建议党内几个研究党史的人坐下来，共同研究这个问题。"
作为中国革命和妇女革命的先驱，邓颖超一生为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她始终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拒绝为自己的事迹立碑著传，也从不愿宣传和居功。
邓颖超深感过去的革命斗争残酷，许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有些东西也因此保存不下来。作为幸存者，我们应该为自己留些东西，但同时也不能忘记那些牺牲在路上的同志和战士们。
因此，在1987年的一天，当一家出版社策划出版一本专门讲长征女战士的书时，邓颖超坚决地拒绝了这个方案。
邓颖超是长征中少数几位走完全程的女性，因此出版社的编辑希望采访她。然而，当她收到这个消息时，她坚决表示反对。
她说，她在苏区时身体状况不佳，经常咳血。在长征过程中，有一次骑马时不慎摔倒在沼泽中，从此患上了肺病。组织安排她去休养连，由其他同志带着她走完了长征。
与蔡畅同志、康克清同志和李坚贞同志不同，她觉得自己没有值得书写的经历。之后，她甚至写信给中央文献室，坚决反对为她立碑树传。
直到1988年，中央才正式决定为她写传记。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愿意接受采访。
有人问邓颖超如何写自己的传记，但她并不想过多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她希望写作的同志能用创新的方式，结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挖掘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和革命发展历程。
同时，她还特别强调要全面、客观地展现事物的全貌，不要只是片面地歌颂赞美。这种朴实而高尚的品质，同样体现在她留下的两封遗书中。
78岁的她，在1982年这一年里，用心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在6月17日，她在1978年7月1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上进行了修改，这是写给组织的。
另一封是在11月5日，她写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处理自己身后的事情。
邓颖超的遗愿：火化骨灰后，直接把骨灰盒送去周总理处，不要新建骨灰盒；房子属于人民，坚决不搞故居，不搞追悼会。
邓颖超在遗书中强调了对亲属关系的公平对待，她自己的亲属本分，希望她的亲属待遇也能公正公开。她以此为例，期望端正党风，反对党内排场和官僚作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
在第二封遗书中，她明确表示，如果病重无救，不要进行抢救，以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和病患的痛苦。她将自己的工资交党费，房屋由公家处理，书籍退回原机关，剩余的可以分给青少年阅读单位。
邓颖超的心中充满了对党和人民的深深热爱，她始终挂念着国家的发展，但却忽视了自己。在她的信中，她贴心地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布置了任务，还留下了一些物品作为纪念。
邓颖超的细腻和体贴在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封信的末尾，她也对所有人表示了感谢。关于遗体的处理，她坚持简单就好，让身边的人乘平时坐的车去天津海河撒掉骨灰，不要麻烦天津的同志，也不要惊动其他人。
邓颖超于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去世，她的骨灰装进了周总理曾经用过的骨灰盒，并按照她的遗嘱撒入了天津海河。
原本安放周总理骨灰的地方，两人的遗体以这样的方式，在16年后重逢，此生此世，再也不会分离。邓颖超的遗书，不仅体现了她对党的深深忠诚和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也展现了她对亲人的关爱和对死的超脱与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