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出狱后想要去延安，毛主席提三个条件，陈独秀：碍难从命
毛主席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提及了他年轻时在师范学校读【新青年】的经历，表达了对胡适和陈独秀文章的佩服之情。这一杂志是由杨昌济寄给毛主席的，读后使毛主席成为了其热心读者。
【新青年】所呈现的科学和民主理念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伦理的束缚，解放了思想，激发了毛主席的探索欲望。陈独秀的战斗精神和人格力量更深深地赢得了毛主席的敬佩。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曾留学日本，后于1917年任职北京大学文科学院院长。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他引入了民主主义文化，号召青年勇敢站起，用自主、活泼的精神冲击封建的迷信与虚伪。
在1918年8月，毛主席前往北京开展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通过杨昌济的介绍，结识了李大钊，并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
在图书馆涌现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成为引领潮流的杰出人物之一，与毛主席的交往成为当时重要的历史节点。
在毛主席年轻时，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深刻交流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段时光不仅仅是在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而且早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陈独秀就刊登了杨昌济转来的【体育之研究】，这让他对那位「二十八画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正因如此，当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主动向陈独秀介绍新民学会和勤工俭学等情况时，陈独秀也辨认出眼前的助理员正是【体育之研究】的作者，两人的谈话因此更加亲切。
陈独秀对湖南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当他听说湖南是勤工俭学的主要来源时，感叹不已。对于湖南和眼前这位年轻人，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毛主席主要在湖南积极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并组织出版【湘江评论】。
在毛主席看来，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指挥，整个运动实际上是在他的领导下展开的。
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散发传单号召人民群众斗争时，被捕。陈独秀的逮捕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毛主席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救援。
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详细叙述了陈独秀被捕的经过，以激昂的文字赞美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取得的成就。
通过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中的文章可以看出，尽管在第一次北京之行中毛主席对各种思想没有明确的定论，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深刻影响年轻毛主席的重要思想之一。
在当时，社会思潮中兴起了新村主义实践的浪潮，诸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纷纷关注并支持这一运动。
毛主席自然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湖南一师毕业后的某段时间，他与蔡和森等人尝试了半工半读、相互协助的实践。
这种工读互助与陈独秀早期推崇的「新村生活」理念相契合。在北京，毛主席与陈独秀就工读互助问题进行了深入商讨，这对毛主席的思想转变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起到了推动作用。
毛主席第二次来到北京时，他阅读了大量俄国文章，热切搜寻中文版的共产主义文献，深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
1920年5月，毛主席再次与陈独秀在上海见面。两人讨论了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同时在长沙着手组织联盟等活动。
在这次对话中，陈独秀还向毛主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讨论了毛主席阅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还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这一系列经历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0年夏天，毛主席回到湖南，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一封神秘的信从上海寄到了长沙，陈独秀在信中嘱托毛主席在湖南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共产主义小组。
于是，毛主席和陈独秀进入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阶段。
在随后的岁月里，毛主席和陈独秀共同奋斗。陈独秀连续担任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毛主席认真履行陈独秀交办的任务，二人的交往也变得十分密切。
然而，由于陈独秀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他开始走上了与毛主席和其他共产党人不同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独秀看到蒋介石不积极抗日、保家卫国，反而将「剿共」置于首位，对这一行为感到极度愤恨。
因此，陈独秀开始在报纸上连续发表大量公开斥责蒋介石的文章，并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虽然此时陈独秀已失去权力，但在国内仍享有崇高声望。他的发表的文章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力，激怒了蒋介石。
愤怒之下，蒋介石下令逮捕陈独秀。
对于被捕，陈独秀并未感到压力，反而显得轻松。初被关押在巡捕房时，他看到其他同志也被捕，开玩笑道：「我以为只有我被捕，没想到你们也来了，我可有伴了。」
在被押往南京的途中，陈独秀竟像出门旅行一样，毫不紧张，整路上安然入睡。
尽管经过章士钊的辩护，陈独秀难以逃脱监禁，被判有期徒刑多年。在狱中，他仍保持本性，除了关注外界形势，就是对蒋介石大加谩骂。
在监狱中，陈独秀听到红军战胜的消息总是兴高采烈，全力支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面对敌人的责问，他从容坚守原则。有人希望他批判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1937年夏天，陈独秀结束监狱生涯，重新获得自由……
出狱后，陈独秀最想做的是什么？当然是前往延安。通过北大学生的联系，他找到了叶剑英和林伯渠，表达了重新为党工作的愿望。
然而，现实中的各种因素让事情发展并非如陈独秀所愿。
在国际上，斯大林掀起了反托派浪潮，让曾支持托派的陈独秀陷入尴尬。
国内，陈独秀面临更为尴尬的局面。
尽管陈独秀重获自由，蒋介石却不愿他去延安。蒋介石先是用重金拉拢，承诺高官厚禄，然后派遣胡适、傅斯年等人劝说陈独秀投靠国民党政府。
陈独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蒋介石的橄榄枝，对其更是义愤填膺。
这可以理解，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不仅屠杀了中国共产党众多同志，还夺去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
可见，陈独秀与蒋介石、与国民党有着深仇大恨。他怎能投靠国民党？
尽管陈独秀断然拒绝，蒋介石却不罢手，反而联系更为频繁。这是蒋介石阴险之处，制造与陈独秀亲近的假象，混淆不了解他的人。
托派组织得知陈独秀出狱，多次邀请他到上海重掌事务，遭到陈独秀的坚决拒绝。
当时，关于陈独秀前往延安并继续为党工作的问题，毛主席和中央提出了三个具体条件：
首先，要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必须公开声明与托派组织划清界限，承认曾经加入托派的错误。
其次，要公开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第三，要在实际行动中展现对抗日政策的真诚支持。
陈独秀得知这三个条件后感到非常高兴，迅速回应道：
"回到党团结是我的愿望，但书面检讨令我难以从命。"
毛主席和中央提出有条件地允许陈独秀重新参与党内工作，是出于综合考虑。
从陈独秀的角度看，尽管他曾经犯过错误，但他的两个儿子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而他本人则坚决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高官厚禄诱惑，表明他在感情上反对国民党的存在，也为他回到党工作创造了条件。
此外，陈独秀之所以能够获得自由，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寻求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成果。对此，陈独秀心存感激。
这一切表明，陈独秀渴望回到延安，为党工作是有基础的，包括情感、思想和阶级等方面。
从国内整体环境来看，当时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要时刻，需要团结全社会各界的力量一同抗击日寇。同意陈独秀重新回党工作将在国内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全国人民抗日的精神相一致。
另外，曾与陈独秀接触的叶剑英、林伯渠、周恩来等人也热烈欢迎他前往延安，并继续为党工作。
毛主席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他提出有条件地同意陈独秀是出于真诚的考虑。
解放杂志在发表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一文中指出：
「振奋老战士的士气，再次投身革命行列。」
这句话表达了毛主席对陈独秀的期望，希望他能像五四运动时那样，充满斗志，振奋精神。毛主席希望陈独秀能够全面重生，勇敢面对自己的人生，重新投入党的工作。
陈独秀自小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坚持己见的孩子。在他年幼时，并不喜欢读四书五经，因此常常挨打。然而，无论家人怎么严厉地打罚，陈独秀总是默不作声，从不流露出一丝哭泣的迹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陈独秀有过来往的许多人纷纷评价他为极其倔强、固执而坚持己见的人。
虽然陈独秀才智非凡，但他的坚持和自负使得他很难接受他人的建议，更难以改变自己的观点。
正是由于陈独秀这样的个性，他错过了写检讨的时机，从而错失了重返党内工作的最佳时刻。
就在决定陈独秀是否能够回到党内工作的关键时刻，王明回到了延安，这一事件对陈独秀有条件回党工作的机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王明的态度不仅完全封锁了陈独秀回延安的可能性，还坚决地给陈独秀扣上了日伪汉奸的帽子。
为何王明要反对陈独秀回延安呢？实际上，陈独秀和王明之间并不存在仇恨，而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延安更是在反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毛主席，以此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尽管陈独秀支持抗日，但王明担心他回到延安会支持毛主席的观点，进一步削弱自己在党内的话语权和权威。
尽管王明的态度给陈独秀回延安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但毛主席、中央及一些党内同志仍然欢迎陈独秀回到延安。
一系列外部因素如拦路虎一般，让陈独秀回延安的道路困难重重。然而，最终失去机会的仍是陈独秀自己，毕竟从性格和各个方面来看，陈独秀无法否定自己的探索和尝试。
晚年的生活充满了凄凉和孤独。经历多次辗转，到了1938年夏天，年迈的陈独秀来到了四川江津。岁月无情地使这位曾经充满朝气的斗士显得有些苍老，但他脸上仍透着一股坚毅。
由于战乱，陈独秀只能拖着虚弱的身体，带着家人四处搬迁，漂泊不定，这也让陈独秀感到喘不过气来。
在江津租下房子后，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也带着家人来到江津，与陈独秀同住。陈独秀原本可以享受侍奉母亲、悠闲养老的生活，然而随着陈独秀的养母谢氏辞世，这段短暂的幸福生活迅速瓦解。
养母的去世给陈独秀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他的病情也日益加重。
最终，陈独秀失去了重返中国共产党、回到延安工作的机会。
毛主席得知陈独秀身体状况恶化后，特意派周恩来前去探望。周恩来提出，毛主席愿意像以往一样，只要陈独秀能提供一份医生的检查报告，就可以前往延安。然而，陈独秀依然坚决拒绝，并表达了他内心的想法：
「守常（李大钊）已经去世，延年也不在了，乔年也离世了……除了你和毛泽东，党内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我熟悉的人了。而且我感到自己已经跟不上时代，生病了，年纪也大了。未来中央开会怎么办呢？我也不愿意成为别人操控的工具……」
这番言辞道出了陈独秀内心的苦闷。多年过去了，陈独秀早已不再是当初意气风发的战士，他为好友李大钊的离世感到深深的痛苦。而两个儿子相继去世更是对他造成沉重的打击。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壮大，不再是他熟悉的模样……
或许，这些年来他确实已经与时代脱节。最终，陈独秀对周恩来说：「我就不去延安了，请替我向润之致以感谢。」
这句感谢是由衷而发的。陈独秀曾亲眼目睹过当年毛主席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场景，更加了解毛主席的为人。他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发展，而他自己则已经老了，无法再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相反，他更能深刻地意识到为了革命事业而付出的牺牲实在是太多了。
之后，周恩来多次前去看望陈独秀，但每次都遭到拒绝。国民党也未曾放弃拉拢陈独秀，派人不断前来探望，然而陈独秀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坚决不接受国民党的援助。
晚年的陈独秀多次表达：「蒋介石夺走了我许多同志的生命，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我与他势不两立。尽管现在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我不反对，但我绝不可能为他效劳，接受他的资助。」
参与【小学识字教本】的编写，本可以为陈独秀带来丰厚的收入。然而，由于他不同意陈立夫改名的要求，最终他未能得到应有的报酬。
陈独秀还曾婉拒胡适邀请他去美国撰写传记，以及其他人邀请他赴美参与国际事务的热情。
对于国民党和胡适等人的拒绝，展现了陈独秀作为坚定革命者的坚韧品格。
晚年的陈独秀失去了固定收入，生活变得极为困苦，甚至需要北大时期的朋友和学生的资助。
然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接受国民党等人的招揽，不接受他们的金钱……
在贫困的境况下，陈独秀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生命之火也愈发衰弱。
1942年5月，身患重病的陈独秀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此时，他的生活已经极为艰难，只能卧病在床。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五年后，他的儿子陈松年根据遗愿将他安葬在故乡。陈独秀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归于尘土。
他终于可以安心休息，不再漂泊……
回顾陈独秀的一生，他或许曾犯错，但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贡献。他的一生值得肯定，永远铭记。
人无完人，谁能做到无过？陈独秀又何尝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