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绍兴市委遇到了一件让他们大跌眼镜的事情。
这一天，绍兴市委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周总理生平的有关资料，作为周总理的原籍，绍兴保留着总理生前的许多资料，总理去世后，因为局势的动荡以及各种原因，这些资料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
一直等到周总理去世两年后，绍兴市委才终于腾出手来处理这项工作，然而就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却突然发现了一份四十年前的记录，上面明确的记载了周总理与他儿子的往事。
看到这份记录，工作人员大吃一惊，因为任谁都知道，总理一生无儿无女，哪里来的儿子？
抱着一探究竟的态度，绍兴市委在多方巡查后，终于找到了记录上所提到的周总理之子，然而，当工作人员问起这件事情时，对方却矢口否认，一口咬定绍兴市委找错了人。
直到工作人员再三追问后，这位总理之子才苦笑着承认了身份，讲起了这位与自己仅有一面之缘的总理父亲。
那么，此人真的是周总理的儿子吗？他与总理的一面之缘又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周总理与这个儿子的故事，还要从1939年开始讲起。
1939年的春天，浙江绍兴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在众多军政要员的陪同下，一位风度翩翩、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踏进了绍兴王家的老宅。
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庭院、还有久别重逢的亲人，中年人不由得感慨连连，话也忍不住多了几分，而这，就是17岁的王戍对这个表伯的第一印象。
对王戍来说，这是表伯第一次踏进他的家门，而对于周总理来说，却是故地重游、游子归乡。
这一年，周总理奉党和中央的命令，来到南方从事革命工作，此时，国共已经开始二度合作，3月，周总理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浙江从事革命工作，作为自己的祖籍所在地，周总理在工作之余，也顺便去看望了家乡的亲人。
在姑父王子余家中，周总理见到了自己的表侄儿，年仅17岁的王戍。此时的王戍正在读初中，对这个远道而来，儒雅随和的表伯，王戍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一番交流之后，他更是被表伯渊博的学识与不俗的谈吐所折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不久之后，周总理就完成了在浙江的任务，即将离开，然而就在临别之时，小王戍却嚷嚷开了，原来，他在得知了这个可亲可爱的表伯是共产党员之后，就吵着闹着要跟着去参加革命工作，到前线打日本人。
看着吵闹不止的小侄儿，周总理也只得怜爱的说道：「你现在的年龄太小，还是先读书为好，这次不能带你一起走。」
听到表伯这样说，王戍心里既失望又难过，眼看着泪水就要止不住的流下来，见到侄儿这样难过，周总理也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就主动提议道：「王戍，我收你做干儿子，好不好？」
听到伯伯这样说，王戍愣了下一下，反应过后，立刻就擦干了眼泪，高兴的说道：「好！」
说完，王戍就在父亲的指引下，恭恭敬敬的给表伯鞠了三躬，郑重的喊了一声「干爹！」
周总理笑容满面的接受了干儿子的这一声称呼，并高兴的为他提了一幅字，写完之后，又从口袋里拿出十块银元交给儿子，对他说：「记住了，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捧着干爹给自己题的字，王戍恋恋不舍的目送着这个爹爹远去，期待着他们的下一次见面，然而，王戍不会想到，这既是他们此生的第一面，也是今生的最后一面。
在认下了周总理这个干爹后，王戍时刻都谨记着周爹爹临走前的教诲，愈发努力的发奋读书，而另一边，周总理也没有忘掉这个儿子。
在离开绍兴不久后，周总理又给王戍寄去了一张自己年轻时的军装照，还在背后亲笔题上了「慕向表侄义儿存念」一行字，并附上了日期，时间是1939年的4月5日。
收到这张照片后，王戍更加的深受鼓舞，心里也更加的想念干爹，于是他便准备提笔给远方的干爹写信，可还没等他想好要写什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1940年，日军大兵压境，浙江多地连连告急，陷入混乱，王家的人为了保护年少的王戍，就把他送到了福建避难，并安排他在银行里当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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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的颠沛流离，前途未卜，王戍也还是没有忘记干爹教导他要好好学习的话，在紧张而又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也仍然坚持学习。
在王戍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战士们也在战场上奋力的拼杀，1945年，在同盟国的节节胜利和中国军民的万众一心之下，中国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而对于王戍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就在这一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
考上名校的王戍，第一时间就想将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干爹，但由于多年的战乱，导致两人交通断绝，寄信的渠道也早已断掉，因此写信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样的境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一年的10月份，新中国正式成立，周总理也在人民政府中担任了政务院总理一职。
当王戍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时，可以说是既惊讶又喜悦，立刻就提笔写了一封信，向多年不见的干爹问好。
当然，在为干爹高兴的同时，王戍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事情，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他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毅然加入到了解放军的南下服务团，跟随解放军大部队到南方工作。
之后，王戍就被分配到了福建下辖的政府工作，很快又作为知识分子被调到了福建高级学校任教。在此期间，王戍曾经给周总理写过很多信，向他讲述自己的各种见闻和所思所想，但奇怪的是，这些信寄出去之后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了无踪迹，连一封回信也没有。
起先，王戍还以为是干爹的工作太忙，没时间给自己回信，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就发现了不对劲，自己寄了那么多封信，总不至于连一封回信，哪怕一个口信也没有。
面对此种情景，王戍心里设想了无数种可能，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就在他为此苦恼不已之时，他的父亲王贶甫从北京回来了，不仅如此，他还为儿子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
原来，王贶甫前不久刚去了一趟北京开会，见到了周总理，从周总理口中，他得知了王戍写的信总理不仅都收到了，而且每一份都仔细的通读过，至于为何不给回信，周总理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那就是怕自己的回信不利于王戍的成长。
听到父亲这样说，王戍不禁疑惑了起来，长辈给晚辈回信，表达关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怎么会对成长造成不利影响呢？
实际上，周总理说怕自己回信给王戍造成不利影响，并不是夸大其词或是敷衍之语，而是吸取过教训之后的经验之谈。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当选为了政府院总理，负责全国的政务工作，这个消息很快随着报纸广播传遍了大江南北，一时之间，周家的一些亲戚纷纷找上门来，或是写信，或是来京，总之，目的只有一个，那要求周总理为他们安排工作。
一开始，周总理还会耐心的劝导他们，一番说教之后，好生将人送回，可随着登门的人越来越多，提的要求越来越离谱，纵然是性格温和如周总理，也开始不厌其烦了起来。
有一次，周总理的一位族叔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要求侄儿给他在北京安排个好工作，因为是长辈的缘故，周总理不好发作，只能温声细语的劝解道：「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北京不能安排，我们共产党员不搞旧社会的那一套。」
听到总理侄儿这样说，这位族叔不免有些不高兴，而周总理为了不让老人家过于生气，便自掏腰包的给他买了回程的车票和招待所的餐券，招待他好吃好喝了几天，才算是将这位族叔送回家去。
当然，除了亲自来北京的，还有主动写信要求的，那段时间，总理的住处每天都能收到从老家寄来的各种信件，和前面一样，周总理一开始也会一一查看，有时候还会给予回应，如果有实在不方便的，就会让妻子邓颖超代为回信。
但就是这样的小心谨慎，却还是让一些人钻了空子。
有一次，周总理的一位表妹写信给他，希望总理表哥能为她找一份好工作，信寄到周总理这里时，他正忙着开会，无暇顾及此事，于是就让妻子邓颖超按自己的意思回信，婉拒了表妹的要求，让她按照正常就业的流程找工作。
可谁知，这位表妹在收到信后，隔天就拿着信就找到了当地政府，以总理的指示为名发号施令，让地方政府为她安排工作，当地政府迫于无奈，再加上当时也确实人手紧缺，于是就真的给这位总理表妹安排了一个文教工作。
初次成功让她尝到了甜头，于是，她在之后的工作中便仗着身份，处处显示出高人一等的模样，在单位里耀武扬威，搞得同事关系非常紧张。
领导迫于无奈，只好将其调离，可谁知，不管调了几个地方，她还是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最后，地方政府实在是忍无可忍，就一纸诉状告到了周总理那里。
周总理在得知自己的表妹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之后，大为震怒，当即就批示当地政府予以开除，并对其进行劳动改造，还登报声明与她断绝亲戚关系。
事情解决了之后，周总理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一切都是因为那封信而起，于是便决心再不回任何人的信。
从那之后，凡是从老家亲戚那里寄来的信，周总理都一概不回，即便是像王戍这样只是单纯写信来慰问的人，周总理也仍旧是坚持原则，不再回信，生怕再被什么人钻了空子。
但是，不回信却不代表周总理对这个儿子不关心，趁着王戍父亲王贶甫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周总理专门邀请他到家中来了一趟，向他说明自己的苦衷，让他向王戍转告实情，最后还不忘叮嘱，任何场合都不要讲起与自己的特殊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对于总理父亲的嘱咐，王戍也是坚守如一，此后余生，都没有再到北京去，更没有炫耀自己与周总理的「父子关系」，而是隐姓埋名，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过完了一生。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作为周总理生前唯一认定的干儿子，王戍悲痛万分，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却无法到总理的灵前尽一尽孝心，再见干爹一面。
不过，王戍虽然没有再见到周总理一面，但他却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总理生前的嘱托和精神，倘若周总理能够知晓的话，想来也会为这个儿子骄傲的竖起大拇指，赞一句：「王戍，做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