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之前，咸丰正陷入凄风苦雨之中而不能自拔。所谓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刚刚依靠僧格林沁消除太平军北伐的威胁，江南江北大营就被人家攻破了，加上湖北、江西也毫无进展，眼看着整个南方战场千疮百孔，进入了新一轮的混战。
大清财政危机
旷日持久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元气。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开始，大清国就已面临空前的财政危机，国库用到了空，当年户部的存银不足三十万两，不要说向前线输送粮饷，就连京旗的俸饷都发不出来了。
咸丰遇到了和他曾念叨的那位崇祯皇帝一样的难题。据说李自成即将兵入北京时，明朝户部存银也只剩四十万两，仅比咸丰这里多十万两，根本难以应付战争需要。
崇祯被逼得没法，只好动员皇亲国戚和大臣们捐款，但明末的那些货色正如【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很多皆为不知理想正义为何物，只知疯狂捞钱玩女人的庸碌贪腐之辈，国破如此，犹目光短浅到不肯拔出一毛以救天下。
见下面不动弹，崇祯便派司礼监太监去通知国丈周奎，希望他老人家能起点带头作用。周奎拥有大量田产房宅，还有私家的歌伎班子，钱是肯定有的。不料奉旨太监苦劝半天，周奎竟然是一个子儿都不肯掏出来，而且还一个劲儿地哭诉，说什么我哪有钱捐啊，家里已经穷到只好买发霉的米了。
再劝，周奎仍是不为所动，没有就是没有。危难时刻，太监比国丈都具又远见，此君愤怒地说：「老皇亲如此吝啬，朝廷该何去何从呢？看来大事必不可为。可是替您老想想，即便坐拥万贯家产，一旦大厦崩塌，还能保得住这一切吗？」
周奎的女儿周皇后倒是深明大义，但她长居皇宫，一者对父亲的实际经济状况已然生疏，二者即便知道，也并不能拿老头子怎样。左右为难之中，她只好瞒着崇祯，把自己的五千两积蓄交给周奎，让他拿去捐款。
周奎下作到连女儿的私房钱都要坑，给他五千两，只认捐了三千两，其余两千两都给他一个人吞没了。崇祯一轮劝下来，只募到二十万两，都不够打一场仗的。
北京城陷后，李自成可不像崇祯这么客气，他采取刑讯逼供的办法，从百官手里一下子搜罗到了多达几千万两的银子，着实捡了一个大漏子。
周奎可以跟女婿耍无赖，却没法跟李自成捉迷藏。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给他上夹棍，周奎哪受得了这个，被逼交出白银七十万两，后起义军又从他家里抄出五十多万两，合计共百万两，此后他便被李自成的另一位大将李岩赶出府第，变得无家可归。老铁公鸡这下算是爽了，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历史一直在不断重复。当北伐军接近北京时，咸丰同样拿不出这笔军费。王公大臣们赶快开会集议，按照家产分配捐额，以为皇帝分忧。
轮到户部尚书孙瑞珍时，大家分摊他捐银三万两，孙尚书脸色都变了，说我跟你们说老实话，我的全部家产合起来，不过七万两。三万两，差不多是家产的一半了，如果都捐出去，一家老小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清末的人比明末的人要脸。孙瑞珍说得也大抵不差，他长期在京城为官，官是做得很大，但对照曾国藩在京城当侍郎时的境况，他所能捞到的油水实在没别人想象得那么足，与崇祯的丈人更是不能相比。可孙瑞珍越是哭穷，众人越是不依，对立双方从口角甚至发展到举拳相向。孙瑞珍被迫脱口而出：「我真不骗你们，若是有半句虚言，便是乌龟王八蛋！」
孙尚书也是堂堂进士出身，儒学之臣，乌龟王八蛋这样的话都能说出来，是真被逼到无路可走了。
幸好还有个僧格林沁，没有让大臣们的募捐打了水漂。孙瑞珍老脸丧尽，见财政这项工作又如此棘手，于是很快就告老还乡，回家歇着去了。
让王公大臣们献爱心毕竟是被逼出来的主意，并非长久之计。明末的时候，崇祯除了动员官员集资外，就是不断地增加赋税，以补充军费所需。百姓不堪其苦，遂按照谐音，把崇祯叫作「重征」。崇祯的措施，咸丰什么都可以跟着学，唯独这一点他却学不得，因为不加赋税，乃是清代的祖制。
在历代皇朝中，清代皇帝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勤政而言，这一群体堪为第一。从开国到末代，只要还能让他处理政事的，无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除了节假日或患病等特殊情况，几乎没有哪一天会辍朝，其敬业程度，可以把明代的「怠政皇帝」「糊涂皇帝」「白痴皇帝」「木匠皇帝」甩几条街。
就是体恤民生方面，清代也数一数二。清代开国以来，赋税本来就不高，遇到灾年必须减免，甚至每逢节庆大典，皇帝还要把拖欠的赋税一笔勾销，算是取悦于老天爷和老百姓。
到康熙和雍正时期，这一做法达到了顶峰。赋税是田赋和人丁税的合称，康熙过六十岁生日时，公布了一项前无古人的旨意，规定今后人丁税按康熙五十年，也就是1711年的总量算，当年有多少人就按多少人收税，对今后再出生的人，永不加征。比如，一户农民家有三口人，后来变成了五口人、七口人乃至更多，但也只按三口人征税。
雍正比他父亲更为激进。执政初期即推行「摊丁入亩」，也就是把人丁税总额全部摊入田赋中一并征收，实际上完全取消了人丁税。在田赋方面，同样宣布「永不加增」，现在税率多少，将来还是多少。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农业国家，在厘金出现之前，几乎没有商业税，就是有也很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赋税，人丁税消失后，就单靠一个田赋。
朝廷每年收到的田赋总是那么多，所以国库收入也是固定的，大约为四千万两。如果丰年或者太平无事，做皇帝的再节俭精明一点，钱是够用的，有时还能略有盈余，所谓的「康乾盛世」便是如此，但最高时，户部存银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这是好的情况，倘若不巧碰到水灾、旱灾、战争这些不可抗力轮着来，就得抓狂了，以至于把老本倒贴进去都不够。道光和咸丰的运气不好，什么糟心事儿都让他们给赶上了，道光之所以要那么刻薄自己，也实在是情非得已。
咸丰更倒霉，按照清代惯例，新君即位后都要免掉当年未交的赋税，刚上台的咸丰自然也不能破例。这么一免，一大笔可观收入就没了，可是紧接着却是用钱高峰的到来。
退一万步说，即便可以增加田赋，在造反者已经不绝于途的情况下，亦无异于饮鸩止渴——老百姓本来就生活艰难，你再「重征」，若是短时期内没法把各路造反的人马镇压下去，火就可能越燃越旺。明末就是这样，崇祯也实际上是被他自己的「重征」给压死了。
钱没法增，便只能减。爆发财政危机的那一年，从文官武将到一般士卒的俸禄饷银都被先后减了两成，以后又陆陆续续地扣减，但清代的俸禄饷银本来就不高，再怎么扣也得有个限度，你总不能让大家都赤条条地给朝廷打工吧？
一个钱字，困住了所有人。当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为此抓耳挠腮的时候，他们的皇帝也正四处寻觅着孔方兄的踪影。
不是没钱吗？那就造钱。咸丰年间的大钱，除了一枚可以当十枚用外，有的还能当百当千。大钱说到底还是金属，多少得消耗点成本，最划算的是户部印制的银票，上面只要印着面值多少就可以了，印一万两就值一万两，印一百万两就值一百万两，印一千万两就值一千万两。咸丰开了窍，干脆发饷银也用银票，京兵们收到的兵饷往往都是一半实银，一半银票。
这样的银票谁要？谁都不肯要！
咸丰开的不是山西票号，没有与银票相匹配的真金白银，大量印制银票的行为无异于是在抢钱，民间理所当然地视之如同废纸一般。官员们领到银票，不过自认晦气，也就相当于俸禄又被扣减了，而前线不行，都眼巴巴地等米下锅呢，你送来一堆废纸，除了拿来烧火，还能派什么别的用处？
咸丰能想的都想了，实在没辙了，便只好令各省协饷或者自筹。
还好，所谓穷极思变，群众的智慧总是无穷的。早在曾国藩于江西开办厘局前，江北大营就已抽厘助饷，接着江南大营设厘局，湖南湖北也概
莫能外，到了后来，几乎没有一家不靠着抽商业税赖以活命了。
这一摊刚刚可以甩手，咸丰又碰到了另一摊，这次的麻烦不是屋外，而是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