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和全军统帅，对于组织纪律性和请示报告制度极为重视。他多次对无视中央权威、不及时请示报告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发挥了良好的警示作用。
具体而言，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亲自点将，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长。罗瑞卿上任后，致力于加强北京治安工作，迅速使整个城市焕然一新。毛泽东对他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赞扬道：「有你罗长子在，就有党中央的安全在，我就可以睡好觉、吃好饭。」
尽管罗瑞卿在保卫工作上付出了极大努力，但在1950年9月的一次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还是向他发火。在会面中，毛泽东询问罗瑞卿为何未直接向他报告公安部的相关事务，质问：「罗长子，罗部长，你是我亲自选调进京的，公安部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
罗瑞卿立即解释道：「我确实写过报告，而且不止一次。」
毛泽东更为严厉地追问：「写了？拿我的收条来！」
罗瑞卿茫然回应：「报告都是呈总理，再转主席这里的。」
毛泽东的语气稍缓：「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现在你那里有些什么文件？可以拿来我看看。」
罗瑞卿遂将随身携带的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文件呈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文件上做出批示，强调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操作中受到党委的直接领导，否则将存在危险。
罗瑞卿告别后，秘书李银桥向毛泽东询问：「主席，您为何对罗部长如此严厉？我看他都被吓得满头大汗了！」
毛泽东笑着回答：「银桥，我告诉你，像罗长子这样直接从野战军调上来的人，必须受到一些关注，不能轻视。你得知道，公安部在国家体系中占据着关键的地位，必须始终置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之下，否则就存在一定的危险。」
罗瑞卿也深感毛泽东的指示至关重要，他迅速传达给全国公安机关，并开始更加密切地向毛泽东请示和报告工作。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为了分担毛泽东的工作负担，他对总参作战部部长张震说：「毛主席他们的事务太繁忙，你们报告的事情细枝末节都交给我处理吧。需要毛主席知道的，我会审批后再报告。」
经过聂荣臻的交代，总参直接向毛泽东呈报的文件显著减少。毛泽东对此颇感不满，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批评道：「最近，我感觉工农青妇的问题摆得满桌，都吃不完。但是，军队系统的问题却太少了，我感到饥饿！」
不久后，毛泽东再次找聂荣臻批评，原因是一份重要的电报尚未被他看到，总参却已以军委的名义发了。毛泽东严厉地责备聂荣臻：「以后不得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必须先送给我审阅后再发。」
实际上，这份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聂荣臻成了替罪羊。然而，在此次事件之后，聂荣臻更加注重呈送文件的程序，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当天处理完当天的事务，尤其是呈送给毛泽东的电报，必须尽快翻译出来。
1960年，毛泽东对中央和地方自负盈亏、我行我素的现象感到越来越无法容忍。他认为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在1964年12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董必武提出了一个引起毛泽东高度共鸣的观点：「现在县以上干部应该定期调换，过去封建王朝就是3年一轮换。」
毛泽东对此深感认同，并在会上表达了对当前情况的不满，直言道：
「现在已经过去了15年，却依然存在独立王国的情况。在北京，我所指并非北京市委，而是存在两个独立王国，至于是哪两个，你们去猜吧，我就不明说了！」
尽管毛泽东在当时并未点名具体机构，但后来吴冷西回忆，在一次人数较少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两个「独立王国」分别是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
为什么毛泽东如此强调请示报告的重要性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加强请示报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以及中共这样一个大党，是确保组织和制度的正确运转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深知，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正是在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够引导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过上美好生活。因此，他对请示报告的强调在当时乃至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