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起，到 1928 年共和政体走向失败为止，17年间，中国发生的以共和思想为特征的革命，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始终与混乱分不开。
造成混乱的力量与导致清室退位的力量是相同的力量。
这些力量可分为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主张宪政的传统士绅力量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绅力量。
但同时我们必须确认一个含有巨大矛盾的结论：社会政局混乱既不是共和革命者的责任，也不是立宪士绅的责任，更不完全是袁世凯这类非革命者的责任。
初期局限于上层社会之间政治分歧引起的混乱，大体上由三派之间围绕总统、国会、政府内阁之间的权力关系展开，而后期（1916年后）的混乱，则围绕着谁有资格来代表中央政府这一直接的权力争夺展开。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派人士之间的分歧，其焦点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到底在争什么？
或许有些人能很快给出一个意见：他们争的是权力。
但另一个意见也同样是不容置疑的：他们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中国①。
尽管袁世凯一派的所作所为更像是纯粹为了权力而争，但这一说法本身，却得不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支持，即梁启超大多数情况下是支持袁世凯一派的，难道梁启超是为权力而争吗？答案显然不是。
我们不是说梁启超对权力没有兴趣，而是说梁启超更看重的不是权力，而是对建立独立而强大的中国的一种执着的个人信念。
毫无疑问，梁启超是赞成立宪革命的，但他并不赞成孙文的那种民权立宪，他赞成的是自己所理解的以威权为主导的宪政，即通过君主立宪而促成新民革命。
在这一问题上，袁世凯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理解。但袁世凯与梁启超又的确不同，他看重权力比看重君主立宪可能要多一些。
如果梁启超不认可袁世凯对于权力的兴趣有着他所能理解的对于梁式革命有着直接帮助的话，他断不会支持袁世凯去对抗民权革命派，这可从梁启超对袁世凯称帝的断然反对态度上佐证。
在理解共和革命运动中的各类事件时，总是有着这样的一些矛盾的意见存在。
这实际上正是孙文发起的民权共和革命本身的问题。
孙文共和革命的思想基础是议会制度和民权思想。不过，孙文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美式共和与英式共和之间的不同。
这是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两种主要形式，美国式民主共和制以平等民权思想为基础，英国式君主立宪共和制以与民分权思想为基础。
这两种议会制度都有西方自己深远的历史传统。
英国式的议会制度可上溯到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共和制，美国的议会制度是缺少贵族参与的希腊城邦共和制的变体。
这一区别由美国在设计自己的议会制度时根本不存在英国那样的世袭贵族所决定。
不过，这个区别并不影响美国的两院制度与英国的两院制度，在形式上和两院权力划分上的基本上一致性。
它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致性，就是最初的两院代表的构成者，都是各自社会的上层人物，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在议员中的比例，并不像后来那样多，即使后来，也不会有超过一半的比例，在英国这一比例更低，不会超过2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民权思想在美国和英国都是不断扩展的，比如英国在1832年的下议院改革法案中，将选民的资格扩大到财产约10英镑的中产阶级身上，即使如此，2200－2500 万左右的英国人中，合资格的选民也只有全部人口的3％左右，即81万人左右。这一比例与民国政府选举法规定的具有选举权的中国选民的比例4－6％相比还要低②。
看来，问题不在于选民比例的大小，而在于选民是如何行使选举权的。
在民国初期，甚至如何选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选出的代表是什么人。
由各省推介的第一届参议员中，有社会身份的旧立宪派士绅或绅商、共和革命党人、军绅类型的军界领袖。
这三部分国会议员恰恰代表着前面所说的参与民国初期政治纷争的三个派别。
问题是，英国和美国的选民，都经历过民权思想的熏陶，而中国的选民却是第一遭来行使在此之前自己还根本不知道的社会权利——不是不知道，而是从来没有使用过。
即便那些议员，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权利来源于哪里。
所以，建立共和政体，不是有一个参议院存在就行了。
这或许是孙文、梁启超、袁世凯各自对国会能够行使什么权力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
但共和革命的确造就了一个成功的神话，那就是它帮助这三派力量联合起来推翻了满清统治和帝制国体。
因此，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人，在民国初期是不便对共和国体采取反对态度的。
而在袁世凯欲行个人专断权干扰国会运作时，军事力量的存在压倒了民权思想的脆弱影响，或者说在民权力量还没有成长起来时，国会议员们将因缺乏明确的权力基础而失去自己的权力，不管是梁启超还是孙文，都不得不对袁世凯退让，而任由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追求权力和实施自己的国家重建计划。
这不是在为袁世凯称帝张目，而是企图依据事实对共和革命造成的社会混乱的原因进行理解。
所以，共和革命尽管为帝制推翻后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共和国体建构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本身是存在问题的。至少，这个方案没有考虑议会制度的权力基础的合法性问题，或者说，革命者及其赞同者并不清楚如何去建立这样的权力基础。
因为诉诸民权的共和革命，实际上只是下层士子的一厢情愿，尽管革命本身得到了立宪派上层士绅短暂的支持，但两者都不明白的是，推翻了满清皇权这样的伟大业绩，并不能自动赋予革命者去建立共和政体的权力。
如果是这样，那与帝制时期的改朝换代逻辑并没有什么两样，袁世凯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做皇帝的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但革命者对政治权力并没有太多的追求，追求的是如何能够实现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国家的理想，因此，当面临来自袁世凯的政治压力时，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便放弃了为共和政体建立权力基础的任何尝试，甚至不惜以地方独立的方式来进行对抗，结果是让梁启超一派的人，也深陷对共和政体的失望和迷茫之中。
这既是革命者走向失败的原因，也是袁世凯走向最后失败的原因，由于梁启超一派代表着中国传统中的士绅阶层，因此便如这个阶层的处境一样，最后陷于政治上的瓦解，也失败了。
如果从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列强侵蚀、太平天国破坏性影响、工商业力量和城市处于崛起之中、士绅阶层陷入分化、地方独立倾向在加强、西方思想越来越盛、程朱理学式微而经世之学正在复兴等重大变化来看，农业－士绅体系的社会结构被瓦解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就像三次帝制复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并不会为中国人再接受一样，传统的社会结构要想继续维持，也是不可能的。
但新社会秩序（结构）的重建过程，必然是新力量与旧秩序残余力量的博弈过程。
在博弈过程中，旧秩序残余力量的释放，必然又是破坏性的。
而这种破坏性，体现为12年的军阀混战、10年土地革命战争、14年抗侵略战争、3年内战和30年社会重建中的大规模社会动乱。
惟有释放旧秩序的残余力量，才能实现古老国度的重生。
为了理解新力量和旧秩序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借助对如下几个方面问题的分析，来为理解中国的重生过程提供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前提。
一、中国的南北问题
从地理上来看，中国从南到北，明显地呈现四个层次。
由西南沿海自珠江而上至湘江再顺流而下经长江往东入海，构成了中国的南方地区；黄河以北为北方地区，黄河与长江之间为中部地区，而新疆、西藏、蒙古地区可看作是东亚文明的西北护卫地区。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重大国是问题，大多数表现为南北问题和南北冲突。
鸦片战争由南而北展开，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外国侵略者到达了北方京畿重地。
经世之学的复兴和西方思想、技术的传入，重要成果大多数在南方地区，且洋务运动及工商业力量也首先在南方城市起兴，并使城市的发展按照同样的顺序由南而北逐渐递进，这导致社会财富向南方地区集中，并说明南方的社会变化速度要大于北方，已经聚集的社会新力量也大于北方。
此外，还有民国政府建立后出现的南北议和政治冲突、二次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期间的南北军事冲突、以及南方军政府与北方军绅政府对峙等现象。
这些南北问题，预示着新社会秩序的重建将以从南方兴起的新力量为主导。
而旧秩序的残余力量则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因此，重大的破坏性社会事件或社会动乱，多发生在北方地区。
最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仍然是由广东开始，沿南海而东海而渤海东进，造成发达的南方与欠发达的北方的社会经济平衡问题。
而南北方实现社会经济力量平衡的那一天，应该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后，新社会秩序最终成功确立的那一天。
但这新秩序的确立，必然要求我们去解决一个复杂而难以琢磨的人类文明发展问题：受欧洲商业－军事文明体系影响较深的南部地区，与中国农业－士绅文明体系仍然十分强大的北方地区之间，如何实现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和思想与观念的融合。
这一问题同时是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如何相互融合的问题。
这种融合对中国来说可能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对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来说却未必没有问题。
而问题最终可能存在于欧洲化国家的去欧洲化过程中。
二、代际问题
尽管看似共和革命在民国初期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实际上在4亿多中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知晓上层社会围绕共和问题所进行的争斗。
大多数中国人除剪了辫子、脱下马褂外，并没能从共和革命中得到多少实惠。
而参与这场争斗的人物，也并不完全清楚他们所执拗的坚持中，哪些是因为信念，哪些是因为利益。
至少，我们可以看定，孙文一派中的坚定革命者，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对共和革命的理想；而北洋系军绅，对利益的追逐会超过他们对共和政体的热情；
比较难以判断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立宪派，他们对于在中国实行宪政的信念不容怀疑，但也不会为了共和宪政而出卖自身的利益。
这些人物的信念世界和利益世界往往交织在一起。
尤其是那些前清官员和积极参与1905年后新政的新士绅阶层，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支持宪政的同时，又对共和革命不那么坚定，大概是困难的。
但不管这些人物关于宪政问题的分歧有多么巨大，都不能掩盖共同致力于宪政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动机：宪政这个不同于中国帝制的东西，对帮助中国走向富强是有用的，正像洋务运动时期的杰出人物一样，他们都共同相信，必须通过向西方学习，才能最终战胜西方。
如果这样的理解没有多少问题的话，就可以得出一个不那么复杂的结论：
不管是孙文、梁启超还是袁世凯，影响他们行为选择的不仅仅是信念和利益问题，还应该包括他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理解。
对生于晚清时期的这些人来说，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长过程中各自对自身使命的理解，是一项关键的因素。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制作了一个表格，对民国初期（1911－1928年）的重要人物的年龄和教育背景，进行比较。（见下表）
下表不难发现，1879年前出生的军绅人物保守性比较明显，同样的，1879年前出生的旧立宪派人物的保守性也很明显，这是他们能够合作共同反对激烈的民权共和的重要因素；
此外，旧立宪派人物绝大多数具有较高的知识修养，他们有关开明专制或威权式宪政的主张，并不仅仅与保守性有关，还与他们经历或参与晚清末期各类主要的社会变革运动而形成的经验有关，显然，用先进还是反动去为这代人贴标签，对他们不够公正。
而持民权共和主张的人大多数在1875年以后出生（只有孙文和黄兴是例外），1905年取消科举制度对这代人影响较大，他们不像旧立宪派那样有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基，因而西式教育很容易使他们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思想，且绝大多数受孙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思想影响较大，即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帝制并建立民权共和国体，是他们的政治共识。
相对来说，能够接受以更激进的方式来变革中国的人，几乎不会出生在1880年之前，其中的例外是湖南人徐特立（1877－1968 年）。
中国革命的代际问题较少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些研究也只是很初步的一种尝试。
费正清等人在宪政角度对这一问题所提出的意见③，大多数是合理的。但关于1880年以后这一代人对共和革命失败的批评，是基于他们比较好的理解了共和理想的意见，还有商榷的余地。
在我们看来，恰恰相反，是由于他们将共和革命缺少民众支持的事实，当作了共和政体在中国缺乏民权基础去理解，才将错就错地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共和理想，去取代孙文的共和革命。
因为事实证明，孙文的共和革命，除了将国家权力由皇帝手中拿走交给一个还并不存在的公民社会外，其他什么也没做（1923年以前）。
实际上，代际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与南北问题具有相似的性质：统治国家的旧力量被打碎，而新力量还没有从农业社会的土壤上生长起来。
三、城市与乡村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欧洲入侵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与欧洲中世纪之后城市和商业力量的崛起密切相关。
如果不是欧洲人围绕着通商口岸，将他们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商业力量以一种优越的姿态，肆无忌惮地构成对中国社会和国家主权的挑战的话，仅仅是战争的失败，对中国来说并不一定非要进行一场革命不可。
1919年时，全国约有176座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1917年外国在中国享受之外法权的通商口岸达到92个，占5万人口以上城市的52％。
外国居民和商号几乎全都分布在这些通商城市中。
1911年时，英美法德俄日六国在华商号约2863间，外国居（侨）民约15.8万人，受雇于中国政府的人员约2000人，外交人员约500人，传教士约9100人，军事人员约2.6万人。
这一数据应大大低于实际在华的外国侨民数量，如日本政府报道的1914年在华日本侨民为121956人④。
正是这些在中国城市生活的外国人，用极为奢侈和傲慢的方式，将中国因战争失败而蒙受的痛苦示威性地天天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
外国人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城市更加成为乡村生活的哈哈镜，将贫穷、落后、破败、愚昧、邋遢、死气沉沉等等一切能找来证明城市富有、先进、进步、智慧、整洁、生机勃勃的景象，给映照得像裸体的80 岁老妇人。
这实际上不仅是来自外国的蓝眼睛愿意看到的中国景象，也是刚剪了辫子、抹着发油、手拿礼帽、穿着西服、领带打不正的假洋鬼子们眼中的景象。
但这个景象在一度畜发留辫的普通人看来，则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
他们并没有想过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妥，也很少去考虑改变这样的状态，因为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生活的。
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没有战乱一类的外界因素来打扰他们，如果能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一家人不用为温饱和冷暖去发愁，就已经很幸福了。
这的确如后世学者们所认定的那样，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假如不是因为欧洲人的到来和城市的兴起，将他们的生活贬得一无是处之后还想利用他们的善良来满足自己贪欲的话，有谁有资格去指责这样的生活呢？
1911年帝制被推翻后，长期为他们的劳作提供尊严的以农为本思想，被批评为一种落后的主义，「重农」这两个字被要求要承担战争失败和全部历史的责任。
而提出这种要求和赞同这种意见的人，是那些刚刚离开家门不久的年轻人（1880 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用一家人来自土地的全部产出，去城市或者日本读了几年书，便认为自己是比仍然在乡间生活的兄弟姐妹要「文明」的人了，因此，有责任要去解放他们，给他们以新的生活方式，以便使他们离开土地，投入到让习惯种地的人茫然的城市商业社会。
这种逻辑和认识是如此地具有魔力，以至于种地和乡村成了落后和愚昧的同义词。
不仅富有人家的老爷们开始将居住在城市看作是一种荣誉和身份的象征，大批的年轻人也开始离开乡村，到城市去寻找新生活的梦想。
这样，在革命以后的那些年代里，自鸦片战争后缓慢开始的乡村生活的解体进程呈现了加剧化的趋势：财富和人才由乡村向城市聚集。
这导致了两种倾向的出现。
一种倾向是乡村社会失去了维持秩序的乡间士绅的领导和发展能力，维持乡村社会与上层社会联系的纽带开始断裂，特别是土地押租制的出现，破坏了乡村自治固有的传统。
另一种倾向是随着工场、工厂、商行、银行、外国租界等在城市的出现和兴起，农民子弟开始进入城市成为学徒、苦役及仆役、手工业工人、机器工业工人或流浪者，使传统的城市功能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中，工商业力量蓬勃发展，社会上层开始聚集于城市，而城市的平民队伍也迅速扩大，加上充满活力的新式学校的学生们的喧闹，城市开始按照欧洲的模式快速发展。
因此，城市成为了新思想传播的温床，也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地。
但中国城市的这种发展，带着某些显而易见的畸形性质。
一是几乎所有的被作为新事物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的外部，因而其对中国社会秩序的破坏性要大于建设性；
二是主导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力量带有普遍的非理性特征，因而功利主义而不是道德主义占了上风，来自欧洲文化的强烈的利己主义大行其道，削弱着中国传统的利他主义对社会秩序的匡扶作用；
三是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现了微妙的心理对抗，以至于最后发展成为一种难以弥合的相互敌视情绪，为各种非理性力量破坏社会整合提供了动机和动力——比
如上层社会信义精神开始丧失（反衬着乡村的淳朴）。
四、中国与列强问题
正当中国社会开始由革命而陷入分裂之际，1914年开始的欧洲战争，使列强对中国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
原来欲控制中国的殖民主义企图，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而彻底破产。
1921年11月－1922年2月，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处理中国问题的方案，提出门户开放并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的政策。
在曾引起五四运动的1919年的巴黎和会之后，列强以华盛顿会议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实际上着眼点在于以「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之名，阻止革命后的俄国对中国的影响。
而这时的俄国，已经在开始向中国输出它的革命了，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予了极大的影响和支持，而且也通过资金援助和政治指导，向孙文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同样的，俄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支持中国的革命，也是为了控制中国革命的发展向着有利于其在华利益的方向进行，并利用中国革命作为其抗衡欧美社会的未来保障。
不幸中国再一次被列强所利用。
只不过，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列强世界，被分为信守资本主义传统的欧美国家和反对这一传统的苏维埃共和国两种类型。
从世界文明在近代的演变来看，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标志着正在日益发展的欧洲化国家对传统欧洲的挑战，这一挑战在二战时期表现为日本对除德国之外的欧美的挑战。
而这种挑战的必然性，根植于欧洲文明所具有的杀戮、掠夺和排他性特征。
不幸的是，在它们进行这种厮杀的时候，往往要利用中国来作为力量平衡的筹码。
幸运的是，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避免了成为它们那样的国家。
这尽管不是中国主观上予以选择的结果，但客观上，中华文明和传统，为中国顽强地抵御来自欧洲国家或欧洲化国家的侵略，提供了持之不懈的动力。
从这一被长期被忽视的角度来看待辛亥革命后中国与列强的关系，这样一个判断便是显而易见的：
不管民权共和派借用了多少西方的社会思想和理念，它本质上并不会将中国导向彻底欧洲化的方向，即中国国体的近代转型，是在世界文明整体被欧洲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受欧洲文明的影响自是不可避免，但无论这个影响多么巨大，都不可能对属于中国的那些宝贵的文明传统有太多改变——或许我们会因为焦虑而迷失方向，会因为痛苦而自相厮杀，会因为一时背离传统而自取其乱。
中国，终究是要回到他自己的主轴文明上来的。
【本文完】
注释
①[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199－200页。
②[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214页。
③[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252－253页。
④[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142－143页。此处数据是不完全统计，作者承认数据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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