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开始了战略性的转移，经过了长达两万五千里的跋涉之后，红军主力终于到达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在长征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在新中国授衔之后，这些将领大都身居高位，可是作为十大将之首的粟裕将军，却并没有经历过长征的考验。
指挥能力卓绝的粟裕将军一直在中央苏区领导着军队，是什么原因让他没有和主力部队一起撤退经历长征呢？这其中的复杂隐情，在后来公布的中革军委发布的两份文件里得到了回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将枪口一致对外，先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内，但是蒋介石完全不顾人民的意愿，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在1933年下半年调集了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部队伤亡惨重，于是中央决定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6月下旬，中央命令在福建的红七军团返回江西瑞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让其北上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为了支持先遣队的抗日宣传，中央大量印发了「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宣传用品，总数达到了160多万份。
抗日先遣队改编完成之后，全军团6000多人，长短枪3000多支，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
接到了命令之后，粟裕他们就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但是他们只知道先遣队是要奔赴北上进行抗日宣传，对于先遣队具体的战略意图并不知道。粟裕后来在回忆先遣队时还说：「我们见到中央的领导之后，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战略意图。」
但是组织的命令已经下达，就算并不理解抗日先遣队成立的意义何在，他们还是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率领先遣队出发了。
1934年7月7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宣传任务，他们携带了中央交付随带的宣传物品三百多担，连同后勤在内总共五百多担的物资，这位他们的行动带来了极大地不便。
先遣队先经过长汀、连城、永安，成功攻克了大田县城进入到了闽中地区，后来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攻下了樟湖坂，成功渡过了闽江进入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
本来按照原定计划，先遣队应该是经过古田、庆元、遂昌前往浙西，然后再奔赴皖南发展。但是在这时候，中革军委突然传来了新的命令，要求他们向东进攻，攻占水口之后找机会去袭击福州。
8月1日，抗日先遣队攻占了古田县水口镇之后，按照中央的要求将缴获的食盐发放给了当地的百姓，还将携带的抗日宣传物品散发给了当地的群众。并且在当地在召开了宣传大会，宣传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策略的方针，这在当地引起了较大的反应。
同时，中央又给出新的命令，要求他们在当地召开「八一」几年大会，命令中说举办大会的主要意义是号召全国的各个爱国先进人士，呼吁他们响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一大会在吸引了上万名的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前来参加，达到了积极抗日的效果，并且在大会上还对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大大提高了军队的士气。但是这一会议也把抗日先遣队自身的位置暴露给了国民党，同时过早地暴露了攻打福州的计划，导致失去了攻打福州的突然性。
国民党当局得知了自己境内还有红军部队存在的消息后大吃一惊，急忙去加强福州的防守，并且派遣重兵追击和堵截先遣队。
由于失去了先行动手的突然性，再加上福州有重兵把守，无法强攻进入城内，先遣队伤亡惨重之后，在福州城下只能铩羽而归。
先遣队且战且走，向着闽东前进。8月初的时候，先遣队在北石岭、桃园地区遭遇到了敌人，但是由于敌人兵力过多，而且还有后续部队的支援，先遣队只能撤出了战斗。在这一战斗中，先遣队再次受挫，部队伤员不断增加，由于缺少药物，加上天气炎热，伤员得不到救治，部队的减员情况十分严重。
8月中旬，先遣队在当地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成功攻克了罗源县城，歼灭敌人1000多人，俘虏了300多人，并且生擒了国民党罗源县的县长。这一战缴获了步枪200多支，部队的物资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先遣队自出动后，就一路征战，完全没有休整的时间。9月初，先遣队进入到了进入闽北苏区一带的游击区，打算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进行短暂的休整。
当时粟裕和刘英都同意军团长寻淮洲在这里休整的建议，可是当先遣队将休整的建议发往中央时，这个想法却得到了中革军委的拒绝：「先遣队拟定在闽北边区休整的决定，这恰恰符合了敌人组织你们北进的意图，应该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行进。」就这样，在还没有得到休整的情况下，先遣队只能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离开闽北苏区，前往浙西，向皖南进发。
9月11日，中革军委又向先遣队发电，让其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是对正在进攻赣东北及闽北苏区的国民党后方进行彻底破坏；二是在闽浙赣边境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设施。
于是，先遣队只能一边应对着敌人的重兵围剿堵截，一边深入敌后进行破坏行动，但是由于武器装备和地区条件的限制，先遣队根本无法完成大规模破坏敌后设施的目的，只能在敌人的追击下艰难求生。
9月17日，中革军委再次下达命令，在执行完成破坏浙江的铁路和公路设施任务之前，禁止先遣队继续北上。并且在次日发电先遣队，让其向遂安前进，攻占遂安之后，以遂安为中心，在当地开始游击战争，建立新的革命苏区。
然而中革军委的这两条中心任务完全脱离了实际，以当时先遣队的兵力规模和装备条件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两项任务。
粟裕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提及到：「要求通过几千人的队伍，就促成敌人战略上的大变更是不可能的；不论是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在遂安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目标是不显示的；而且对先遣队未能完成这些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就去指责先遣队未能完成任务的做法也是错误的。」
11月初，先遣队进入到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成功与主力部队红十军汇合。至此，先遣队历时四个月的转战，进入到了新的时期。
为了更好迎击敌人，完成抗日宣传的任务，中革军委在11月4日发电，将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以及一些地方武装进行合编，组成红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团和一些地方武装改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此时粟裕担任闽浙赣边区的军区参谋长。
但是这次的决定又是中革军委战略指导上的一次重大失误，为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后来朱德在评价这次合编时说：「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可见这次合编的失败。
11月18日，寻淮洲率领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向浙皖赣边进发。由于第十九师的行动突然，敌人并没有防备，所以第十九师直接从德兴的东北方和怀玉山之间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并且对尾随的敌人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成功地进入到了安徽境内。
到达安慰后，第十九师又连战连捷，击溃了前来堵截的王耀武指挥的补充旅，并且还成功攻克了旌德县城，穿过泽县和宣城之间的地区，直至重地芜湖。
可就在第十九师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中革军委又发布了新的命令。要求红十军团集中兵力，由军团部率领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进行转移，和第十九师汇合，在遂安等地区建立新的革命苏区。
12月10日，第十九师、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在皖南汤口地区成功汇合。但是由于部队行军时被国民党军队察觉，所以国民党安排了两个多旅的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汤口逼进。
为了进一步地打击敌人，红十军团准备埋伏敌人予以重创。可是部队的人员装备和敌人有较大差距，所以这次埋伏战斗失利，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身负重伤并在转移途中牺牲。在撤出时，敌人不停地追赶，刘英、乐少华也先后负伤，红十军团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红十军团成功撤出之后，敌人穷追不舍，派遣了更多的兵力进行围剿，共约20个团的兵力向着红十军团围了过来。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红十军团为了摆脱掉敌人的追击，在皖南地区艰苦转战，大小战斗经过了十多场，但都未能摆脱掉敌人的追击，且自身伤亡惨重。
1935年1月中旬，红十军团向闽浙赣苏区转移。
在转移到遂安县茶山村时，军团领导们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部队应该到哪里去，如何摆脱现在的困境。
在会议上，粟裕极力主张分兵行动，这样会扰乱敌人视线，而且小部分兵力更容易转移，但是最终没有采取粟裕的意见，而是决定全军一起行动前往赣东北苏区。粟裕率领先头部队从茶山村出发，向南挺近。
部队行进到德行县时，遭到了国民党部队的袭击，红十军团被截成两段。方志敏、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被合围在怀玉山。
军团主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敌军奋勇厮杀，坚决地抗击着敌人。在经过七个昼夜的顽强战斗后，主力部队的战士大都牺牲，方志敏和刘畴西也在突围的过程中被俘。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在南昌被敌人杀害，英勇就义。
怀玉山失败之后，粟裕、刘英率领1000余人的先头部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进入到了闽浙赣苏区，经过整编之后，组成了500多人的红军挺进师。随后1935年至1937年，粟裕和刘英奉命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在中革军委给出的战略规划中，一直说明先遣队的任务是进行抗日宣传，表明共产党愿意尽最大的决心进行抗日。直到多年之后，粟裕看到两封秘密文件，中革军委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才明白了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真实意图。
其意图在打着「即使面对着国民党大军围剿的情况下，共产党和红军也依然抱着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旗号，实际任务却是安排一支部队进入到敌人的中心地带，给予敌人威胁，转移敌人的主义力，让红军的主力能够顺利转移。
可是在如今看来，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实现，一支兵力不足的部队想要到敌人防守稳固的心脏部位建立新的根据地，无疑是妄想。这也是在王明「左」倾路线下，李德、博古把持着中共中央的权利对军队瞎指挥，致使广大的指战员牺牲的无能体现。
红七军团是在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时为配合大部队实行战略转移的先头部队，他们 率先为长征探路，孤军深入，为红军长征取得最终胜利、扩大红军影响力和宣传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粟裕对其宣传北上抗日做出了高度评价：「我们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为实现「北上抗日」同国民党武装进行了顽强斗争，实现反蒋斗争与抗日宣传相结合，不仅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且使全民族抗战思想深入人心，壮大了抗日队伍，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形成作了充分准备。
尽管长征初期红军提出的是战略退却策略，抗日主张和宣传也有一定局限性，但是随着「北上抗日」方针的明确提出、抗日宣传的深入进行和抗日力 量的发展壮大，红军的长征战略转变为奔赴抗日前线的伟大进军。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出色的抗日宣传，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更不会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