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变了，你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改变，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团结抗日。毛主席和党中央时刻关注南方的游击斗争，并对此作出指示。
陈毅和游击队员在深山老林中被围困，只能通过国民党出版的报刊杂志了解外面的变化。得知国共开始合作抗日后，陈毅立刻召开会议，提出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得到大家的拥护。
赣粤边特委将共同抗日的信函送到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各县县长手中。
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陈毅和项英指示游击队，将宣传抗日的口号，写在竹片和木板上，插在交通要道旁，投到河流中。
游击队的广泛宣传，不仅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一些开明绅士和国民党安国官兵也不禁感叹：「共产党真是大仁大义！
」一时间，抗日的呼声传遍了整个赣粤边。当然，这其中不乏国民党的一些顽固派，趁着游击队宣传抗日的时机大肆造谣，称油山上的共产党要求投诚，并「呼吁」游击队迅速下山，接受国民党收编，甚至叫嚣如果陈毅不愿意被收编，可以回家种田。
为了驳斥这些谣言，陈毅一面告诫战士们不能麻痹，避免「合作」变成「活捉」，时刻警惕民族矛盾依然存在；一面安排发布文章，阐明抗日救国与群众解放的关系，争取政治上的胜利。
经过政治和军事上的斗争，加上日寇进攻上海，直逼国民党的心脏南京，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南方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
除了撤走围困游击队的国民党军外，国民党地方当局也改变了腔调，欢迎游击队派代表下山，共商抗日事宜。
图丨日军占领上海市政府 1937年8月27日，陈毅收到大余县县长彭育英的信，彭育英表示愿意与红军游击队共商联合抗日事宜，并表示可以先要求军政当局撤除对陈毅部队的封锁。
彭育英早年留学日本，思想开明，回国后步入政界，担任大余县县长后给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如兴办教育、建桥修路等。
看过游击队的抗日宣传品后，他认为如果游击队能够奔赴抗日前线，对国家和人民来说都是好事，因此改变了对共产党和游击队的看法，称呼共产党为「友党」，部队为「爱国志士」。
从信上能看出他对待谈判充满诚意，陈毅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遂提笔写了一封回信，派人送到大余县交给彭育英。
图丨陈毅旧照陈毅大笑，告诉潘聋牯时局已变，他去送信不但不会被捉，还会被热情招待。潘聋牯放心了，向陈毅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第二天一早，潘聋牯穿着陈毅准备的干净衣服，陈毅让他留下枪，送完信后再回来。潘聋牯满怀信心地下山，走了十几里山路后，发现还要走50多里才能到县城。
农民告诉他可以到前方的汽车站买票坐车，潘聋牯顺顺利利地到了大余县。
潘聋牯，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一员，在初次进城时对县城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他独自在县城里游荡了许久，却怎么也找不到县政府的大门。
然而，他发现了一个有哨兵看守的大院，于是他猜测这可能是县政府，并拿出信件神气十足地走了过去。哨兵立即喝令他站住，并问他来此有何目的。
潘聋牯自豪地扬起了手中的信件，声称自己是游击队的，特意前来给县长送信。两名哨兵立刻端起枪，潘聋牯拍拍自己的腰带，表示自己没有携带武器，并将信件交给其中一名哨兵。
哨兵接过信件后匆忙进入院子，不久后，一个胖子走出来，满面笑容地向潘聋牯道歉，并提议他陪同自己去找县长。
这时，潘聋牯才意识到自己来到的地方实际上是县警察局。不久后，他便跟着胖子来到了县政府，并见到了县长彭育英。
正如陈毅所料，潘聋牯在县政府得到了丰盛的晚餐和舒适的睡眠。第二天，彭育英将回信交给潘聋牯，并派人买了车票，送他上车，完成送信的任务。
陈毅和项英反复研究了彭育英回信中提到的谈判事宜，最终决定由陈毅带领几个人前往进行谈判。
彭育英和陈毅的初次会面 彭育英在大余县和南雄县交界处的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道教藏经道观中选择了谈判地点。
他知道游击队经常在这附近出没，为了表示诚意，特意选择了这个地点作为首次会面的场所。然而，彭育英派了两个人前往道观，等待了一整天也没有看到陈毅的踪影，只好空手而归。
原来，陈毅等人当时就在道观对面的山上，但由于没有看到彭育英的身影，陈毅担心有诈，就没有下山。彭育英得知会面没有成功，不得不亲自出马。
道观中的一个同乡道人与游击队有过接触，见到彭育英后，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确认安全后，派人向隐蔽在树林里的游击队报信。
彭育英在道观中等待了两个小时，只见一个人撑着伞走出了树林，朝道观走来。这个人是潘聋牯，他四下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举起伞朝着树林晃了几下。
约过了20分钟，又有四五个人来到了道观，彭育英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身材魁梧，天庭饱满，身穿灰色便服的人，估计就是陈毅，便主动上前自报家门：「敝人彭育英，在此恭候多时。
」「久仰，久仰。」陈毅抱拳在胸前拱了拱，也自我介绍。
这是一幅陈毅和彭育英等人围坐圆桌边，共同商议红军游击队联合抗日事宜的历史画面。陈毅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主张，并提出了谈判原则，彭育英认真倾听并记录下来，表示回去后再研究并回复。
双方商定两天后在大余县举行正式谈判。 9月8日，陈毅带着5名游击队员到达约定地点，双方见面后直接进入主题。
由于之前已经见过面并达成了共识，谈判进展顺利，很快就达成了游击队下山改编的七项协议。谈判结束后，双方共同举杯庆祝成功。
为了落实谈判成果，陈毅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先行进入大余县。入城时，彭育英组织了上千人夹道欢迎，并为他们妥善安排了住处。
陈毅双腿长有疥疮，彭育英发现后立刻安排他住进了最好的医院，并派人找来了特效药。
图丨陈毅县里的开明人士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彭育英也多次前往医院探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都接纳他，一些人在报纸上大力宣传，说江西共产党头领到山下来投降了。
陈毅看到消息后，严肃地质问彭育英是怎么回事，并坚决地说，自己下山是来谈判的，不是来投降的，如果是投降，他立刻就会回去。
彭育英听到这番话后，表情一愣，立刻道歉并解释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强调谈判才是当务之急，自己会立即去纠正这个错误。
在彭育英的关注下，国民党报纸立刻改变了态度，客观地报道了事情的真相。陈毅看完报纸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彭育英也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陈毅在彭育英的陪同下，前往赣州继续与国民党江西省代表进行谈判。由于当时联合抗日的大局已经确定，加上彭育英的积极推动，谈判进程还算顺利。
彭育英作为主要参与人，对谈判成功感到非常高兴，他亲自打电话给周边的各县，介绍他们达成的协议，要求各县停止对抗共产党，配合游击队下山整编。
为了确保协议能够真正得到执行，彭育英一直密切关注各地的动态。协议规定，游击队下山后，要根据花名册来发放被服和军饷。
为了保持独立，防止国民党暗中搞阴谋，游击队只报告了人数，没有提交花名册。
南方红军游击队活动示意图表明，彭育英为游击队提供支持。彭育英巧妙应对上级的询问，称自己按照花名册点编，并且从县财政拿出六千元，借给游击队应急。
对于一些不能上前线的游击队成员，彭育英帮助他们开具「通行证」，方便他们转业，并赠送几百张盖有大余县政府大印的空白函笺。
这些函笺后来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为游击队员提供了保护。彭育英的照顾对共产党和游击队来说非常珍贵，陈毅等人表示了感激。
当陈毅准备离开大余，前往前线时，他握着彭育英的手深情地说：「后会有期」。然而，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彭育英来到上海，找到了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希望得到帮助。
图丨陈毅：我们不仅要了解他辉煌的一面，更要了解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彭育英，一个曾经在上海任职的县长，他积极宣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
然而，由于蒋介石撕掉了假面具，各地反动派不断滋事反共，彭育英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起来。他最终选择了辞职，并调往黎川县当县长。
由于没有积极执行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彭育英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多次训斥，并被撤职。 接下来的日子里，彭育英一直在其他地方当县长，但他始终做不出让国民党当局满意的「政绩」，最终离开了政界，转入金融界。
他在江西省银行担任分行经理，后来又转入江西裕民银行，解放前已经到了副行长的职位。 当解放军打过了长江，彭育英和同事们护送银行资产向赣南撤离。
途经会昌时，遭遇国民党败逃部队，随身钱财被一劫而空，彭育英瞅准空当逃了出来，逃到了刚刚解放的赣州城，找到了当年自己的贴身部下赖志刚。
当时彭育英处在进退两难的地步，自己不会随国民党南逃，更不会逃到台湾，想投靠共产党，又担心自己在国民党内做过几年官，共产党不会放过自己。
当国民党军队陷入困境时，赖志刚在报纸上看到了陈毅的名字，便鼓励彭育英去找陈毅寻求帮助。赖志刚曾经拥护过国共合作，陈毅对他印象良好。
陈毅听完彭育英的故事后，深受感动，决定推荐彭育英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后来，彭育英还担任过上海市文史馆官员、政府参事室参事，直到1973年去世，安然度过了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