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6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机关一路奔波，抵达位于鲁苏交界处的郯城县马头镇。
此时，他们距离黄百韬兵团驻扎的新安镇已经非常接近。
华野代司令员和代政委粟裕刚放下行囊，就接到了一位骑兵通讯员骑马送来的重要情报。看到这份情报，粟裕的脸色骤然变得惊恐起来！
来自山东兵团的紧急情报：在全力推进时，我军侦察员在新安镇以西地区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杀害。
兵团首长根据判断，认为黄百韬第七兵团主力可能已从新安镇西逃，如果不迅速拦截，他们将可能逃入徐州东郊。
后来查明，这三位侦察员属于华野七纵，他们试图化装成敌军士兵潜入新安镇侦察敌情。
但由于拿的是济南战役期间缴获的空白介绍信，被敌第64军的师长识破，不幸被捕并被残忍杀害。
接到消息后，粟裕立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全面截歼黄兵团。华野的谭震林、陈士榘、唐亮、宋时轮、王建安等将领在天黑后出席了会议。
粟裕将军在会议上提出了华野大举南下的计划，强调要快速前进，全力南下，不能让黄百韬逃跑。
他还调整了各纵队的行军路线和作战目标，并将最新的部署电告军委。
在淮海战役正式打响的1948年11月6日，华野司令部和粟裕在调整作战计划时，只需要向军委报告即可，同时也会向中原野战军通报。
这是因为，当时华东野战军正在单独遂行「小淮海」，而这是粟裕在济南战役后提出的构想，旨在寻歼黄百韬兵团并解放两淮地区，进而威逼徐州取得有利态势。
但尚无与「徐州剿总」全部敌军进行大决战的计划，因为敌我兵力是42万对60多万。
中原野战军的初始任务是牵制敌军，使其无法援助「小淮海」的战场。
为此，中野采取了分兵策略：刘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带领野司前指、第2纵队和第6纵队在豫西地区监视华中剿总下属的黄维兵团。
邓政委和陈毅副司令员则率领第1、第3、第4、第9纵队打击郑州和开封等地的孙元良、刘汝明兵团。
这样一来，华野在徐州以东战场只需应对刘峙的三个兵团（邱清泉、李弥和黄百韬），压力相对较小。
由于「小淮海」的战役任务由华东野战军独自承担，因此华野代理前委书记、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获得了全权指挥。
在得知黄百韬加速西逃后，粟裕果断调整原计划，开始全力围堵追击。
尽管如此，粟裕仍然具有很强的预见性，早在华野大规模行动之前的10月31日，他考虑到刘汝明和孙元良放弃商丘和郑州，敌军纷纷向徐州收缩。
而中野主力也已经东来，因此向军委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巨大，请陈军长和邓政委统一指挥」。
在我军预测敌人作战计划略有不足的情况下，当敌军三个兵团撤到徐蚌沿线后，中野进入徐蚌战场已成为定局。
为了应对敌我态势的变化，粟裕主动提出由「陈、邓」统一指挥，同时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
他考虑到中野自身实力有限，担心「陈、邓」不便提出这一建议。
在粟裕的提议中，只提到了「陈军长、邓政委」，而非「刘、陈、邓」。
因为刘司令员当时还在豫西，并未确定赶来徐蚌战场，牵制住敌人最精锐的黄维兵团是「小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尽管如此，军委还是同意了粟裕的请求，由「陈、邓」统一指挥战事，但他们却在11月2日的复电中表示，由于通讯工具太弱，希望能由军委对粟谭方面进行直接指挥。
陈、邓两位首长最初拒绝统一指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野只有三分之二的兵力抵达战场，华野仍是主力，此时接手指挥权不合适；
二是他们手中没有可以直接与华野联络的电台，尽管可以与军委沟通，但无法直接与华野交流，这将影响到统一指挥作战的实施。
因此，在这些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统一指挥可能会带来误判。
如果他们当时具备指挥条件，例如陈赓纵队拥有可以与华野联络的大功率电台和密码本，那么在战役开始前，我军就可以实现统一指挥，避免后来出现的误解和争议。
接到粟裕火速南下的报告后，军委向陈邓发出急电：利用刘峙、杜聿明的目光被徐东战况吸引，无暇顾及宿县地区防务的时机，尽快攻占宿县，以截断徐蚌铁路线。
陈、邓率部攻取宿县，不仅可以配合华野消灭黄百韬兵团，而且可以威胁徐州，迫使杜聿明留驻兵力保卫老巢。
在1948年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主力成功包围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而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陈锡联部也成功攻克宿县，这两记重击让刘峙和杜聿明大为震惊。
南京的老蒋也在为这件事而焦急，马上召集高级军事会议来商讨应对策略。
一番慌乱后，决定调用在东北战场上撤退的第39军、第54军和原驻蚌埠的第98军，在当地新组建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刘汝明绥区已经晋升）。
同时，他紧急调动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向东开进，火速投入徐蚌战场，这几乎是把所有的家底都押上了。
如此一来，徐蚌地区的敌军总兵力将达到80万人左右，战争的规模迅速扩大。
形势的发展速度让远在西柏坡的中央军委敏锐地意识到，决定长江以北的战争胜负，甚至是决定两党两军命运的大决战，已经在淮海地区开始了。
既然敌人已经加大了赌注，我方也需要改变部署。
于是，军委命令中野二纵、六纵「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一定要按时归建，参与拦截黄维兵团。
同时，刘司令员也带着电台离开了部队，乘吉普车向东疾驰，以便尽快与「陈、邓」完成会合。
淮海战役进入关键阶段，中野全军集结完毕，实施统一指挥的时间和条件均成熟。
为此，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命令，并要求华北局的领导也要临时接受总前委的指挥。
总前委由刘、陈、邓、粟、谭五人组成，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将统筹一切，统筹领导，临机处置一切重要问题。
淮海战役期间，总前委成为整个战区的最高指挥机构，由五位党内职务、军队职务最高的华野、中野前委委员组成。
总前委有权"临机处置一切"，代表中央军委行使作战、后勤、人事等所有方面的指挥权，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
同时，"刘陈邓"三位常委的任命也颇有意义，他们分别是华野、中野的军政主官，且刘同志的党内排名和党内职务最高。
此外，陈同志虽然挂职中野第一副司令员，但仍然兼任华野的军政主官，掌握着绝对的军事指挥权。
在黄百韬苟延残喘的阶段，黄维第十二兵团匆忙进抵皖西，与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拉开了一定距离，战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刘陈邓」考虑到黄维兵团孤军深入，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更改粟裕之前提出的作战计划，调动原在徐州以南打阻击的中野主力和华野一部，立即转为进攻姿态围歼黄维兵团。
中央军委对这一建议给予了完全的支持，并授权「刘陈邓」在紧急情况下有权自主决策。
这种授权方式，就像【神探狄仁杰】中的「替天巡狩，便宜行事」之权一样，充分体现了中央军委对总前委的信任。
粟裕将军是总前委委员，他需要参与总前委的工作和讨论，同时也要服从总前委的决议和命令，这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由于粟裕和谭震林需要留在华野司令部，实际上，淮海战役的指挥中心在中野司令部。
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中，近60万人民解放军和数量庞大的地方武装、支前队伍，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如果指挥混乱，那么就很可能失败。
这一点，连我们的对手都很清楚。
敌人的「徐州剿总」总司令是陆军二级上将刘峙，早在1948年6月就已到任。
但1刘峙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被人称为「猪将军」，几个兵团司令也不是很服气。
无奈之下，老蒋又任命陆军中将杜聿明为「前进指挥所主任」，并且给他另搭了一套指挥班子，以邱清泉为副主任，以舒适存为参谋长、文强为副参谋长。
这个前进指挥所负责统一指挥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任务是营救黄百韬兵团，但无法指挥徐州剿总的直属部队和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
刘总司令和杜聿明在徐州的权力产生了冲突。
为了防止刘峙对杜聿明的干扰，蒋介石命令刘峙带着剿总机关的重要人员飞往蚌埠，单独指挥李、刘两个兵团北援。
这样，杜聿明一人掌握了徐州的所有军权，并最终率领这些部队从徐州逃脱，在陈官庄被围歼。
因此，总前委是淮海战役的唯一最高指挥机关，华野和中野的所有作战和调动事宜必须接受总前委的领导，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在1948年12月10日的战斗中，总前委根据战场形势，认识到要保持战役的主动权，必须尽快消灭黄维兵团。
因此，他们向全军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在全力消灭黄维兵团的同时，也要注意杜聿明集团的动向。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总前委决定调动华野第3纵队、第13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加入战斗，这表明他们对华野各部具有指挥权。
同时，华野还需要分兵接替中野的防务，阻止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的北进。
刘司令员形象地比喻为「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这是总前委从战役全局出发，对战场形势的总结和部署，也是对华野和中野「全军」的指示。
因此，华野必须遵令执行。
华野与中野并肩作战，在淮海战役中，粟裕将军功不可没。
他以卓越的指挥才能和敏锐的战场洞察力，成功指挥华野消灭了黄百韬兵团，围歼了杜聿明三个兵团，为徐蚌地区的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作为总前委成员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还根据对敌人的深入了解，多次在军事上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得到了军委和总前委的高度认可。
因此，可以说，单从军事角度来说，粟裕确实是淮海战役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将领，他的贡献不可磨灭。
战后，毛主席赞扬他为「淮海战役中的第一功臣」。
尽管粟裕将军在淮海战役中指挥了大量兵力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否认总前委的领导地位。
在涉及两个或更多野战军联合作战时，我军曾成立平津战役总前委、太原战役总前委等机构，林帅和徐帅作为总前委书记，都是公认的战役指挥核心。
同样，淮海战役的总前委和总前委书记也有这个权限，这是「党指挥枪」大原则的重要体现。
虽然粟裕将军在战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过分突出某位将领的作用并不合适，特别是在如此大规模的战役中，后勤消耗巨大，仅华东局委员、华野代司令员粟裕无法解决。
此外，还需要考虑级别和资历因素。
在抗战爆发初期，新四军军部和八路军师部基本平级，「刘邓」很早就成为第129师的军政首长，而「陈粟」最初只是新四军下属支队的司令员和副司令员。
因此，与刘、陈、邓三位首长相比，粟裕将军在党内和军内的级别确实有差距。
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在中野挂职时也只能是「第一副司令员」。
因此，在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时，「刘陈邓」成为常委毫无争议。
在淮海战役结束后，1949年2月间，中央军委决定以「淮海战役总前委」改名为「渡江战役总前委」，并保持人员和权责不变，以统一指挥二野、三野和两大军区的120万大军，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根据该纲要，我百万雄师将采取宽正面、有重点、多路突击的战法，分别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
其中，东突击集团由三野的35万兵力组成，在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的指挥之下；
中突击集团由三野的30万兵力组成，在三野副政委谭震林的统一指挥之下；
西突击集团由二野的30万兵力组成，在二野司令员刘伯承的统一指挥之下。
原来，在渡江战役中，粟裕将军不再指挥三野全军，而只是统率大约半数稍强的兵力。这说明百万大军的指挥权和兵力分配权，完全归渡江战役总前委所有。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权责。
我们不能因为中野拖瘦了（还需要指出，中野并未继承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全部兵力）、华野壮大了，就认为粟裕才是淮海战役的实际指挥者。
需要记住，两大野战军都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必须无条件执行党的指示，而「拥兵自重」这个名词，那是蒋系军队的顽疾和专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