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发生，震惊中外，可以说一举结束了长达10年的中国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堪称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而周恩来当时作为我党全权代表，从「地下」到「地上」，一下年轻了10岁，大胡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共产党人。
他奔赴西安，运筹帷幄，多方谈判，最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这些，大部分是属于公开层面的政治运作，而透过此则会发现，除周恩来以外，我党很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人物，都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其中，便包括最先和张学良进行谈判的李克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克农的身份都是十分神秘的，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从1928年秋开始，他就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成功打入上海。
这期间，他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拍摄电影，后来又考入了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广播新闻编辑，一路升到电务股长。
而当时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正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李克农凭借出色的隐蔽能力，成功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为组织上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
1931年时，经历叛徒叛变，我党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李克农冒险传出情报，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党的秘密工作四杰」之一。
1932年时，李克农进入苏区，此后参加两万七五千里长征，由他率领的侦察部队在红军队伍沿途的地面侦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之后，便是他在西安事变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了。
彼时的中国局面，堪称瞬息万变。
为了立足西北，我党操持西北大联合，为防蒋介石的破坏，统战活动必须秘密进行。
然而，蒋介石也正密切关注着西北的动向，以往远离经济中心的偏僻地方因为中央的到来一时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
1935年8月1日，我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宜言】）。
宣言很快就传到南京，先是英文版、俄文版，接着又有中文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联合署名，使蒋介石深感，老对手朱毛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到了西北。
宣言中有言：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钩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之职。」
「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正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在内政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这份宣言，在当时的政坛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正值民族危机关头，全国人民都盼望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原本就背负杀父之仇，自东北撤军后背负骂名的张学良，此时更是再难压抑心中的抗日情绪。
驻军西北的他决定同共产党直接会谈。
而这直接会谈势必不能公开进行，而要秘密接触，就要通过密使。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此密使并不等同于外交使节，派出去的人也许回不来。
因为首先是秘密接触，其次对面的人不是朋友而曾是敌人，如果谈不拢，对方动了杀心也无从抵御。
即便如此，我党还是决定派人前去，如能完成统战工作，达成一致抗日，这将关系到民族的未来。
而要想谈判成功，除了熟悉对方利害，还得了解国民党军阀的心理。
这样的特殊人物，红军里面有吗？究竟该派谁去呢？
周恩来最终将目光转向了李克农。
毋庸置疑，曾经卧底国民党中统，斗败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李克农，既不怕死又有智谋，正是密使不二人选。
自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就兼任人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不过这时候哪有什么外事，最急迫的还是统战工作。
于是，这个外交部又变成中央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
国共血战多年，这是双方高层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周恩来亲自向李克农交待任务，要力争谈判成功，至少也要谈和。
接到任务后，李克农一行即化装出发，由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带路，进入重兵防守的洛川城。
进城以后随行的一位就不见了，那是外贸局长钱之光去白区采购物资了。
这时，李克农身边，只有担任译电的戴镜元和一个警卫员，不可不谓是单刀赴会。
1936年2月26日，双方正式开始谈判。
东北军的谈判代表是军长王以哲，总司令张学良则被蒋介石找去南京开会了。
王以哲的态度是友好的，于是双方很快达成协议：红军和东北军共同抗日，各守原地，互不侵犯，而且保护通商。
协议达成，李克农当即草拟电报，戴镜元用红军密码译电，通过王以哲的电台发出。
中央立即通知包围甘泉的红军部队，允许东北军部队换防。
王以哲也投桃报李，把陕北周边的军用地图送给李克农。
3月4日，张学良归来。
他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飞到洛川，长袍马褂的张少师一见李克农，就派头十足地说：「我是来搞整销的，不是零售的！」这意思就是说，我是老板，我不屑同小伙计谈生意。」
季克农笑道：「我们什么生意都可以谈。」
张学良还是不放心，连续追问李克农在红军是什么职务，出来谈判毛泽东知道吗？谈判结果你能不能负责？
而李克农自信地表示，自己是红军的组织部部长，这是来前与周恩来商定的身份，另外自己此番前来，正是奉毛泽东命令而来谈判，是红军代表，当然能够负责。
紧接着，张学良又单刀直入，提出一连串问题：红军抗日是否有诚意？红军内部是否团结一致？你们抗日为什么非要反对蒋介石？
这些问题一出，李克农已经察觉到对方态度傲慢，不甘示弱的他直接伸出了两指。
一旁的王以哲见状，则赶紧把一根香烟送到了李克农的两指之间。
这时，只见李克农夹烟的手还是不动，王以哲又赶紧点烟。
其实，李克农并不会抽烟，他这是开始上谈判技巧，故意摆架子了。
随后，李克农两指夹着烟，开始耐心地向张学良解释红军东征的作战意图、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为何要反蒋抗日。
对于张学良的不同意见，李克农表示可以向中央报告予以考虑。
张学良了解日本军队的战斗力，言语中显露出对敌强我弱的担心。
针对此，李克农又有理有据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指出中国地广人多，潜力更大，只要发动群众，不仅打阵地战，还使用红军擅长的运动战、游击战，就能胜利。
李克农用毛主席早在此之前表达过的观点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人民，中国全国人民的力量，在国际上也是得道多助。
这些分析，通通落到了张学良的耳朵里，他听着十分不仅新鲜，而且很服气。
对于红军内部的问题，张学良也表示理解。
他表示同意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却又傲慢地提出：你红军应该放下武器，接受政府改编！
李克农拍案而起：「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
说罢，李克农就做出了起身离开的动作。
张学良见状，赶紧挽留，他这个带兵的少帅，其实打心底里尊敬硬汉。
经过14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谈判，他对李克农其实早已从开始傲慢转为了尊敬。
最终双方终于达成口头协议。
张学良提出，希望同毛泽东或周恩来直接会谈。
此外，张学良负责联系盛世才帮红军借道新疆去苏联，而红军将派代表常驻西安，与张学良建立秘密电讯联系。
协议已成，张学良又提出个得寸进尺的要求，希望红军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
瓦窑堡，这时红军当时手中唯一一个像样的镇子，最主要还是我党中央的驻地。
李克农一听张学良此要求，当即心想，这怎么可能轻易让出？
于是，谈判桌上李克农语带讥讽，反问了张学良一句：「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岂不更好？」
张学良闻言，顿时尴尬地解释道，这是为了做给老蒋看，表示东北军打红军有战果。
李克农听了张学良的解释明白过来，又释放了友好的信号。
而也正是同李克农的此番交锋谈判之后，张学良才开始认定和信任，红军是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是东北军可以信赖的朋友。
李克农也同时感觉，张学良坦诚，讲义气，是红军可以交往的朋友。
1936年6月，红军大度地让出瓦窑堡，东北军和平进驻。
12月13日，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东北军大度地让出延安，红军和平进驻。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此之前，1936年4月9日的延安，还是东北军的地盘。
当天下午，延安城里出现一支奇异的队伍。
头戴红五星，身穿灰色军装，显然是红军，另外更是周恩来的警卫班。
原来是在李克农同张学良谈判达成协议后，应张学良的要求，李克农陪同周恩来到延安秘密会见张学良。
要求警卫班换上东北军的军装，可这些恨透了国民党军队的红军战士就是不干。
七八个红军战士硬是在东北军的地盘招摇过市，谁人敢管。
周恩来和李克农没有进城，就在延安郊外的一处教堂，同张学良秘密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此行还给周恩来带来个老熟人。
这个老熟人便是刘鼎。
张学良此前到上海的时候，在宋庆龄家里遇到了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刘鼎，刘鼎曾同张学良深谈一周，而这为张学良同周恩来的会谈作了铺垫。
通过这两次谈判，我党同东北军的关系实现了突破。
我党同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合作，为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则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令中华民族第一次赢得反侵略战争。
所以，即使到了2001年，百岁老人张学良在夏威夷还是说：「周恩来是我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
而当年爆发西安事变后，满怀豪侠之气的张学良，不顾旁人劝阻，坚持相送曾经结拜的大哥蒋介石回南京，结果不出意外被军事法庭扣押了。
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军群龙无首，阵脚大乱，内部产生分歧。
东北军中少壮派要求对南京开战抢回少帅，而元老派则主张宜和不宜战。
在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发动的变乱中，军长王以哲遇害牺牲，师长刘多荃被杀。
眼看东北军两派陷入仇杀，又是周恩来从中调停，把少壮派领军人物送出西安。
这之后，中国的革命史才真正意义上开始从国内战争转向对外国防，一致抗日。
而西安事变前后堪称是剧烈转折的时期，对我党来说，长征时期最危险，西安事变则更复杂。
西安局势瞬息万变，周恩来紧张应对，而在陕北的毛主席也十分忙碌。
12月19日一天之内，毛主席就给周恩来发出11份电报。
红军一方面要调兵遣将支持张杨抵抗中央军进攻，一方面又要组织部队援救西路军。
西安事变，标志西北大联合的成功，同时又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引爆。
这个重大事件改变了西北的政治格局，进而也改变了中国历史，发起这场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值得我们铭记。
与此同时，在西安事变隐蔽战线上工作，最终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作出重要贡献的李克农、刘鼎以及周恩来总理等人，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