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有多贪？看到存款，就知道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了
在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显然是最为强烈反对贪腐的人物。
当年，为了清除国民党内的腐败问题，蒋介石采取了多种手段。他规定党员必须登记个人财产，任何拒绝登记的人都将被除名。甚至对于与他有亲属关系的人，如连襟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因涉及150万贪污款项，也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蒋介石自己的儿子蒋纬国，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敌产」也被蒋介石强烈命令退还。
然而，尽管蒋介石在反腐问题上付出了巨大努力，南京国民政府下属的普通士兵却面临着生计的压力，生活水平甚至不如八路军和新四军。
即便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人也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质疑：「这个政府不像政府，而更像一群唯利是图、无耻的官僚，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毫不犹豫地追求。」
蒋介石之所以在「反腐」过程中「反腐越反越腐」，很可能是因为他在反腐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为了进行反腐，他不仅颁布了一系列的禁令，而且也在执行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严整吏治」，蒋介石从加强刑法和军法审判两方面入手，对贪腐行为实施了严厉惩罚。
举例而言，贵州师管区司令胡启儒因涉嫌浮报名额、扣留饷款、滥用权力致人死亡以及行贿受贿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当时，贵州地区的20多名重要军官联名致信蒋介石，请求将胡启儒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然而，蒋介石却表现得十分坚定：「对于此类事务，任何无理的干预都是对国家法纪的置之不顾。致信者，请记住这是一次过失，作为警戒。」
时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对委员长的坚决执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个人日记中写道：「委座对法纪的整顿毫不虚伪，对于那些行奸犯科之徒，应有所戒惧。」
然而，仅仅过去一个月，成都航运站站长马祯祥却被人举报涉嫌代运货物牟取商业私利。蒋介石指示何成濬展开调查，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何成濬查无实据，只能向蒋介石申请以「行为不检」为由对马祯祥进行行政处分。
蒋介石却认为，这样的处分远远不够惩罚罪行重大的人。
何成濬遂提出判处马祯祥一年监禁，然而蒋介石却批示：「一年太轻，改判监禁10年。」
就连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都判得如此之重，或许可以期待国民党内贪污问题的减少了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月过去，国民党桂林办公厅科长黄勋和荣誉军人管理处副处长秦开明又被曝光存在营私舞弊的问题。
何成濬建议对其中一人判无期徒刑，另一人判有期徒刑10年。然而蒋介石觉得判罚太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终下令全部枪毙。
或许是因为对多人执行极刑仍未见效，蒋介石似乎颇为恼怒。在不久后，军法执行总监部办公厅特检股股长俞浩兴因贪污300块钱，以及钟元昭夫妇因贪污900块钱的案件曝光，直接被判处枪毙。
即便在抗战时期表现出强烈的反贪意愿，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对贪污问题的打击力度并未有所减弱。
当时，国民党派遣的各地要员涉及贪腐问题十分严重。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曾专门向蒋介石建议，迅速进行鼓舞人心的改革，根除官员腐败行为，取消过度的重税。他还指出，国民政府的行为已经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
魏德迈的一席谈话让蒋介石感到深深的惭愧，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不知所措。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在第二天就在宪兵队中设立了「特侦贪污队」，号召党政军各界管理者要「廉洁自守，奉公守法」。与此同时，他还计划成立「肃清贪污运动组织」。
然而，国民党在实际行动中显然缺乏执行力，提出一套理论和计划是一回事，能否付诸实践又是另一回事。尽管蒋介石制定了许多「大纲」，甚至专门成立了中央党政小组会议，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面临了困难。
由于地下行动的高效性，底层人员得心应手，甚至涌现出「五子登科」（房子、票子、条子、车子、女子）的丑闻。
1946年8月，蒋介石制定了【收复区人民约言】，与当地人民达成承诺，只要百姓如实上报存粮数量，政府将以官方定价收购剩余粮食。政府承诺百姓只要不从事违法乱纪之事，就能享有言论、集会自由。此外，蒋介石还宣称，凡贪污1万元以上者将被判处枪决。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他提到亲眼目睹「京沪一带的强占民房、擅捕汉奸等非法行动，持续受降年余至今，对于这种行为感到深感痛心，认为怨声载道，受到外邦讥刺。」为了遏制各种恶劣现象，蒋介石颁布了大量禁令，一直写到自己「手臂酸痛，颇感疲惫」才稍事休息。
那么，蒋介石如此努力，结果如何呢？
1947年7月，魏德迈率领调查团前来中国，对政治、经济、心理、军事等方面进行评估，以制定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经过在北平、天津、沈阳、汉口、旅顺、青岛、台湾、广州、济南等地的考察，魏德迈等人得出结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已经破产，对于为何而死或做出任何牺牲感到困惑，他们对军政领导阶层已经失去信心，预测全面崩溃。那些在上层的腐败分子则试图在崩溃前争相谋取私利。」
蒋介石在阅读报告时，感到心头一震，他深感改革势在必行，形势已经十分紧迫。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当前局势的痛心和耻辱之情。
身为信仰者的蒋介石甚至认为，遭受如此重大挫折是上天对他的一次特殊考验，是为了完成赋予他的重大使命，以增强他的信心。
两年后的1949年，当被迫撤退至台湾的蒋介石面对财政部长阎锡山的40万经费请求时，他态度强硬地表示：「切勿滥用或将此现金交给贪污分子！」
然而，蒋介石在反腐方面的行动却存在一个显著问题，那就是他的反腐行动似乎只是针对小鱼小虾，而对于他自己领导的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根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贪腐行为，他却采取了轻描淡写的态度，甚至装作视而不见。
尽管蒋介石不断呼吁反腐，然而，他本人却并不清白。有一次，他与浙江省主席陈仪交谈时，「好心劝说」：「你看，平时你主张用人要廉洁，但在我看来，那些泥塑木雕的佛像都是最廉洁的，但它们能做事吗？我们需要廉洁而有能力的人。
现在廉洁的人最容易受到共产党的吸引，我们中国人多少会赚点外快，即使有点贪污，也不过是在国内办产业，做一些买卖，只是变换所有权而已，不会流向国外。
至于有能力的人，我们国家那么大，谁都不能做完所有的事情，也不容易做好，更何况我们不怕缺乏人才。只要别过分偏向共产党，不会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点是最为关键的。」
陈仪听后大为震惊，深交蒋介石后才发现，他之所以如此言辞，是因为蒋介石本身就是涉及贪污的人物。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应陈其美之邀前往杭州参与光复浙江起义，并担任了敢死队队长的职务。
当浙江光复后，蒋介石迅速转赴上海担任沪军团长。
在一次南京攻打行动中，曾在蒋介石敢死队中担任分队长的张伯岐率部路过上海，偶遇了蒋介石。
蒋介石见到他后极为热情，迫不及待地询问：「领了几个月的军饷？」
张伯岐感到郁闷地回答：「哪里有军饷可领？只有一点点生活费而已。」 蒋介石闻言义愤填膺，认为南京地势险要，没有足够军饷如何能成功打下来？他主动提出请求陈其美协助，垫发军饷。
张伯岐对蒋介石的帮助深感感激，连连致谢，而蒋介石则谦虚地摆手表示这只是小事一桩。
次日，蒋介石找到张伯岐，告知陈其美已经安排妥当，但需要张伯岐亲自办理借款手续。张伯岐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当场填写了一张借据，委托蒋介石代为领取。
然而，几天过去了，张伯岐却一直没有见到蒋介石的身影。
察觉到异常，他急忙请人打听，却得知蒋介石因涉嫌刺杀陶成章而被通缉，早已计划逃往国外却缺乏资金。蒋介石在取得张伯岐的借款后，第一时间逃往日本，并用这笔款项在日本创建了【军声杂志】。
按照蒋介石在抗战及战后颁布的法令，他这种冒领军饷的行为本应受到极刑。
蒋介石政权在大陆时期呈现出一个明显特征，即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统治体系，典型的官商不分的政治模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既代表了国家，也将国有资产视为家族私产。
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陈其美无儿子，蒋介石将陈的两个侄子陈立夫和陈果夫视为心腹。陈果夫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首任组织部长，而陈立夫则创立了国民党CC特务系统。
宋家和孔家一直是江浙财团的主要成员，当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带领北伐军取得胜利时，这些大资本家们将赌注押在了蒋介石身上。正因如此，蒋介石才能够巩固地位，战胜众多对手。
有人在评价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时曾说：「从此，强大的宋家买办朝代开始了，掌握中国现代军队和财政混乱的权力集中在了郎舅之手。身旁风骚的蒋夫人，在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军人身旁，变成了第1号大女买办。」
蒋介石在1928年成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后，通过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为工商部长，并在1932年接替了宋子文的职务，使得宋家的势力得以进一步巩固。
这些职务都是相当有利可图的，1943年，美国FBI曾对宋家在美国花旗银行的存款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孔祥熙之妻宋霭龄存款8000万美元，宋子文存款7000万美元。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更是存款高达1.5亿美元。杜鲁门因此气愤表示：「孔宋豪门没有一个不是贼！」
四大家族相互支持，蒋介石作为这个庞大家族的「总管」也自然分享了不少好处。尽管他个人并未涉足公司经营，但通过各种名义将国有财产私有化的手段，也为他带来了不小的利益。
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以「战务费」、「机密费」、「特别费」为由，给予孔祥熙开条子，以获取私人财务支持。蒋介石公开的每月特别费用为100万元，但他私下挪用的公款绝对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据冯玉祥回忆，每当蒋介石与手下军长、师长交流时，他总是迅速询问：「你的生活解决了吗？考虑做生意，最好是开银行，我给你3000万！」然后当场开出3000万的条子，即便对方推辞，蒋介石也会表示：「不客气，如果不够的话，下次再来要也可以。」
这三千万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一些深受蒋介石信任的人往往能轻松获得八千万、五千万的数额。很明显，蒋介石口中的「一个月一百万」根本无法赚取如此庞大的财富。
那么问题来了，这八千万、五千万、三千万是蒋家人出资，还是由宋家、孔家、陈家乃至国库里的全体人民辛勤努力赚来的钱？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蒋介石贪得无厌，四大家族则成为「中贪」。
1934年，宋子文创办建设银公司时声称该公司是纯粹的「私营商业公司」，但看一眼大股东名单，却是宋子文、孔祥熙、宋梓良、张静江、徐堪等人……
由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亲自担任董事长的这家「私营商业公司」显然能够轻松赚大钱。公司于七月成立，到十一月就收到了财政部指定发行的三千万元的卷烟印花税票，佣金高达8%。
这三千万元中，有一千万元归公司所有，剩下的两千万元平均分给各位股东，还能得到240万元的佣金。
在抗战时期，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五亿美元的贷款，但结果孔祥熙在发行美元国债券时只发行了一半。当这些国债券在黑市上炒到每张2889元法币兑换一美元时，他以20法币兑换一美元的官方价格买入未发行的国债券，然后以4000、5000比1的价格卖出。
以至于连马寅初先生都气得在报纸上大骂：「这样的赚钱并不是本事，这些事情都是猪狗畜牲做的！」
四大家族贪污，底下的小官小吏也效仿贪污。1946年上半年，仅湖南一带各县市长涉贪案就达到136件，乡镇保、甲长已经受理的贪污案达到1300余件，未受理案件数量不可考。
蒋介石虽然口头上喊反腐，但实际上只是说说而已，偶尔挑几个小鱼小虾砍个头，大多数时候更多是掩耳盗铃。例如，当国民对国民政府提出质疑时，他公开表示：
「行政院和一切军事机关，我一定可以负责做到‘廉洁’两个字，我敢深信，凡在我统属之下的办事人员，决没有贪污的可能，亦不容有贪污官吏存在政府之中。」
在孔祥熙案曝光后，迅速将所有财产搬至美国的蒋介石选择了低调处理，罢免了孔祥熙的职务，却从未谋求追回资产。
在国民政府内外腐败横行的时候，蒋介石本人的财富也颇为可观。例如，夜明珠一案中，蒋介石不惜送出被孙殿英抠出的明珠，直接赠与了宋美龄，并由她巧妙地嵌在鞋子上。蒋介石撤退至台湾时，还特地收集了大量的古董字画。
蒋介石辞世后，绝大多数财产都流向了宋美龄。随后，宋美龄前往美国时，携带了100多个箱子，其中主要装载着各种古董字画。
回顾1943年，蒋介石拥有1.5亿美元的海外账户以及这100多个箱子，蒋家的巨额财富令人咋舌，引发对天理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