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鲁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冬天，晋国发生一件轰动一时的外交事件。当时，郑国的大臣子产，陪同郑简公前往晋国，晋平公自恃是盟主，借口有同姓国鲁襄公的丧事，没有接见。子产便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派人将晋国招待诸侯的馆舍围墙全部拆掉，径直把自己的车马放了进去。
晋平公派大臣士文伯责问子产擅自拆毁馆舍围墙，用意何在?子产回答说:「郑国地方狭小，夹在晋、楚两个大国的中间，大国索求贡物，没有定时，因此不敢安居，只得尽量搜索国中财物，随时前来朝见。现在碰上你们国君有事，不能接见，我们既不敢把财物送进去,又不能把财物露在外面。过去晋文公做盟主，宫室相当矮小，招待诸侯住的馆舍倒是修得又高又大。现在让诸侯住在奴隶住的房子里，大门进不了车，而又有围墙拦着，所以只好拆毁，将财物送进去保管，你看，如不这样，又该怎么办?我不知贵大臣对我有何指教?」
一席话说得士文伯哑口无言，晋国只得承认自己不对，向子产道谦。晋平公于是立即接见了郑简公，还举行了隆重的宴会热情招待。后来又改建了招待诸侯的馆舍。人们由此都称赞子产的才能。
子产(?-公元前522年)，名公孙侨。子产是他的字。出生于郑国的贵族家庭，是郑穆公的孙子，春秋末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执政二十余年，发挥高超的政治才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使郑国生产得到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当时井田制已开始瓦解，大量私田出现，子产执政后，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渠，承认土地私有，按土地面积征税，使得一部分私田所有者成了中、小地主，一部分拥有少量私田的奴隶，也成了自耕农。接着，子产又推行按「丘」征「赋」，改革军赋制度。即把国家军赋，由按劳力分摊改为按土地面积分派，归土地所有者承担。上述两项改革，都受到贵族和保守势力的反对，甚至受到一些人的咒骂，但是，子产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行善政就要坚持到底，不能中途改变，只有坚持才能成功。人心不可放纵，法度不可改变，我是下决心坚持下去的，决不改变。」
子产治国，主张行猛政，用法治。他说:「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人被火烧死;水性柔弱，人们轻视它，玩弄它，因而很多人被水淹死。所以行宽政很难。」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子产在金鼎上铸刑书,把刑法公布出来，让人见了，不敢犯法。有些守旧派起来反对，子产回答说:「我是为了救世啊!」事实的确如此，过去刑罚掌握在贵族手里，任意轻重，商人和新兴的土地私有者受尽压迫;法律公布后，不再神秘化，这就削弱了贵族的特权。后来，郑国邓析造新刑法，写在竹简上加以公布推行。战国时，郑国还出了申不害、韩非等著名法家。所以子产实际上是法家的创始人。
子产为政，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他辅助子皮时，劝阻子皮不能任命没有从政经验的尹何担任自己封地的长官。他说:「只有学习好了的人才能去管理政事,没听说过拿政事去叫人学习的。
譬如打猎,只有习惯于射箭架车，才能获取禽兽;否则，只会担心翻车受压，还有什么心思去考虑获取禽兽呢?」子皮听从了子产的意见，认为他想得很远，能任大事，便把郑国的政事完全交给了他。子产当政以后，乐于听取他人和民间的意见，择善而从，从不独断专行。他的周围集中了一批智能之士，如冯简子、子太淑、子羽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人才，由这些人组成一个效率高，善决断的智囊团，出谋划策,共同管理国家大事。当时郑国设有十些乡校，百姓常去那里评议时政，一些官员担心扰乱民心，主张关闭。子产却说:「老百姓赞成的，我们就去做;老百姓反对的，我们就纠正。他们都是我们的好老师，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他由于任用贤能，重视舆情，为相二十一年,很少出现失误。
子产还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善于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当时正值春秋末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事频繁，时局动荡。郑国是个小国，在军事上无法与大国对抗。子产则在外交上执行「善事大国」的方针，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周旋于大国之间，同时在军事上加强防卫守备，以抗御外来侵略。郑国参与诸侯盟会,言辞极其谨慎。对外文书，总是先由一人起草，通过多人讨论，再由外交官子羽修饰，最后子产亲自润色审定。公元前524年,郑国发生火灾，子产果断地向国人颁发武器，以防邻国乘乱入侵。并告诫国人:「一个小国，如果忘记了随时防卫自己，就非常危险,何况还有火灾!」公元前549年,陈国联合楚国大举进攻郑国，使郑国蒙受极大损失。次年六月，子产率领战车七百辆直入陈国,大败陈兵，郑国国威、军威由此大振。
子产还是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著名论点，给了后人深刻的启迪。对于求神问卜、祭祀鬼神等，他常采取消极态度。有一次晋平公患了重病，四处求神问卜。子产听到后，对晋国的大臣说:「晋平公所以得重病，是因为平日出入无时，饮食无度，喜怒无常，与神鬼无关系。」晋国大臣听了，都说他见识高超，无不佩服，称他为「博物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