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作为戴笠的亲信门徒、毛人凤的盟友兼对手，对军统（保密局）的很多事情都知之甚详，更有意思的是他跟【潜伏】中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原名吴景中）也是好朋友。
如果拍摄【风筝】和【潜伏】的时候，请沈醉或程一鸣去当顾问，剧情肯定会更加惊心动魄。
电影【决战之后】的署名总顾问是当过战犯管理所所长的姚伦，没有署名的顾问还有一个，那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
文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是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加入军统后，又历任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并在于1946年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时晋升中将。
文强被俘虏时的职务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他跟沈醉、程一鸣、吴敬中都在同一单位共过事，吴敬中更是在东北接了文强的班。
军统（保密局）因为工作性质特殊，所以晋升将军很困难，像文强那样的中将绝对不超过十个。文强在【口述自传】记载，他在戴笠死后决意离开军统去湖南投奔程潜，那时候军统的中将只有他和郑介民、唐纵等寥寥数人，由代理主任秘书晋升为军统局副局长的毛人凤，当时也只是少将（戴笠死后，唐纵代理局长，后老蒋正式任命郑介民为正局长）。
细看原军统将军级特务的回忆录，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熟悉的刘安国、吴敬中、沈醉、程一鸣，居然都是曾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好朋友」，携手走到最后的，还是文强与沈醉，他们都在政协当了文史专员，而程一鸣跟他们却不是一路人——程一鸣去世，办追悼会的是安全厅与政协，给另外两人开追悼会，政协出面就行了。
程一鸣是一个比郑耀先和余则成高明十倍的潜伏者，他在军统特训班讲课时，名为鼓励实为揭底，直接吓得两名学员绝望自尽，在当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的时候，缴获了一件国宝，那件国宝，至少比余则成从季伟民赃物中「抽出」的玉座金佛宝贵十倍甚至百倍。
余则成借花献佛「送给」吴敬中的玉座金佛有一尺多高，据说是南朝宋高祖武皇帝刘裕的镇宅之宝——刘裕就是辛弃疾做所【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刘寄奴，也是一位有为之君，他应该跟南唐后主李煜和南陈后主陈叔宝有本质区别，即使玉座金佛真是他的「御用之物」，放在现在价值一亿也就顶天了，而程一鸣缴获的那件国宝，放在现在的价值根本无法估量，说十亿可以，说一百亿也不过分。
程一鸣的经历很复杂，他跟吴敬中一样都是我党早期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的高级人才，回国后却都「叛变」当了特务（一开始是进入邓文仪为课长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后来打包进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叛变」二字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吴敬中是否真叛不好判断，程一鸣则是假叛变真潜伏，一直潜伏了三十多年，所以他的追悼会，国安部门是要出面主办的。
程一鸣黑皮红心，在军统特训班讲课的时候，也是旁敲侧击地告诉学员们没有好下场，毕业于军统兰州训练班的宗化民回忆：「教官程一鸣在礼堂上课，讲道：‘你们将来的工作干得好被敌人杀，干不好被组织杀，我们的纪律严明……’下课后，学员张永康反复琢磨这几句话，说：‘反说正说都是要死……闹了半天是个死学校！’」
程一鸣连揭底带吓唬，让很多特训班学员都很绝望，那个觉得自己进了「死学校」的张永康花十块钱买了大烟吞掉，还有个叫朱文江跳了黄河。
从息烽训练班毕业后给老蒋当了侍卫官的赵秉钰回忆，他们受训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学习程一鸣写的【情报学】，这本教材看着就让人毛骨悚然，别说像青浦班那样只办了一个月的短期班，就是学上三年五载，也只能摸到一点皮毛。
特训班出来的学员虽然都得到了重用且眼高于顶，但实际都是半吊子——他们学的太杂了：程一鸣编写的教材，包括情报搜集、侦察、审讯、处理、跟踪、盯梢、脱梢、交际、知人、观察、跳舞、赌博、诈骗、偷窃、摄影、指纹、测谎、看相、窃听、风水、化学通信、中西医药麻醉药剂（包括迷魂药末、迷魂香等）、擒拿、绑架、技击、暗杀、纵火、定时炸弹、毒药、毒物、毁尸、灭迹、化骨、化毛发、金笔制造、各种汽车的驾驶、无线电收发报机、枪支弹药、爆破药物TNT等的携带及装置、法医的检验、警鸽、警犬的驯养使用、青红帮会的利用，大家囫囵吞枣根本无法消化。
如果某个学员表示自己只学一样并成为「专家」，就有可能会被吴敬中那样的指导员（吴敬中在临澧班就是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处置甚至处死。
赵秉钰回忆：「指导员操纵了学生的前途，甚至生杀予夺的大权。指导员的评语，决定每个学生的好坏。军统局各个训练班，在训练期间所发给的一切讲义，或学生抄写的笔记，必须一律由教务组收回烧毁，不准带出一纸。否则，一经查出，即以泄露团体秘密论处。」
通过赵秉钰的回忆，我们忽然发现，原来吴站长在军统特训班的权力，还是蛮大的。
程一鸣和吴敬中后来都从军统特训班调往各大区和省站，他俩先后都当过军统西北区区长，程一鸣从西北区调回总部任行动处少将处长，吴敬中则先去东北接了文强的班，后来又去天津当了站长。
军统特务除了区长、站长之外，一般都还在军中「兼职」，但这个兼职一般只有「精英」和「嫡系」才能捞到，吴敬中在当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时候，还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程一鸣也曾兼任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演吴敬中的演员，也演过很多类似的角色。
程一鸣缴获国宝一事，发生于抗战期间，据曾在第八战区调查室搞情报工作的侯国柱先生回忆，当年因为抗日的需要，陕、甘、新、宁、青被划为第八战区，朱绍良任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并掌握实权，司令部设在兰州五泉山，程一鸣和他的调查室也跟司令部形影不离，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文强也与胡宗南（胡后来当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过从甚密。
程一鸣在第八战区搞调查和情报工作，查处走私贩私也是他的职责，侯国柱回忆：「我们调查室的程一鸣主任在国民党纪念周上告诉大家，根据河西的情报，有个中央委员从敦煌搜集了一些经卷，随身携带，检查站对此要严加搜查。」
在检查站外，侯国柱等人的人按程一鸣的命令，将那位蒋系中央委员连同车辆一起进行了一番检查，结果一无所获。那个委员一看没有查出什么，马上嚣张起来破口大骂，这也终于激怒了检查人员，他们再次细心检查，终于发现那委员是把敦煌经卷一片片分开后夹在旧【辞源】里面，程一鸣十分高兴：「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得到了情报，查获了国宝。敦煌经卷是国宝，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带走。」
抗战期间，将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老蒋的亲戚和嫡系却在大发国难财，要不是程一鸣得到准确情报，那价值无法估量的国宝经卷，就会像玉座金佛和康熙九龙杯、乾隆九龙宝剑一样，成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藏品——这么珍贵的东西，一般的委员是留不住的。
侯国柱1942年去加尔各答执行任务，又看到了类似的经卷，那是一个从香港过去的中国人准备卖给英国人的。侯国柱出了五千美元才把那几页经卷买到手，当时的文物专家表示他可以翻倍加价收购——1942年的五千美金，大致相当于四千五百克黄金，这几页经卷值多少钱，程一鸣缴获的经卷值多少钱，大家应该不难算出吧？
吴敬中抱着一尺高的玉座金佛就已经心满意足，他跟戴笠毛人凤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常凯申、顾墨三、陈辞修手指缝漏下的东西，卖出去也能买十辆斯蒂庞克。
吴敬中在天津解放前夕两袖金风腾空而去，程一鸣潜伏到1964年才从澳门凯旋，但是他缴获的那件无价国宝的去向，却已经成了历史之谜，其价值也无法估量，见多识广的读者诸君肯定知道：一本【词源】夹带的敦煌经卷，放到现在，能在北上广全款买几套大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