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的春夏之交，中央红军踏上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征程。他们跨越了高耸入云、延绵不绝的雪山，踏过了松潘广袤、泥泞无垠的大草原。这段历史，见证了红军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自然环境的无情考验。
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敌军的围追堵截，还有自然界的严峻挑战。在穿越1300公里的雪山期间，红军士兵们只能依靠稀薄的衣物和燃烧辣椒水以御寒。在极寒的气候下，体力透支的士兵们面临着生与死的边缘。许多士兵在疲惫中倒下，再也无法起身，化作永恒的雪地雕塑。
跨越雪山后，红军的减员情况十分严重。接着，他们又步入了松潘大草原。这片草原广阔无垠，步行穿越需耗时七天。草原上的烂泥和隐藏的陷阱无情吞噬着士兵的生命。更为严酷的是，草原上缺乏食物和饮水，士兵们只能忍饥挨饿，一路艰难跋涉。
此外，草地上的腐烂植物释放的甲烷等有毒气体，无色无味，成为无形的杀手。许多红军士兵在草原上安营扎寨后，永远地睡去了。
毛主席以超凡的体能和智慧带领着部队。他仅靠口袋里的炒麦粒维持生命，一粒粒地珍惜着这宝贵的食物。在艰难跋涉中，红军的力量逐渐消磨。到了9月中旬，中央红军的人数减至仅有14000余人，其中能够参与战斗的野战部队不足一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决定北上，致力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尽管面临国民党中央军、陕甘地方军阀、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夹击，毛主席和红军领导人坚持前行，他们并不知道在陕北已有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在这片无光的黑暗中，他们唯有依靠自己的毅力和勇气，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在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的领导层，包括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凯丰、刘少奇、博古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在甘肃南部的俄界县聚集，紧急召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全体会议。他们面对的是红军未来的关键抉择：如何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找到生存和发展的道路。
他们的讨论焦点集中在腊子口这一地理难关。这里是从甘南通往甘北的重要通道，地势险峻到了极点。腊子口的地形狭窄，两侧是险峻的悬崖，中间只有一条仅有8米宽的山道，下面是湍急的腊子河。这里的地势使其成为天然的屏障，一旦有敌军防守，红军想要通过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这样的地理挑战，中央红军的领导人深感压力。他们清楚，如果无法占领腊子口，就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退回到那充满危险和困难的草地。在草地上，红军将面临着缺乏食物和水源的困境，如果蒋介石封锁了主要的出入口，红军可能会在那里被困死。
随后的9月15日，中央红军在藏族土司杨吉庆的协助下，成功抵达旺藏寺，并且得到了30万斤小麦的补给。这场意外的援助给了红军极大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西昌的小叶丹和陇南的杨吉庆这两位少数民族领袖在关键时刻伸出了援手，成为红军历史上的幸运之星。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决定必须占领腊子口，这是通向北方的关键地点。他深知，如果无法通过这个地点，红军将不得不重回草地。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他们决心不退缩，勇往直前。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情报系统对红军的动态也有所了解。他预判红军会向北转移，可能会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合。蒋介石基于多年与毛泽东的交锋经验，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央红军。虽然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表现出色，但蒋介石认为其领导层的战略决策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将其视为主要威胁。在蒋介石看来，中央红军的行动才是他需要重点关注的。
在1935年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对于剿灭中央红军的决心坚定不移。他深知，一旦中央红军被消灭，整个剿共战事便可迎刃而解。他的战略眼光异常敏锐，但在实际执行中，细节处理却显得粗糙。
蒋介石首先指令胡宗南的部队从武都周边向西北方向推进，希望将红军逼回草地。此外，他还急忙向甘肃省政府主席兼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发出电报，命令其加强防御，封锁重要交通路线，防止红军向东北方向突围。电报中还附带一份悬赏令，对捕获或杀害红军高层的丰厚奖励，毛泽东成为悬赏金最高的目标。
然而，朱绍良接到电报后，并未全力以赴。他不愿意动用自己的主力部队直面红军，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地方军阀鲁大昌。鲁大昌，一个从基层起步，逐步积累力量的军阀，至1931年已经掌控甘肃东南部多个县份，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
朱绍良的电报指示鲁大昌防守要点，特别强调严防红军突破。朱绍良还承诺将增援鲁大昌，派遣唐淮源部队前来支援。然而，鲁大昌却并不全信朱绍良的话，他怀疑这是一个陷阱，旨在借机削弱自己的势力。
鲁大昌的猜测颇具先见之明，他几乎预测到了红军的每一步行动，唯独没料到他们会攻击通往自己根据地的腊子口，也没想到藏族土司竟会与红军结盟。他更倾向于认为朱绍良是借机让唐淮源部队取代自己的势力。
因此，鲁大昌在腊子口的部署相当保守，仅留一小部分兵力。他将主要军力集中在岷县，同时让唐淮源的部队待在岷县附近，以防万一。他在腊子口以南和武都地区部署了更多部队，形成了一种诡异却缺乏效率的防御布局。
这种布阵方式令人困惑，即使是蒋介石亲自来到，也难以理解鲁大昌的意图。鲁大昌的这种战略布局，虽显得诡异，却也反映了他独特的谨慎和对政治局势的深刻理解。
在1935年的秋季，中央红军面临着攻占腊子口的严峻挑战。毛泽东虽然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计划，但对于这次行动的成败仍充满忧虑。腊子口的地理位置险要，如果敌军已做好充分的准备，红军将难以取得优势。
9月15日深夜，毛泽东与红1军团的精锐部队一同前往腊子口。林彪向他汇报，负责攻击的是红2师4团，这是一支经历过泸定桥战役的红军精英部队。
由于腊子口的狭窄地形限制，即使是勇猛的红4团也只能分批次发起攻击。这样的战术布置使得如果敌方在腊子口后方配置了大量兵力，红军的攻势将受到严重阻碍。
毛泽东于16日紧急指示彭德怀，要求第2纵队和军委纵队迅速集结至旺藏寺，以备腊子口一旦被攻克，红军全力穿过，防止敌军的反扑。
然而，真正的危险并不仅仅是攻不下腊子口。最大的风险在于，即使前线部队成功通过，鲁大昌可能会派遣大量兵力进行反攻。一旦腊子口重新落入敌手，中央红军将面临被分割为两部分的危险，全军覆没的威胁将十分严峻。
这正是古代兵法中所谓的「料敌从宽，预己从严」的智慧。
就在红军主力还在向腊子口挺进的路上，红4团已与鲁大昌在腊子口南部部署的部队发生激烈交战。在绝对的战斗力面前，国民党的防守部队迅速溃败。
红4团政委杨成武通过审讯获知，鲁大昌在腊子口的驻军仅有一个营的兵力。这一消息令红军指挥官大为振奋，林彪立即命令4团团长王开湘率全团夜袭腊子口。
然而，当王开湘和杨成武沿着腊子河追击敌军败兵时，腊子口的险峻地势让他们惊讶不已。这里的地形似乎是上天的杰作，仿佛有巨人用斧头将山峰一分为二。
面对这样的地形，红4团的首次攻击遭到了敌方火力的猛烈抵抗。在距离腊子口数百米远的红军指挥部，林彪甚至能嗅到迎面而来的火药味。面对这样的局面，林彪深感无奈：即便敌军仅有少量兵力，红军仍难以取得胜利。
尽管林彪对杨成武下达了决绝的命令，但在这样的地形和火力面前，即使是勇猛如红4团，也难以突破敌人的防线。这一战役的胜败，将成为中央红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在腊子口前的困境促使王开湘和杨成武紧急召开了一场关键会议，希望汇集众人智慧，找出攻克这一难关的办法。会议中，一个勇敢的计划浮现：让擅长攀岩的战士们冒险爬上险峻的峭壁，从上方对敌方的机枪阵地投掷手榴弹。
然而，面对高达80多米、近乎垂直的峭壁，士兵们心中都存有疑虑。关键时刻，一名来自贵州的苗族小战士挺身而出，他自信地表示能够攀爬至峭壁顶部，随后帮助战友们一起上去。这一勇敢的举动犹如一线生机，重燃了大家的希望。
与此同时，红4团与敌军在腊子口展开了持续的交火。红军呼喊着投降便不杀的口号，而敌人则嘲讽红军无法越过腊子口。战斗持续了整个夜晚，敌方弹药充足，似乎并不担心持久战。
在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同时，苗族小战士带领的两个连的红军开始了艰难的攀岩行动。王开湘目睹这一幕，心中忐忑不安。幸运的是，苗族战士成功到达峭壁顶部并放下绳索，使得后续战友得以攀登。
凌晨2点，杨成武焦虑地注视着战场，担心若计划失败，战士们的牺牲将白费。就在这时，两颗信号弹划破夜空，表明红军战士已经成功地抵达敌人后方。
随后，红军战士从峭壁上投掷手榴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令敌军措手不及。杨成武迅速下达总攻命令，红4团主力开始猛攻腊子口。敌军在意外的背后攻击下迅速溃败，部分敌兵在夜色中逃往岷县。
至此，1935年9月17日凌晨，红军终于攻破了腊子口。此战的胜利意味着红军无需再返回草地，也不必再靠捡拾青稞粒和玉米粒充饥。
更加重要的消息随后传来：徐海东的红25军已抵达陕甘交界，刘志丹和谢子长已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9月20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向士兵们宣布，他们的目标终于明确——前往陕北，加入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军，共同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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