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南陈北李」，却遗忘了他们俩的串联人张申府，甚至因为历史各种原因，连他的名字也极少提及。
晚年，友人前来探望，张申府自我总结说：「我终生追求三个爱好：书本、女人和名誉。但是它们也成为了我的三个弱点。」
或许，以此三点去窥探张申府整个人生的话，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或者得到不一样的启示。
1893年，张申府出生于河北献县的书香门第，父亲和伯父都曾是晚清的进士，虽然时运不济，没有捞得一官半职，但也是富甲一方的乡绅。
张申府自幼好学，加上天赋异禀的遗传基因，每每考试名列前茅，妥妥的天生学霸，常常令同学们艳羡不已。
1906年，张申府跟随叔叔到北京求学，并在七年后的秋天，顺利考入了北大第二类预科，主攻数学方面。
后来，他又转入哲学系，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的书籍，特别崇拜哲学家罗素，认为他的哲学思想才是最迷人的，最值得研究的。
1917年，张申府留校当了助教，当时河北老乡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因而常去图书馆兼职，帮助李大钊打理事务，两人也常聚一起共谈国事，讨论未来的出路，因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有一次，李大钊休假回了河北昌黎老家，由张申府代理主持馆务，按惯例巡查时，却发现管理员毛主席把书目抄得太潦草了。
张申府非常不高兴，于是把毛主席叫到办公室，狠狠数落了一顿，并要他把书目全部重新抄写。
多年后，毛主席仍然记得这一幕，非常风趣的调侃说：「当时张老板的脸色很难看，把刚刚到北京的我给吓坏了……」
不过，毛主席对于张申府的学识仍然钦敬，当年他写完【论持久战】，得知张申府在汉口地址，特意寄去书稿，并修书一封诚恳的请他批阅指正。
1918年，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个人经常相约见面，谈论时事，相互交换看法，发现彼此观点较为一致，于是萌发了创办【新青年】的想法。
期间，张申府成为了【新青年】的主要编委之一，经常陪同李大钊一起去印刷所里校对，看样版，时常忙碌到凌晨才回家休息。
后来，他们商量着创办了政治性的刊物【每周评论】，率先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并介绍和摘译了【共产党宣言】，逐渐从文化启蒙转向了政治救亡的道路。
张申府既是编辑，也是主笔，先后在【每周评论】发表了三十多篇长文，主要讨论当时最前沿的思想观点，诸如「自由与秩序」、「支持正义」、「救亡图存」等相关话题，获得全国众多青年学生们的热烈追捧。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特意拜访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商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相关事宜。
不久，维经斯基通过李大钊的介绍推荐，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从此关于建党的事情正式提上了议程。
10月，罗素不远万里来到上海游学，张申府身为「迷弟」，立即动身赴沪捧场，并借住在陈独秀的家里，一面听罗素的演讲，一面同陈独秀商讨建党的问题。
张申府回到北京后，感觉北京党员的数量发展太慢，于是跑去北京、天津各大校园演讲宣传，期间结识了刘清扬、周恩来、张国焘等校园活跃分子。
不过，他们都表示对共产党还不了解，全部委婉表示不想加入。张申府费尽口舌，好不容易才把张国焘说服，并把他发展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1921年初，张申府被聘请为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逻辑学教授。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支持他去法国教学，同时委托他在欧洲发展中国留学生入党。
刚好，刘清扬也要去欧洲求学，张申府再次与她在邮轮上相遇。
张申府知识渊博，能言善辩，继续向刘清扬宣讲「共产主义」、「十月革命」，再次邀请她考虑加入共产党。
结果，一个多月之后，刘清扬不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死心塌地的爱上了张申府。
此时的张申府，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对于刘清扬的主动示爱，他欣然接受了。
后来，张申府回忆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情感会转变的那么快，总是很容易就会爱上对方……」
世上唯有情字难解，张申府应该属于那种花心的男人，每个人都不难从他那段话里听出来。
事实上他不仅情感转变快，同时也无法很好的控制自己冲动的情绪，特别意气用事，一言不合就撒手走人。
这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孤傲自赏的性格特点，如果是用来搞学术研究的话，当然问题不大。可要是用来搞政治活动的话，却注定会处处碰壁，恐怕难成大事。
张申府和刘清扬乘坐邮轮抵达巴黎以后，不久就遇见了早来法国一个月的周恩来。
三人异国相逢，倍感亲切，兴奋的谈论着法国的所见所闻以及未来学习和工作的打算。
刘清扬与周恩来是南开中学的老同学，彼此非常了解，后来联合张申府一起动员，劝说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多年以后，周恩来对这件事仍然心存感激。有一次他去接见全国科学戏剧代表，上台讲话时就提及了这件事：「我特别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个人介绍我入党的。」
1921年4月，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等五名党员成立了旅法党支部。
当时，中国留学生认为官费生剥夺了勤工俭学自费生的入学机会，于是集体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教委会的决定，并因此占领了学校的宿舍，宣布罢课。
不料，教委会勾结法国警方，根本无视学生们的抗议，并企图将蔡和森、陈公培、陈毅等带头闹事的学生遣送出境。
张申府得知消息后，代表中国留学生与教委会进行交涉，仍旧惨遭无情拒绝。
张申府对此交涉未果，依然不肯妥协，坚定选择站在勤工俭学的学生这边，并且愤然辞去了每月800法郎的教职表示抗议。
后来，他因为没有工作收入，生活难以为继，无奈只能依靠卖稿为生。
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欧洲求学，并在德国柏林特意找到张申府，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前，朱德在上海曾经找过陈独秀，要求入党却被拒绝了。
陈独秀认为，朱德这样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进步才能入党。
张申府却并不认同，对朱德的才干颇为欣赏，最后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了共产党。
1923年2月，张申府因为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还差点就被旅欧少年共产党「扫地出门」了。
自从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张申府作为党书记，同时领导着旅法、旅德、旅比三个党支部，自然也是「少共」的上级领导。
有一次，张申府再次缺席「少共」的法国会议。大家各抒己见，高谈阔论，刚开始一切正常。
也不知道是谁带头抱怨了张申府几句，没想到却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纷纷开始大吐苦水，认为张申府行事专横，高傲自满，应该集体投票把他开除。
周恩来特别为难，不停为张申府说好话，事后劝说张申府：「以后不要太过高傲自满，不然群众会有意见，肯定会打击你的。」
张申府听不进去，生气回道：「你们敢，如果陈独秀是我，你们敢把他逐出共产党吗？！」
后来，还是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出面表态：「少共无权开除张申府同志。」这样一来，才总算为张申府挽回了面子。
周恩来赶紧拦住，说：「我赞同你的观点，但是请你不要退党……」
回国后，李大钊并没有举荐张申府回到北大教书，而是把介绍到了广州大学工作。
1924年，孙中山任命黄埔军校第一批十七名教官，张申府顺利入选成为政治部副主任，同时担任蒋介石的英语和德语翻译。他也是当时唯一入选的共产党员。
廖仲恺让张申府给学校推荐优秀人才，结果他大笔一挥，顺手写了15个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周恩来、恽代英、赵世炎、沈彦兵、欧阳继修等共产党员。
张申府把周恩来写在第一位，告诉廖仲恺：「这个年轻人特别有才能，不过目前是穷留学生，需要寄路费去欧洲，或许他才可能会回来。」
廖仲恺听了很高兴，连连点头同意，立即吩咐秘书去办理。
不久，张申府却主动提出辞职了，说是广州大学教学生太忙了，每天急匆匆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无暇兼顾。
还有就是跟蒋介石实在合不来，觉得蒋介石特别刚愎自用，怎么都看不惯。
1925年，中共四大会议召开，张申府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始终坚持认为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完成革命任务。
结果，这个提议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指责嘲讽，认为特别幼稚可笑，过于理想化，完全不切实际。
张申府气得七窍生烟，扬言「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屑与他们为伍，今后会脱离共产党，说完愤然转身离场。
周恩来赶紧拦住，说：「我赞同你的观点，但是请你不要退党……」
然而这件事情闹得实在太大了，最后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
不过，张申府对前来劝说的李大钊承诺：「我在党外仍会与党配合工作，永远与党保持友谊关系。」
晚年，张申府与友人谈及此事，似乎心里颇有些后悔，说道：「我是太不世故了，只要与大部分人意见不合适，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不喜欢将就，我应该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张申府退党后，依然积极的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领导和指挥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结果，他不出意外的被当局抓进了监狱。后来党组织积极营救，冯玉祥亲自出面保释，才得以脱身。
张申府出狱后，生活上仍然保持渣男的本色，丝毫不感激妻子刘清扬费尽心力把他营救出来，转身去和女学生董桂生同居了。
刘清扬伤心欲绝，即使被反复伤害也默默承受，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抗战期间，张申府在武汉做过国民参政员，仍然看不惯蒋介石，不久就引咎辞职。
后来，他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人组织过民主救国会，当选了中国民主同盟13位中央常委之一。
1948年10月，张申府发文【呼吁和平】，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人民公敌，不仅断送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前途，还与刘清扬彻底结束了半世情缘。
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人民群众已经困苦潦倒到了极致，和平民主原则为唯一解决方法。非和平必不能建国……」
不久，民盟就对外宣布已经把张申府开除，他的任何行为都与民盟无关。
刘清扬也彻底死心了，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公开表示和张申府断绝一切关系。
自此，张申府平生三大爱好已失去两个，即女人和名誉都没有了。当然喜欢买书、看书这一爱好并不受影响，却似乎也在无形中禁锢了他的思想，让他难以走出自我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邀请张申府去了北京图书馆工作，这一干就是后半辈子，倒也遂了心愿。
1986年，张申府因病不幸逝世，享年93岁。这个曾经的时代弄潮儿，走完了充满坎坷却极富传奇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