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陈云同意癌症手术前，自己给胡耀邦写信：潘汉年案需要复查
「再给我三年，还有太多事情需要处理。」
1979年10月，陈云接受直肠镜检查后，确诊患有结肠癌。尽管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法，但陈云犹豫了，因为他心怀未了的事务太多。医生告知他，手术后可能还有三年的时间，于是陈云最终同意了手术。
在即将上手术台之际，陈云沉思着尚未解决的不公正事件，心情沉重。特别是他昔日的战友潘汉年，如果他这次手术有任何意外，潘汉年案或许将永远无法得到真相。
因此，陈云匆匆写下一封短信，托付给前来探访的姚依林转交给胡耀邦。在信中，陈云写道：
「虽然手术规模不大，但年事已高，为防意外，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潘汉年案的解决。」
潘汉年政治生涯的中断1955年，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作为上海市委代表的潘汉年与团长陈毅一同参加了会议。会上，代表们讨论了高饶问题，并呼吁尚未向中央交代问题的高级干部主动坦白。
会议结束当晚，潘汉年来到夏衍的房间，坦言自己一直有一件事未向组织交代清楚。夏衍感到此事大有来头，建议他先向陈毅说明，但具体内容夏衍未多问。
次日，潘汉年找到了陈毅，详细交代了自己12年前被李士群带去见汪精卫的经过，以及一直未向组织报告的原因。陈毅认为此事重大，承诺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并协助他准备书面材料。
然而，没人料到潘汉年的报告送到毛主席手中后，毛主席立即批示：「此人不可信任。」并下令逮捕潘汉年。
在潘汉年焦急等待陈毅回应的时候，他突然接到饭店前台的电话，称楼下有人找他。匆匆下楼后，潘汉年惊讶地发现罗瑞卿和几名便衣干警在等待着他，随即被押送至功德林监狱。
潘汉年被捕的速度之快，使得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无所知。警卫们返回时发现领导不在，四处打听却无果。
当大家四处寻找潘汉年的下落时，陈丕显匆匆赶来告诉他们，说潘汉年有急事离开了北京，至于去向不明。谭震林随后告诉夏衍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并强调保密。
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后，陈毅在上海代表团的会议上宣布了潘汉年被捕的消息。但由于保密，党代会结束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交代代表们回去后不得透露潘汉年的情况，若有人询问，便称他出国了。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直到三个月后才公布，引起了党内外、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功德林监狱被关了近5年后，他被转移到秦城监狱，许多与他有关的人也因此被牵连入狱。
周总理对潘汉年被捕一事极为关注，曾指示李克农组织班子研究潘汉年的历史。然而，李克农提请政治局重新考虑潘汉年的问题，但三次报告都未获回音，这一事件因此搁置。
潘汉年案一直未定，有关部门形成了一条原则：不处死。直到1963年，潘汉年案才正式开庭审理，他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后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
潘汉年出狱后和妻子一同被安置在北京郊区农场。尽管生活待遇有所改善，但罪名依旧未洗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写材料申诉，也有不少人关心着他的问题。
然而，一场政治风暴的爆发使潘汉年的问题再次无法解决，他也因此陷入其中，无法逃脱
1967年，再次抓捕了潘汉年，如今已年过六旬的他，在长时间的折磨下，身体日益衰弱。监狱方面向上级报告了潘汉年患有肝癌的情况，然而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遭受了多达47次的突击审讯，之后又是41次，让他备受煎熬。
虽然进行了近三年的突击审讯，但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与潘汉年案有关的证据。尽管如此，「潘汉年专案组」还是做出了无期徒刑的判决。1975年，潘汉年在度过了8年的狱中生活后，被送往湖南安置，与夫人团聚，这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慰藉。
1976年，十年政治风暴过去后，潘汉年夫妇重新燃起希望，再次致信中央请求申诉。然而，潘汉年的健康状况已经岌岌可危，不久便被送往省城医院。
医院尽管采取了一切抢救措施，但潘汉年的生命仍无法挽回。1977年4月，年届71的潘汉年在经历了长达22年的冤狱之后，默默地辞别了人世。
「我再不说话，就没人知道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系列历史冤案得以揭露，一批正直的老同志也提出复查潘汉年案。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亲自研究了潘汉年案的材料后，指示中纪委对该案进行全面复查：
「当年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现在只有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就没有人知晓。」
陈云和潘汉年都是江苏人，因家境贫困而在上海谋生。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均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同年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征程。
1931年，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根据地的途中叛变被捕，幸而钱壮飞及时获取情报通知中央特科，降低了损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陈云、潘汉年和康生三人迅速重建。在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转移到苏区，中央特科的工作由陈、潘、康实际负责。
为了打击敌人，陈云、潘汉年等人组织了一次突击行动，震慑了敌特。为了保护中央机关，中央特科制定了更严格的防范措施，并在陈云、潘汉年的领导下快速实施。
然而，特科的恢复和重组工作尚未完成，新的危机又来了。
1932年上海爆发反日大罢工后，陈云按照中央的安排立即前往其他地方工作，特科的工作由潘汉年负责。在丁玲和潘汉年的堂兄潘梓年被捕后，中央通知潘汉年立即转移到中央苏区。
陈云和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后，虽然分工不同，但同住在一栋楼中。随后，他们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
1935年，上海中央局向中央报告各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中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回上海恢复组织并与共产国际联系。陈云率先到达上海，在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后找到潘汉年商议前往莫斯科寻找中共代表团，接洽共产国际。
陈云和潘汉年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情况，使共产国际更了解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领导人。同时，他们还掌握了新的电报编码方法，以备回国后帮助中央和共产国际重建联系。
1936年，潘汉年按照中央指示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进行接触。西安事变发生后，潘汉年作为谈判代表到各地沟通联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和香港等地积极领导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情报活动。解放战争后期，他按照中央的指示，有组织地将大批民主人士从香港护送至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会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恢复上海的经济秩序，陈云亲自主持上海的经济重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作为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协助陈云展开了大量工作，为上海经济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由于主动坦白抗战期间与汪精卫接触的事实，潘汉年失去了工作岗位，并且没有等到自己被平反的那一天。
陈云一直牵挂着潘汉年的事情。潘汉年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了解他的人不多。甚至在政治风暴平息后，与潘汉年共事的人中，能够与他有深厚交情的，也只有陈云一位。
因此，陈云找到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请他搜集有关潘汉年案的材料。后来，廖承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对潘汉年案的疑问，并将自己的发言整理交给陈云，希望查明潘汉年案的真相，为潘汉年平反。
1981年，陈云再次给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复查潘汉年案，并附上了搜集到的材料。很快，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同意中纪委按照陈云的意见办理。
中纪委开始对潘汉年案进行全面复查。经过研究潘汉年案的全部材料，查阅有关历史档案，并走访了许多与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潘汉年案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早在1939年，李士群就开始为自己谋求后路，采取了联蒋又联共的两面态度。潘汉年经过组织同意，开始接触李士群，设立了以李士群为核心的情报站。
1943年，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后，因与李士群断绝联系，为了获取准确的日伪情报，决定前往解放区，重新安排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
潘汉年毫无预料，却陷入了李士群早已布下的陷阱，且准备不足。
抵达上海后，潘汉年得知李士群已前往南京，他决定冒险前往南京。在那里，李士群告知潘汉年，汪精卫有意与他会面。潘汉年面临着两难境地，不愿拒绝却又来不及请示，只得敢于前往。
然而，李士群的意图并非真诚。他利用潘汉年之行向汪精卫炫耀自己在拉拢共产党方面的能力，以期得到汪精卫的青睐。潘汉年并未料到这一层，只想避免激怒李士群，以便获取敌伪情报。
当潘汉年会见汪精卫时，实际上是李士群设计的陷阱。汪精卫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试图拉拢共产党，但潘汉年坚决拒绝了这种合作。尽管如此，汪精卫仍不死心，试图说服潘汉年，但潘汉年始终保持了原则立场。
会面结束后，潘汉年返回根据地，向新四军军部报告了日伪军的动向。然而，他选择不向中央汇报会见汪精卫的事情，认为并未损害党的利益。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担心复杂化问题，也受到当时整风运动的影响。
1945年初，潘汉年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时，曾打算向毛主席汇报这一事件。然而，由于紧张和误会，他未能如愿，而毛主席的信任和安慰让他更加迟疑。
潘汉年一案得以澄清后，中央恢复了他的名誉。此事传播开来，人们对潘汉年有了更多了解。他的名字再次引起关注，27年的沉寂得以终结。
上海市领导和潘汉年的亲友特地前往湖南，将潘汉年夫妇的骨灰送往北京，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庄重的仪式。
逝者亡灵有知，当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