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卓别林被驱逐出境，周总理邀其访华。
自古以来，那些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品总能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有赞誉，也有批评，当它们得到赞誉的同时，争议也接踵而至。
历史上有许多文学家和剧作家，他们的作品曾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然而也因为他们这些作品，受到了许多非议。
布鲁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因公开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当时的教会烧死。在那个真理向宗教低头的时代，布鲁诺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地站在真理的一边。
同时，鲁迅在民国时期，通过他的文字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也受到了反动派的迫害。从古至今，真理在强权面前，似乎总是显得有些脆弱和无力。
卓别林，这个二战时期的著名演员兼导演，也曾因他的言论而受到了制裁。他的电影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这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他被驱逐出境。
然而，幸运的是，他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到了中国。他的成名之路可追溯到18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那个时候，看话剧、听音乐、享受艺术被视为高雅的表现，就像中国古人经常提到孔子和孟子一样，都是显示自己高雅志趣的一种方式。
上流社会的需求引导了群众的生产，因此，英国的戏剧行业非常繁荣。戏剧表演需要演员在舞台上抛头露面供人娱乐，这就形成了「戏剧受人欣赏，演员遭人鄙视」的局面。
那个时候的英国，很多人不愿意从事演员这个职业，因为他们会被嘲笑、被侮辱，甚至忍气吞声也成为他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表演的是一只即将被杀的猫，我的叫声是猫在痛苦中哀嚎，但是为什么，我叫得越难过，观众笑得越开心呢？我不是在演悲剧吗？
为什么会像喜剧一样让观众笑呢？」
卓别林的父亲虽然沉默寡言，但却用最简单的话语，告诉儿子什么是好演员。他告诉儿子，无论喜剧还是悲剧，只要观众认可，就是好演员。
父亲的话深深烙印在卓别林的心中，让他决心用自己的演技告诉观众，他演的不是喜剧，而是悲剧。虽然父亲去世，但他的教诲却一直激励着卓别林。
在剧团做跑龙套的过程中，卓别林不断磨炼自己的演技，为自己的演艺之路和导演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卓别林与家人用最后的英镑，为父亲选择了一块好的墓地，让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息。
父亲的离世给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虽然父亲并不是一个著名的演员，但是在剧团中，卓别林借父亲的光环得到了许多帮助，得以在剧团中出演话剧。
然而，父亲的去世使小卓别林失去了依靠，被剧团赶出了大门。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从事了许多不同的工作，如报童、粉刷匠、卖花童、理发店小工和医生小工等。
虽然这些只是他的兼职，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家印刷厂工作。但是，他从未放弃成为一名优秀演员的梦想。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在心中反复琢磨演技技巧，甚至在吃饭和睡觉时。
这些不同的角色和身份的转变，让卓别林的演技更加熟练。两年后，他的哥哥西德尼从国外留学归来，看到家里的变化，兄弟俩抱头痛哭。
西德尼对弟弟的困境深感同情，哥哥鼓励卓别林坚持梦想，投身演艺事业，母亲会照顾好家里的事。哥哥的坚定支持和鼓励为卓别林注入了勇气，他向伦敦西区话剧团主动请缨，凭借扎实的表演功底和生动的演出，得到了评委的赞赏，成功加入了剧团。
在这里，卓别林见识到了更为专业的表演技巧，剧团的老前辈对他的演戏才华惊叹不已，推荐他参加剧团的巡回演出，在【侦探福尔摩斯】中扮演比利·佩吉的角色，尽管只是个小配角，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巡回演出热烈进行，卓别林将每个配角都演绎得栩栩如生，现在的他终于明白了父亲当年对他说的话：无论喜剧还是悲剧，只要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就是一个好演员。
17岁时，卓别林在剧团中崭露头角，逐渐成为剧团的招牌人物。1912年，他随卡尔诺剧团来到美国，这个他后来生活了四十年，却最终被驱逐的国家，卓别林开始了他的美国梦。
然而，卓别林在美国的前两年过得并不容易，直到他逐渐站稳脚跟，他的演艺事业才开始起飞。他的惟妙惟肖的角色演绎，让这个个头不高的，有着伦敦腔的英国绅士深入人心。
他的每场演出都会爆满，而他的创作想法也越来越多。然而，尽管剧院厅最多只能容纳200至500人，他认为舞台剧的受众范围比较有限。
因此，卓别林开始萌生出做电影导演的想法。1914年，由卓别林自导自演的处女作【谋生之路】问世，这部只有15分钟的电影一经上映，就犹如平地惊雷一般，炸响了美国的娱乐圈。
在电影刚刚发明时，由于制作成本太高、画面拍摄难度大等劣势，电影行业一直处于半盈利半亏损的状态。但是，卓别林的电影扭转了这一局面，将亏损变成了盈利。
他以独特的手法改写了电影创作规则，将黑白默片与戏剧化的错位拍摄和肢体语言完美融合，赋予观众前所未有的特效片体验。
【谋生之路】以英国骗子卓别林为主角，他紧跟记者身后，从钱包、衣服到女朋友，最后甚至偷走了他的工作，换取了自己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喜剧与悲剧的深度碰撞让人忍俊不禁，卓别林首次揭示了"无厘头"喜剧的独特魅力，同时讽刺了西方社会虚伪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这个影片深受观众和同行的赞誉，为卓别林打开了新的创作之路，促使他相继创作出了【20分钟的爱】、【美宝的婚姻】等一系列脍电影。
卓别林以辛辣的电影风格讽刺资本主义的腐败，以至于美国资本家误以为他是共产党。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指控，但也因此在后来遭受了驱逐的命运。
1940年，卓别林的电影【大独裁者】震撼世界，这部电影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揭示了二战时期希特勒的残酷和无能。
在二战的紧张局势下，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法西斯侵略的威胁，而【大独裁者】的上映则挑战了整个世界的底线。然而，美国政府却采取了绥靖政策，坚决不抵抗法西斯，对全球的战争局势视而不见，只关注自身的经济发展。
珍珠港事件的结果也证明了，他们的绥靖政策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到来。
卓别林因为【大独裁者】被列为禁片，他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向法院提出上诉，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与【独立宣言】中提到的公民权利相符合。
在美国大法院的审判中，卓别林获得了电影公开上映的许可，然而这也加剧了他与美国上流社会的矛盾。据说，当时德国的希特勒曾两次独自观看这部电影，尽管电影中的讽刺并未引起这位纳粹头目的愤怒，反而让他沉默不语，至于沉默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尽管希特勒保持沉默，但【大独裁者】在美国市场却好评如潮，卓别林也因此在娱乐圈遭受孤立。除了政府的不满外，同行们也对他的大胆创作和演出感到愤怒。
卓别林秉持着对演艺事业的高标准严要求，他致力于将自己的演技提升到巅峰状态，以便更好地传达出自己的理念。
他的目标并不是用电影去统治或征服他人，而是希望通过电影来帮助那些在战火中遭受煎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非犹太人、黑人还是白人。
卓别林坚信，人类应该彼此帮助，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悲惨的世界中。然而，无论卓别林如何解释，他都无法阻止自己被被誉为自由灯塔的美国所抛弃。
在1952年9月17日，卓别林受邀前往英国伦敦参加自己新创作电影【舞台生涯】的首映典礼，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
昔日的明星，如今已是定居在瑞士小镇的隐者。他的轮船在美国和伦敦之间往返，虽然已经摆脱了美国的束缚，但他始终无法忘怀那个曾经的美梦。
然而，【大独裁者】的上映，让他的美国梦破灭，他看穿了美国自由主义的虚伪。失去国籍的他，选择淡泊名利，过起安享晚年的隐居生活。
他不知道，两年后，他与我国周总理的偶然相聚，会让他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1954年，联合国五常在瑞典日内瓦讨论二战后世界格局，作为五常之一的中国参与其中。周总理在大会上向全球宣布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爱好和平的声誉。
得知世界级电影大师卓别林因美国迫害而在此地隐居，周总理萌生了邀请他来中国定居的想法。然而，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美国成为了世界强国，接见卓别林似乎与美国唱反调。
周总理的随行助理极力反对这个提议，认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邀请卓别林来中国。
周总理坚信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和好客的国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道理深深烙印在史书上。他的原则不会因为某人的不满意而改变。
为此，他热情邀请卓别林参加晚宴，并且不需要翻译，他们之间像老朋友一样进行了亲密的交谈。他们共同讨论了世界格局的问题，由于相同的共产主义理念，他们非常投机。
卓别林对周总理的热情表示了最高的敬意，并表示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也没有加入过，但他一直支持着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事情，并希望全世界的人民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剥削和压迫人民的资本家。
他真诚地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能够过上好日子。
一次坦诚的对话，由于共同的革命信念，使得两人的关系再次拉近。席间，卓别林对中国的烤鸭和茅台酒赞不绝口，周总理见他如此喜欢，便慷慨地赠送他两瓶茅台和三只烤鸭，并邀请他去中国做客，因为中国美食和美酒远不止这两样。
卓别林欣然接受了茅台和烤鸭的馈赠，但婉言谢绝了去中国的邀请，他解释说自己已年迈，不想再长途跋涉。周总理了解卓别林的心意，于是转移话题，继续聊起了烤鸭和茅台。
当提到烤鸭时，兴高采烈的卓别林表演了一段经典的鸭子步，把在场的人逗得前仰后合，笑声不断。
宴会结束后，周总理踏上了回归祖国的旅程，卓别林也重新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但那场持续七个小时、充满欢笑的晚宴将永远铭记在他们心中。
在反对独裁、追求和平的道路上，卓别林并不孤独，因为周总理这位同样热爱和平的朋友，将永远与他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