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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费一兵,蒋介石北伐军如何占领京津?屈辱方式真得很「蒋介石」

2024-01-30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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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自日军出兵济南干涉国民党北伐军北进后,蒋介石虽然表示把向北进军的指挥权柄交给冯玉祥,但他决不是放弃对全军的指挥权,而只是为了改变一种指挥军队的方式而已。

1、北伐京津的安排

冯玉祥在表面上获得了指挥北进的全权,而实际上仍由坐镇徐州的蒋介石继续遥控指挥。

因渡河北进的部队进展顺利,蒋介石又振作起来。他决定把向北进攻的重点放在京汉线以东地区,以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主力,配合第四集团军北进的部队。

为了让第二集团军迅速推进,蒋介石给冯玉祥的好处,除委任他为北进部队的总指挥外,特把山东地盘许给冯玉祥管辖,并于5月16日,任冯部的孙良诚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为了拉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北上增援,蒋介石满足了桂系取得第四集团军和武汉政治分会的支配权。

5月18日,武汉政治分会成立,李宗仁任主席。 19日,白崇禧即离汉赴豫。

同日,蒋介石从徐州抵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会商军事问题。蒋介石除鼓励冯玉祥、白崇禧努力北进,占领京津外,又向白崇禧许诺,第四集团军的饷粮与其他各军同等待遇。

经过会商,决定了各集团军的进攻路线:

第一 集团军由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线以西、京汉线以东地区向北推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第三集团军,北面由京绥线向东,南面由正太线向东,转京汉线北进。

郑州会商后,蒋介石返回徐州,冯玉祥返回道口继续指挥作战,白崇禧则立刻返回武汉,与李宗仁相商后,北上督师,很快率军到达新乡,随即进入河北。

冯、桂都想争先进入京、津,抢立头功。

2、日本干涉与张作霖撤回关外

当南京北伐军逼近京津地区时,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帝国主义列强,围绕南京国民党军即将进占京、津以及对中国北京、南京两个政府的态度,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

北京是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历届政府所在地,是中国政治、 文化的中心,而天津则是中国北方的第一大口岸。

京津地区不仅有各国的驻华使馆、领馆、租界,而且有各国的驻军。

南京政府军队进占京、津,既牵涉到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北京、南京两个政权的态度问题。

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剿共,宁汉合流以后, 帝国主义各国便由联合干涉中国革命,转为激烈的互相争夺, 各自企图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英美列强看到南京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已是大势所趋,决定抛弃北京政府而支持南京政府。

他们在南京政府北进期间,采取袒护南京军队,牵制日军行动的策略。特别是美国,明确表示希望中国南北双方不要在京、 津地区发生激烈战斗,并表示反对日本派兵来华,趁火打劫。

日本帝国主义则继续控制着北京政府,但日益感到张作霖势孤力单,难以继续维持下去。

为了独占东北与华北,日本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阻挠南京政府统一中国,并不措出兵以武力 相对抗。

在出兵济南干涉国民党军队北进企图失败后,继续玩弄各种花招,进行种种干涉准备。

第一,在外交方面,对张作霖和南京政府进行讹诈。

日本政府向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张作霖退保东北,承诺把东北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同时,威胁南京政府停止用兵。5月中旬,田中内阁召开会议,决定「有关维持满洲 (东三省)治安措施案」。

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夜访张作霖面交日本政府的「觉书」,(即外交备忘录),声称:

「维持满洲的治安,乃为帝国所最重视者,因此将形成扰乱该地方治安之原因的事态发生,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所以战乱如果进展到京津一带,其祸乱将波及满洲时,为维持满 的治安,帝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这里,所谓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意味着张作霖如果在北京附近开始战斗之前撤退到东北的话,日军将允许其这样做。

如果与国民党军交战败北而欲逃回东北,则张部和国民党军都将被解除武装,并阻止其进入长城以北。

换句话说,绝不许国民党军插足东北;对于张部,允许其有秩序地回到东北,如果变成败军的话,将阻止于长城以南。

芳泽在交「觉书」时,口头上劝告张作霖乘秩序未乱时及早退回关外,并威胁说:「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本须将其缴械。」

时张作霖本「希望借助日本的武力援助,继续留在关内」,因此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

张作霖尽管不愿意离开北京,但鉴于形势逆转, 败北只是时间问题,加之张学良和杨宇霆亦同意撤至关外,于是,确定撤回奉天。

5月25日,张作霖答复日本,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之措施」,并称「东三省及京、 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准备将奉军撤回东北。

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即准备离开北京回奉天。在张作霖离京前夕,日使芳泽仍行纠缠,逼他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指郭松龄反奉时所订的密约)。

当日,芳泽用电话问张:「那个文件签字了没有?」对这个趁火打劫的行为,张很气愤。

6月3日凌晨,张作霖偕同国务总理潘复和莫德惠、刘哲等主要阁员以及日本军事顾问町野武马、仪峨等人,在卫兵的严密戒备下,乘专车离京出关。

车至天津,潘复与日顾问町野武马等下了车,专列途经山海关时,黑龙江省督办吴俊升自奉 天赶来登车同行。

6月4日晨5时30分,专车开到沈阳西北6里远的小站皇姑屯附近、京奉线与满铁线交叉的三洞桥时,突然一声巨响,日本关东军事先理下的炸弹爆炸,张作霖乘坐的车厢被炸毁,张身受重伤,不久身亡,吴俊升当场毙命。

5月18日,南京政府也收到日本驻沪总领事递交的「觉书」。 日本政府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顽固立场,使南京政府忧心忡忡。

3、日本干涉北伐军北伐

第二,在军事方面,调兵遣将,准备直接出兵干涉。

5月18日,日军1000人从济南调往北京,24日,大批日军到达天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移入奉天,部队在锦州榆关一带加紧布防。

日军的部署形成两个重点区:

一是京津地区,二是沈阳地区,将采取第二步计划,寻衅制造混乱,趁机武装占领东北。

由于京津地区是列强各国的势力范围,政治情况复杂,日本担心单独出面干涉会引起国际纠纷,因此想拉拢京津地区其它国家驻军,共同阻挡国民党军北进。

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新井,在天津各国驻军司令的联席会议上提出,划天津周围20里为联军 警备区,不许中国军队「侵入」。

天津周围日本驻军居多,此议明显对日有利。英美等国反对此议,主张仅以防守租界为限。5月23日,北京公使团在集议战事延及京、津之自卫方法时,日本公使芳泽提出【非常警备案】,各国以其超过自卫以上之行动表示反对,日本武装干涉的阴谋再次受挫。

鉴于欧美国家及日本政府对国民党军占领京津的态度,南京政府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北进的军事问题。

南京政府决定, 一方面要坚持北进,一方面应避免与列强冲突。

4、如何解决京津问题?

5月28日,南京政府北伐军开始发动总攻,至6月2日先后占领保定、高阳、河间、沧州之线,奉军退据琉璃河、固安、永清、胜芳、 马厂一带。

北伐军分路追击,第一集团军由津浦路两旁地区前进。 当国民党军全线总攻时,蒋介石为掌握军事进展情况及避免引起与列强冲突,于5月29日抵柳卫(位于道清路)与冯玉祥会商妥善办法,遂令前方各军于破敌之后,即进至静海——胜芳——永清——固安——长辛店之线,停止待在国民党军三路大军同时并进,迫近京津的情况下,北京政府大起恐慌。

寓居天津的原北洋军阀头目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曹锟,以及住在北京的王士珍、熊希龄等,发起和平运动,呼吁和平,反对在京津地区交战。

张作霖眼看军事形势迅速恶化,遂于5月30日在北京怀仁堂大元帅府,召集张作相、 孙传芳、张学良、杨宇霆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即日下总退却令。

第一步放弃保定退守琉璃河,并请王士珍组织维持会,维持北京治安。由王士珍等电请南京政府和平接受京津。

6月1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各国公使,随后又接见北京绅商及各公法团代表,宣布本人即将离开北京,政务交国务院代行,北京秩序请王士珍负责维持。

外交团和商会要求鲍毓麟旅维持北京治安,外交团保证该旅将来可以安全退回关外,张作霖表示同意。

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以不忍「同室操戈,喋血京畿」为由,将北京政府交国 务院摄理,自己准备退出北京。

南京政府及时研究并调整了解决京津问题的方针。 5月27日,谭延闿、张静江、陈果夫等赴徐州,与蒋介石商讨对日方针及克复京津后之处置等问题。

他们认为解决京津问题要考虑三点:

一要避免引起日本干涉;二要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三要便于奉方接受。

5、奉系的撤军安排

为此,京津问题不仅要采用和平方式解决, 而且还要选择恰当的人员来执行这项任务。考虑到在国民党4个集团军中,阎锡山的晋系与日本及奉方关系比较密切,从未间断,是和平接受京津比较理想的人物,遂决定以阎锡山为接收京、津的负责人。

5月30日,蒋介石到石家庄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晤商。蒋介石要阎锡山出面和平接受京、津,并允许阎推荐京、津两地及直隶省主要官员的人选。

阎锡山原来已派南桂馨为代表,在京、津之间与各方联络。正式接受南京政府委任后,又加派孔繁蔚为代表。为了向奉方表示友善,阎锡山于5月31日令商震释放了在晋北俘获的奉系将领于珍,使其负责接洽接收北京之责任。

于珍入北京晤张作霖,张表示接受南、孔二人为南京方面的联络代表,南北政府正式开始接洽和平移交京津问题。

经过数次商讨,议定南京政府方面给奉军撤退以方便条件,在奉军完成撤退以前,南京政府军队不入京城。

为维持北京城内秩序,在南京军队未入城以前,北京成立以王士珍为首的临时治安维持会,待北伐军正式接收后,即行解散。

与此同时,各国驻北京公使团提出,各国在北京的驻军组成联军,保卫使馆区,请南京方面承认。南、北双方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6月3日,张作霖出京返奉。4日,孙传芳、张学良、杨宇霆相继出京。

奉军第三、四方面军退往滦县以北;孙传芳残部退往天津以北,靠近滦县,依附奉军;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残部留在天津附近,举棋未定。

6、平津和平接收

6月4日,北京临时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同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该会与阎锡山代表孔繁蔚商定,派代表赴保定欢迎阎锡山入京主持事务。

6日,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均进至北京郊区,驻南苑附近。

第一集团军的朱培德、方振武部及第二集团军之刘镇华部到达天津附近。第三集团军到达南苑后,阎锡山代表孔繁蔚到军中接治,安排入城事宜。

同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在湖南会馆开会,发表宣言,全市各处悬挂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

当天,第三集团军在总指挥商震、第七军军长张荫梧的指挥下,进入北京城。

在北京维持秩序之奉军鲍毓麟旅旋即退去;两军和平交接。

9日, 北京临时治安维持会撤销,正式将北京的城防交给阎锡山第三集团军。11日,阎锡山与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相率进入北京城。

阎锡山在铁狮子胡同建立了卫戍司令部。随后,阎锡山忙于走访北京政府遗老王士珍、熊希龄等人及外交使团, 举行记者招待会,通电各方,宣布在京津履行职务。

6月12 日,傅作义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天津和平接收也宣告完成。同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称:

「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此实结束军政,开始训政之时也。」

7、北伐军内部的嫌隙

当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京津之时,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日益显露出来。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是打败奉军的主力,为占领京、津与直隶,冯部付出的牺牲最大。

但是,眼看京津可定之时,蒋介石只允许阎部进入京、津,主持善后,而已抵北京近郊的冯玉祥部队则不能入城,冯玉祥对此十分不满。

因此,当蒋介石请冯玉祥早日北上与阎锡山会商解决京津善后问题时, 冯玉祥对蒋介石听任奉军和平出关及京津责任交阎锡山的决定,向蒋介石提出相反意见,并托病远远地躲在新乡,不肯前往北京。

冯的部下更是对晋系独霸京津不满。奉军鲍旅离京出关时,在通州遭冯治安军拦阻,回至北京城外,又被韩复榘部包围缴械,引起北京公使团严重交涉,闹出一场外交风波。

为避免事态扩大,冯玉祥不得不令迫近京津之所部退至固安、静海驻扎,同时,电令正在北进的鹿钟麟部停止进军。

蒋介石见冯部不受约束,冯玉祥又与他意见不合,慨痛之余,于6月9日以北伐完成,呈请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2日,又呈请辞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务。蒋介石这种以退为进的故伎,很快引起反响。

南京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出挽留的通电,阎锡山、白崇禧从北京发出挽留的通电,李宗仁在武汉也请蒋介石留职。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亦从新乡致电蒋介石,称「此时言去,不啻置党国于危难」。

于是,在一片挽留声中,蒋介石于6月16日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声言已打消辞意,仍将对军事负责到底,并表示要北上致祭。

6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市为北平市,北平、天津为特别市。

25日,中央政委会决定成立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以李石曾、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委员,李石曾为主席。

在李到任之 前,由阎锡山暂代。这实际上限制了阎锡山对北平的控制权。 阎锡山不得已于27日提出辞去京津卫戍总司令职。

6月26日,蒋介石偕吴稚晖、陈布雷等人离宁,28日抵汉,邀请李宗仁同赴北平,参加「北伐」完成祭奠。

李宗仁同蒋介石等一行沿平汉路北上。抵郑州时,蒋又邀冯玉祥前往。 冯推托有事不肯同行。7月3日,蒋介石、李宗仁抵北平。

6日冯玉祥赶到北平。当日,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各总司令、各路总指挥祭灵大典,祭告「北伐战功」,「统一大业完成」。

8、张学良的「东北易帜」

7月6日,蒋介石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中山灵前宣告「北伐成功」之后,屡派代表刘光等人到沈阳与张学良秘密接触,只希望张学良改挂国民党的旗帜,以达到国民党在形式上的统一,其它一概不加过问。

张学良也频繁派出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始等人,前往北京和南京洽商。

7月10日,蒋介石在碧云寺接见王树翰等人,提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

7月中旬,蒋介石又与东北代表在北京六国饭店会谈,商妥东北易帜于1928年7月22日实行,其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权,任张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归东北统治。

7月19日,热河奉军将领汤玉麟先行宣布易帜,服从三民主义。

在东北就要实行易帜的消息传出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唯恐 「满蒙权益」难保而大起恐慌。

7月19日,新任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会晤张学良,务请张学良暂取观望,不要过早易帜。

7月21日,是张学良原定换旗的头一天。这天,林久治郎向张学良作了威胁性的 「忠告」,反对东北「服从南京」。

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张学良与南京方面磋商,决定东北「易帜」缓行,并于7月25日宣布「保境息民」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问题上一再徘徊,一方面担心日本出兵干涉。

另一方面是由于东北统治集团内部尚有矛盾,当时东北本的依赖关系,阻挠「东北易帜」;同时,张学良也担心操之过急「会演成第二济南惨案」。因此决定「易帜」稳步进行。

经过近半年的曲折斗争,东北当局终于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实现了改旗易帜。

12月29日,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易帜典礼,张学良等宣誓,归附南京政府。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参加,唯日本领事不到。是日起,东三省及热河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下降了北洋政府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一律改悬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30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任命翟文选、 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

东北易帜宣告了北洋军阀统治的终结,从此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获得了对全国的统治权,从而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历史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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