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被迫开始了他们的长征之旅，以此彻底跳出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圈，并将各地红军的力量全部团结在一起。
然而，由于长征的特殊性和重建苏区后续革命力量的需要，许多红军成员未能与大部队一同进行长征，而是留在当地进行游击作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陈毅陈老总。
在苏区进行游击作战的红军中，陈毅遇见了一位特殊的战士，她因为怀孕而被留下来。然而，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中，这位女战士不幸牺牲了。
幸运的是，她的儿子活了下来，她的丈夫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副总理。而他们的儿子在45年后才与父亲团聚。这位英勇的女战士就是革命烈士唐义贞。
1923年秋，董必武在湖北女子师范学院担任教务主任时，他的故友带着妹妹来找他。
唐义精是董必武的故友，他是武汉中医世家的传人。此次来访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妹妹唐义贞以十四岁的年纪考入了湖北女子师范学院。
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下，十四岁就考上湖北高等女子师范学院是非常罕见的。董必武对唐义贞非常关心。董必武和唐义贞的哥哥是旧识，深受董必武精神的影响，因此在妹妹考入董必武主持教务的学校后，他很快便带着妹妹拜访董必武。
唐义贞此后经常阅读董必武的著作，深受他的革命思想的影响。看到唐义贞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董必武决定邀请她加入革命队伍。
17岁的唐义贞在1926年加入了武汉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启了她投身社会主义革命的征程。唐义贞的进步速度令人瞩目，不久后她便被任命为湖北女子师范学生会和妇女协会的负责人。
在接触革命思想后，她对旧社会对女性的压制深感痛心疾首，决定自己的婚姻和选择必须由自己来做主。作为家中唯一女儿，她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
尽管唐义贞已经摆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但她知道仍有许多女性仍在受其折磨，这使她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
在革命的道路上，我们遭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猛烈攻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势力在上海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
我党的上海等地成员立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前往武汉，同时，全国各地的我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反动派由以国民党右翼为主、各地方新旧军阀和封建势力组成，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加入了残害共产党人的行列，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白色恐怖。
同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的领导下，宣布与我党决裂，革命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党中央决定将年轻的骨干成员送往苏联学习，唐义贞也是其中的一员。
唐义贞的母亲身患重病，她非常希望能有唐义贞在身边照顾。唐义贞回想起自己在求学期间，母亲曾为了她而彻夜未眠，母亲的爱让她感到无比温暖。
然而，唐义贞已经在武汉公开参与革命，还参加了汉口铁路工人的宣传工作，她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的密探和特务的目标。
为了保护家人，也为了继续革命事业，唐义贞在病榻上的母亲的不舍中，选择了跟随代表团前往苏联。正是在代表团中，她遇见了未来的丈夫陆定一。
在党的领导下，陆定一、瞿秋白、邓中夏、何叔衡等人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带领唐义贞等年轻的共青团骨干前往苏联学习，并担任驻少共国际的代表。
这些杰出的革命前辈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号目标，但他们坚定信仰，勇敢前行。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中，陆定一与唐义贞相恋，并于1929年12月结为连理。
然而，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为了独揽中山大学党支部的领导权，对陆定一进行打压，甚至开除了唐义贞的团籍和学籍。
面对这样的打压，唐义贞坚信代表团和陆定一是正确的，毫不屈服。
米夫的上级决定让唐义贞前往医疗组学习，回国后负责医疗工作。1930年，陆定一与唐义贞相继返回中国，两人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工作。
由于中央特科的保密原则，许多同志并不知道自己是特科成员。虽然陆定一知道自己和妻子一直在特科领导下工作，但唐义贞并不知情。
直到周恩来在同志掩护下出现在他们的住处，此时他已经成为了中央特科的负责人。
唐义贞虽然不认识周恩来，但周恩来却让她认识到工作的重大性。他们必须倍加小心，以防因疏忽而暴露周恩来的行踪。
直到周恩来安全离开后，唐义贞也没有告诉她的丈夫周恩来的真实身份。他们明白，知道的越少，在某种程度上越安全。
他们只需要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这是对组织和他们自己最好的保护。这对革命伉俪对彼此的工作都不了解，只有在工作内容有所重合时，才会了解到对方的大体工作内容。
1931年初，陆定一在党的指示下前往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尽管他们都在期待在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生活，但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革命之路还将充满艰辛。
随着共产国际更直接地干预国内革命，1931年6月底，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最高领导人。陆定一因共产国际的干预被免去职务。
在此期间，身怀六甲的唐义贞被迫与陆定一分离，但她坚信陆定一是正确的，党的正义最终会得以伸张。在她的坚持下，1931年的最后一天，她在叶坪生下了她与陆定一的第一个孩子，为了纪念这个地方，孩子取名为「叶萍」。
1932年初，唐义贞被调到胜利县的中央卫生材料厂担任厂长。在这个时候，陆定一又因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
尽管如此，唐义贞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一边独自抚养孩子，一边负责厂里的生产工作。
唐义贞在留苏期间面临着艰难的处境，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个人在她与丈夫失去联系半年后向她求婚，还说陆定一回不来了。
然而，唐义贞坚信陆定一一定能够回来，她的等待也注定会有结果。 1933年，董必武直接干预下，陆定一被平反并安排到了瑞金工作。
为保证生产安全和供给，中央卫生材料厂在上级指示下搬到了瑞金郊区。唐义贞和陆定一在分别一年半后，终于在瑞金迎来了他们的第三次重逢。
陆定一看着自己的妻儿，心中充满了愧疚，但唐义贞毫无怨言。1934年10月，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指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实力，红军决定主力部队进行长征，无法跟随的伤员和部分干部留在根据地进行游击战。
当时唐义贞已经怀孕七个月，行动不便，无法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而陆定一则在长征的队伍中，这意味着夫妻二人将再次面临分别。
唐义贞听了陆定一的情诗后，她坚定地说：「革命总会胜利的，我们也会有再相见的那一天。孩子生下来后，就叫他小定，我们三个人等着你回来。」
这就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唐义贞未能亲眼见证革命的胜利，而陆定一与儿女相认，已是数十年后的事了。1934年10月，随着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调动大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对留在革命根据地进行游击作战的红军战士进行追击。
在这种情况下，唐义贞只能把不到三岁的长女叶萍寄养在瑞金的一户农家。1934年11月20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的陪伴下，在长汀县的洼田乡生下一个男孩，唐义贞也根据与丈夫的约定给孩子起名为小定。
在毛泽覃和唐义贞进行游击作战期间，由于安全考虑，孩子不能随行。于是，他们将孩子交给当地范其标夫妇照顾。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紧追不舍，不久就跟踪来到了乌蛟塘，并将游击队包围。不幸的是，唐义贞等人被俘虏。为了争功，敌人没有杀他们，而是将他们拖着殴打，带到团部进行严刑拷问。
由于红军中女军官稀少，敌人认为唐义贞这样的女红军身上可能隐藏着对他们有利的重要情报，而相对于男性，女性似乎更容易突破。
唐义贞的故事显示了女战士的坚韧和无畏。尽管她在拷打中表现出了对信仰的坚持，但是在敌人牢狱中组织战友逃脱的努力也令人深感敬佩。
然而，红军战士们因为伤势严重和饥饿而无法逃得太远，最终被敌人杀害。陆定一得知这个消息后，深受打击，妻子和孩子都失去了消息，使他的意志一度消沉。
然而，他将愤怒转化为革命的动力，这使他更加坚信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他深信，自己的悲剧不能成为他人的痛苦，因此在1949年，革命迎来了曙光，新中国成立了。
陆定一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一生都在寻找失散的两个孩子。尽管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工作繁忙，但他从未放弃。
数十年来，他一直心存疑虑，担心孩子们是否还活着。直到1979年，研究员们终于查清了唐义贞游击队的转移过程，陆定一终于在长汀县长大了的儿子陆小定。
为了感谢范其标夫妇的帮助，他与儿子商量后，将儿子的名字改为「陆范家定」。这个寻找过程长达四十五年，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陆定一的爱和坚持从未改变。
叶萍在寻找亲人时，无意中发现了自己的母亲可能就是当年被寄养在农家的唐义贞。随着许多共军将士的革命事迹被曝光，陆定一的孙女也发现了这一事实。
至此，这对儿女的下落终于得以确定。叶萍的女儿立即给陆定一写信，详细介绍了自己母亲的情况。1987年，叶萍与分别了53年的亲生父亲陆定一重逢，而此时的陆定一已经81岁了。
陆定一在听说唐义贞去世的消息时，曾说过：「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在北京病逝。
虽然他与唐义贞结婚仅6年，相处时间更少，但是现在他找到了两人的孩子，最终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