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本期为南昌会战的第4期。上一期主要讲述了即将发起战役的日军所做的一系列战前准备，本期将讲述国军方面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会战所作出的战略抉择。
（本期全文约8000字，内容较长，感谢您的观看）
军委会:主动攻击设想的破灭
与日军相较,国民政府对南昌的认识丝毫不差。南昌正扼鄱阳湖盆地之中心，鄱阳湖盆地北有九岭山、南有九连山、东有武夷山、西有万洋山，鄱阳湖及赣江、抚河、锦水贯穿其间,沿岸多洼地沼泽，山峦起伏，是天然的抗战基地。同时,南昌是浙赣铁路线与南浔铁路线的交会点,通过向塘公路近接京湘国道(南京-湖南)，水陆交通十分便利，通达四方。所以，无论从战略判断而言，还是从情感而言，中国军队对南昌的得失都不会等闲视之。
抗战初期，陈诚与薛岳（左）的合影。薛岳得到蒋氏重用，陈诚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武汉类似,要保卫南昌就要首先确保外围防线能有效阻击日军,即在德安以南至南昌的广大赣北土地上实施抵抗。这里属于第九战区的管辖范围，而当时的第九战区尽管司令长官名义上是陈诚，实际他身兼多职、事务繁重，另由薛岳代理长官之职，负责具体作战事务。因此，南昌会战期间，第九战区实际的指挥长官是薛岳。薛岳几乎已经是抗战军迷耳熟能详的将领了，他绰号「老虎仔」，颇有自己的个性和主见。虽然他为蒋介石所器重，委以重任，但他并不惟命是从,遇到上级意见无法执行的,会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以各种理由和方式拒绝或者根本不理会。这次会战之初也毫不例外，他与中国军队最高统帅蒋介石之间上演了一台精彩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好戏。
武汉会战之时，赣北地区是最早结束战斗转入对峙的战线。因为日军第106师团在万家岭战役中遭受毁灭性打击，策应的第101师团又受创累累，故而早在1938年10月底，中日两军就转入了隔着修水河对峙的状态。中国军队利用这个时机，积极开始加强防御的工作。同年12月，考虑到武汉会战结束不久，各部刚开始整训，军委会训令第九战区赣北地区的战略方针:「与当面之敌保持接触阻其南下，并迅速巩固主要阵地线，加紧训练第二线部队。」
然而随着日军对南昌企图的逐渐显露，对日军战略谋划洞若观火的蒋介石决定采取攻势防御打破日军的进攻准备来保卫南昌。1939年2月7日，军委会训令第九战区攻势防御方针「此次敌进攻南昌，其主力将在武宁、修河一带，务望悉心筹划,依攻势防御，严密配备。关于工事，我军总预备队应控制于武宁附近，非待致兵力疲惫至相当程度，切勿轻率出军为要」。也就是说，此时军委会提出的，还仅仅是个攻势防御的想法或概念，并且对总预备队的使用有严格规定。
2月14日，军委会电令第九战区进行攻势准备，明确指示第一步先攻取瑞昌、阳新，得手之后主力指向九江，以切断日军的水运补给线为战略目标。这个规划十分大胆而有创意，一旦成功，可以切断鄂南日军与赣北日军的联系，直接威胁到长江补给线。尽管在这条攻击线的正面是日军战斗力薄弱的第106师团，但以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要达成蒋介石设想的战役目的，应投入15个师以上的力量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为什么这么说呢?试举两例如下:1938年10月，在万家岭战役中，薛岳集中12个师约48个步兵团的兵力，包围处于机动作战状态、孤军深入的第106师团主力，并阻击日军援军，虽然重创日军，造就辉煌大捷，但未竟全功。1941年，陈诚策划反攻宜昌，中国军队共投入5个军14个师约42个步兵团的兵力，攻击缺少近三分之一力量的第13师团并阻援，最终失利。
以当时薛岳所能动员的，包括整训部队和第九战区全部预备队在内，勉强能凑足16个师1个旅（包括第8、73军的4个师，第20集团军的2个师和第30集团军3个师1个旅，总预备队第1集团军和第74军的7个师，56-60个步兵团)，这样一来，手头便没有任何机动部队，所以实施这样的计划肯定是不现实的。纵然不以军委会的战略目标完全达成为念，以取得一定牵制为效果，这些部队中的相当部分力量还无法立即投入使用。如前所述，好些部队正处于整训期间，而整训部队是分批次的、因此一个集团军或一个军往往一部分在前线，一部分在后方。例如第8、73军各有一个师在湖南，第30集团军的第72军则远在湘西。纸面上看起来薛岳兵力很多，但实际没有足够用于进攻作战的本钱。
当然话说回来，就算部队整训完毕，薛岳也断断不肯如此进攻，将有限的兵力虚耗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对固定防御点的进攻战之中。他认定「敌善于固守而我则短于攻坚。故以奇兵攻击动态之敌，较易收效」。因此，他选择了消极抵制的做法。2月28日，军委会见第九战区动作迟缓，再度催促薛岳将兵力集结在永修、武宁，对日军实施攻势。薛岳采取了变相抵制和折中处理的办法，他在3月6日电令所部，以第19集团军出动2个团的兵力，湘赣边的第8军出动1个团至1个旅的兵力出击瑞昌、阳新之间,周暑、关麟征部出击蒲坼、羊楼司牵制当面之敌。对于出击部队，大谈「乘虚捣穴，出奇制胜……以大军击之反受挫不若以奇兵袭之而取胜」。
第9战区序列表（1939年1月)
3月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下达了更加明确的指令:「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并对指导要领及部署作原则指示，要求第19集团军固守现阵地,拒止敌渡河攻击;湘鄂赣边挺进军指挥第8、第73军由武宁指向德安、瑞昌，攻击敌之左侧背,第30、第27集团军向武宁附近集结，第1集团军向修水、三都（今修水县太阳升镇）推进，准备尔后作战。
薛岳于3月9日、10日接连致电蒋介石,提出部队整训未毕，补给困难,准备不及,要求延至3月24日开始实施。蒋于3月13日复电，强调「惟因目的在先发制敌及牵制敌兵力之转用，故攻击开始日期不能迟于本月敬日(注:即24日)」。薛岳却又打了折扣，命令所部29日起开始攻击，尽管在使用兵力上比先前的计划有所增加（主要是同意第8、73军投入攻击)，但他强调「各出击及游击部队务极力秘匿其行动，并尽诱惑欺骗敌人之能事，以遂行任务」。就在蒋与薛打口水仗之时，日军发起了进攻，一场主动攻击的设想完全化为泡影。
第九战区:从后退决战到机动防御
相对于军委会高层的积极，作为在一线直面日军的第九战区就谨慎多了。战区关于防御南昌的考虑，早在1938年11月就开始了。当时还在第九战区第1兵团司令长官任上的薛岳，就安排中将高参杜建时和少将高参兼作战科科长赵子立共同研究和草拟作战计划。时年32岁的杜建时出身官宦家庭，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曾在东北军炮兵部队任职。
193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人南京陆军大学正则班第10期，颇受蒋介石的重视和赏识，被选拔去美国陆军利文沃思指挥与参谋学院深造，还曾就读于加州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生班。此时，他刚从美国回到国内，就被派到第九战区参赞军机。而30岁的赵子立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和陆军大学正则班第14期，陆大毕业时成绩相当优秀，自武汉会战成为第1兵团司令部部属以来素为薛岳所倚重。两位将军一洋一中，各有所长，又是重要领导眼中红人，自然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杜建
两人仔细研究了赣北地区的地形，认为日军有两条进攻线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在修水北岸集结主力，向南突破,经陆路进攻南昌,一条是水运有力部队经鄱阳湖出进贤县，切断南昌后方，攻占南昌。两条相较,无疑第一条的可能性最大，第二条可能作为辅助。而修水南岸自张公渡（今永修县虬津镇张公渡村南)以西是高耸连绵的山地、大兵团运动困难，张公渡以东是低山和平地，因此选择第一条路线作为主攻方向，则突破口必然选择在张公渡以东。同时，两人还判断出，日军在突破后将利用公路，经奉新、安义一带的盆地区迁回，出生米街（今新建县生米镇)，将修水以南的中国军队包围消灭，然后拿下南昌——这与冈村后来的谋划基本如出一辙。鉴于修水在春、秋、冬三季水位低，可以涉渡，夏季有山洪，不能涉渡的情况、他们估计日军进攻南昌的最早时间应在1939年春。
据此、两人拟定了一份后退决战的作战预案。「兵团以决战防御之目的,以一部兵力，守备鄱阳湖西岸及修河南岸，以主力控制于安义、奉新以东、以西地区，俟敌军深入至潦河北岸，转取攻势而歼灭之」，并要求「修河南岸守备部队，先采取持久防御,而后待命向潦河南岸进行逐次抵抗，务赢得时间，以便完成一切决战准备，再待命转取攻势。控置部队，在东面，控置于西山、梅岭地区;在西面，以主力控置于安义以西，以一部控置张公渡西南、安义西北山地，待命东西夹击深入至安义、奉新之敌。」但这份预案交到薛岳手中时，他进行了修改。他将第49、70军推上了修水南岸防御，仅以第79军一个军控置在安义以西。
罗卓英
12月，薛岳离开南昌去了长沙代理战区司令长官,这份作战预案就转交给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罗奉命以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统辖赣北地区的第19、30集团军、鄱阳湖警备司令部等部13个师的兵力。罗卓英是国军土木系的2号人物,年轻时投笔从戎，颇有儒将风范。其治军练兵皆足称道，善于管理培养人才，在军队内颇有人缘，被人戏称「罗婆婆」，但是他多谋而寡断，作为独当一面的战将有欠杀伐之气。
根据当月军委会训令第九战区赣北地区的战略方针，罗卓英对于南昌防御作战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赣北的主要阵地线无非两条，一条是修水防线，一条是赣江防线，而要保卫南昌，赣江已经太近,所以他非常重视修水防线。他将手头大部分掌握的兵力都推上了修水防线。其实罗卓英在估计日军突破方向时认定，日军有两个突破口可以选择，一个是涂家埠（今永修县涂埠镇老城区）一带，一个是永修到虬津（今虬津镇)之间。前者的好处是可以沿南浔铁路线推进,并利用潦河涨水，西侧中国军队支援困难,直插南昌，但沿线为中国军队既设阵地，且多湖泽，不利于机械化部队展开。
赵子立
后者的好处是，我军防御阵地呈一侧突出态势，便于日军发起攻击，且公路沿线地势平坦,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推进，但这条路线距离远，侧翼和补给线容易遭到中国军队打击。他判断，以日军的骄狂,选择后者以迂回方式进攻南昌的可能性更大——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既然罗得出同样的结论，为什么要更改预案，采取不同的处置办法呢?原因很简单，罗认为他可以在潦河西岸集结部队，对刚渡过修水的日军实施侧翼打击，而日军就算突进到安义，他仍可以威胁日军补给线。
所以从某一角度而论，罗彻底摒弃了杜、赵的后退决战思路，在修水实施单线机动防御,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罗又没有彻底摒弃杜、赵的方案，而是可视为他将决战地点前移，从安义、奉新之间的潦河南北岸提前到了永修西南方向的潦河西岸滩溪（今永修县滩溪镇)地区，甚至是修水南岸的半渡而击。而在兵力配备上，不是集中军一级单位作为机动打击兵团使用，而是采取各军在后方配置预备战斗部队的办法〔具体配备方案见下节)。这个决策对后来的战争进程造成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1939年在赣北的罗卓英将军，其坐骑为缴获的日本军马。
对于罗卓英的调防，第九战区参谋部的人员是心怀不满的，尤其作为原预案的设计者之一的赵子立，他认为罗的计划完全破坏了原先的决战设想，因此在罗2月份将第79军推上修水防线时，已出任第九战区参谋处少将副处长的他和少将处长狄醒宇一起向薛岳建议制止罗卓英的这种调动。薛岳以第79军隶属罗指挥拒绝了。薛岳此举，一方面是对罗颇为照顾，不愿意轻易得罪对自己提携颇力的土木系,另一方面,依照军委会提出的攻势防御要求，修水防线主要承担防御任务，西线突击部队一旦出击，将可改变修水前线的态势。
纵然攻势不成，作为第九战区，还有两支预备队——第1集团军和第74军，可用于增援，只要修河防线能支撑五至六天，这些部队便能投入决战——薛岳从另一层面将原预案扩大化，即他用整个第19集团军来完成第九战区预案的「持久防御」,等待第九战区机动部队共同「转取攻势」。这也许是他和罗卓英共同商讨的结果。在薛岳看来，屡次挫败于他的老对手第101、106师团战斗力不高，修水正面坚持这些天完全不是问题。当然事后证明，薛岳和罗卓英对自身实力估计过高，对日军的力量估计不足，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当我们以前述的决战地点前移的角度看时，会发现中国军队和高级指挥官犯过不少次类似错误，就是在薛岳身上也有第二、四两次长沙会战失利的例证。
修水:机动长蛇阵
在1939年2月和3月，第79军和第32军推上修水防线后，自张公渡以东约60公里的防线麋集了第32、49、79整整三个军以及一个鄱阳湖警备司令部，总共8个师，张公渡以西有第70、78军的3个师1个旅（第78军是临时归罗卓英统辖)。
依3月17日序战揭幕时为准，修水防线主体上的具体部署为:吴城（今永修县昊城镇)至下曲岸熊（今吴城镇下曲岸、熊家墩一带)一线为第32军第141师(实际一线不足1个团)、下曲岸熊至狗子岭熊(不含)（今永修县立新乡南岸村狗子岭附近)为第32军第142师，狗子岭熊至凤栖山(东)(不含)(今永修县艾城镇阳山村阳山刘村西侧)为第79军第76师，凤栖山（东)一邓家铺(今张公渡村东南，修水由南向北拐点东岸，具体未详)为第49军第105师，邓家铺(不含)一陈家渡（今永修县江上乡陈家渡自然村)为第70军第107师，陈家渡（不含)一游墩嘴（不含)（今已淹没柘林水库之下，以下简称今没柘)为第70军第19师,游墩嘴以西一直到源口（今没柘)附近为第78军的防区，西为新编第16师第2旅，东为新编第13师。第78军以北的修水北岸区域为湘赣边区挺进军之第73军。
第49军预备第9师配置于安义县城附近;第79军第98师配置于滩溪东西一带和上马源(今安义县东阳镇马源村上马源)地区，第118师配置于长均拢(今安义县长均乡)地区。除了前述部队，还有第32军第139师还在后方构筑预备阵地，正准备向乐化（今新建县乐化镇）集结。修水防线右翼侧为鄱阳湖警备司令部防区，控制赣江以东及沿岸水域，守卫部队为司令部直辖的预备第5师。
在具体防御安排上，罗卓英对张公渡至涂家埠之间的主阵地采取了机动防御和梯次配置模式。以第105师为例、其防御阵地被分成左右两个部分，左为第313旅，右为第315旅，每旅各以一个团布置于一线,另一个团为预备队配置在后方。这两个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轮换。另外，防御阵地分成两级，即沿河防线和主防御阵地，有些还有第三级——即在修水北岸有桥头堡据点。如第315旅就有一个连部署于修水北岸。在张公渡以西的次要阵地则基本维持单线防御配置模式。以第19师为例，以第55、57旅左右并列配置，每旅也是两团左右并列。在这里有一支部队例外，即第107师，其面对张公渡的右翼阵地为前后梯次配置2个团，而左翼则为并列布置2个团。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诸多著作都认为罗卓英在这里实施单线防御配置兵力、而且就算把全副兵力推至一线，仍然显得单薄，不敷使用，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从前文所述就可以很明显看出，罗在重要地段实施的是梯次机动配置，无论是军或师级层面都是如此，有一定独到之处。当然，话说回来，虽然这样的布置层次分明，但还是存在相当大的隐患。就以涂家埠以西，张公渡以东的近40公里防线而言，在第一线仅有2个师（第76、105师)，单师防御正面近20公里。
以二战常规而言，作为主防御带的阵地，一般不宜超过15公里，以10公里以内为上，这显得略为宽大。尤其糟糕的是，第一线的两个师，留了几乎一半作战部队作为预备队，这样一线就更加单薄了。在2个师的背后，是整整3个师的机动增援力量（第98、118、预备第9师)，但距离一线阵地相当远，最近的第118师在15公里，最远的预备第9师达40公里之遥，以中国军队的反应速度和机动能力，实在堪忧。
尽管中国军队各种支援部队不如日军，但还是尽可能做了加强。如炮兵统一成立一个集团，交由炮兵第2团上校团长李前荣指挥。炮兵集团又分成左中右三个炮兵群。左炮兵群位于虬津以南大约6公里处的马鞍村(今永修县云山镇马鞍山西侧)南北，包括炮兵第2团3营的6门苏制76.2毫米野炮和3门苏制115毫米榴弹炮，由炮兵第3营少校营长杨俊指挥，直接支援第105师作战,中炮兵群位于永修西南的阳门殷（今滩溪镇阳门村阳门殷家，注:实际地点与民国时永修县城距离远大于第9战区前敌总司令部日志中记载的4公里，不知何因)一带，包括炮兵第1团第3、6连的卜式（即博福斯式）75毫米山炮6门，由炮兵第1团第1营少校营长袁祖恢指挥,直接支援第76师作战。
右炮兵群位于涂家埠东南1公里处的后村熊（今永修县永丰垦殖场南山村后村组附近)地区，包括炮兵第1团第4连的75毫米山炮3门及第98师炮兵营的六年式75毫米山炮9门（装备11门，有2门不堪使用，亦有资料说是8门),由第98师炮兵营少校营长董临汉指挥，直接支援第142师作战。其他各部还有些零散的炮兵部队(第32军有75毫米山炮12门，但具体在修水南岸有几门不详:第49军有10门六年式75毫米山炮)，归各部自行配置使用。
这些火炮与日军动辄上百门大炮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微不足道。而且中国军队炮弹储备更是匮乏，尽管进行了一定的补充，但在所有火炮之中，只有苏制76.2毫米野炮和115毫米榴弹炮的炮弹超过了1个基数，前者最高也不过每门炮有170余发炮弹而已，而最少的第49军炮兵营10门火炮总共只有367发炮弹。为了保存力量，在修水对峙之中，日军经常炮轰中国军队阵地，干扰工事作业和杀伤人员，而守军仅偶尔回击一两炮而已。另外，使用平射炮的炮兵第51团一部，主要配置于吴城、涂家埠和南昌牛行（今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沙井街道公交沙井车站西侧附近)，数量也不过寥寥数门。还有战区配给的工兵第3团1个连,用于加强防线，这样的部队是聊胜于无。
除此以外，为了有效掩护右侧翼，阻止日军沿水路深入，海军总司令部派员至南昌指导策划，由幸存水兵组成的海军布雷队在鄱阳湖和赣江的航道上陆陆续续布下了100回来，虽然这样的布置层次分明，但还是存在相当大的隐患。就以涂家埠以西，张公渡以东的近40公里防线而言，在第一线仅有2个师（第76、105师)，单师防御正面近20公里。以二战常规而言，作为主防御带的阵地，一般不宜超过15公里，以10公里以内为上，这显得略为宽大。尤其糟糕的是，第一线的两个师，留了几乎一半作战部队作为预备队，这样一线就更加单薄了。在2个师的背后，是整整3个师的机动增援力量（第98、118、预备第9师)，但距离一线阵地相当远，最近的第118师在1S公里，最远的预备第9师达40公里之遥，以中国军队的反应速度和机动能力，实在堪忧。
尽管中国军队各种支援部队不如日军，但还是尽可能做了加强。如炮兵统一成立一个集团，交由炮兵第2团上校团长李前荣指挥。炮兵集团又分成左中右三个炮兵群。左炮兵群位于虬津以南大约6公里处的马鞍村(今永修县云山镇马鞍山西侧)南北，包括炮兵第2团3营的6门苏制76.2毫米野炮和3门苏制115毫米榴弹炮,由炮兵第3营少校营长杨俊指挥，直接支援第105师作战,中炮兵群位于永修西南的阳门殷（今滩溪镇阳门村阳门殷家，注:实际地点与民国时永修县城距离远大于第9战区前敌总司令部日志中记载的4公里，不知何因)一带，包括炮兵第1团第3、6连的卜式（即博福斯式）75毫米山炮6门，由炮兵第1团第1营少校营长袁祖恢指挥，直接支援第76师作战。
右炮兵群位于涂家埠东南1公里处的后村熊（今永修县永丰垦殖场南山村后村组附近)地区，包括炮兵第1团第4连的卜式75毫米山炮3门及第98师炮兵营的六年式75毫米山炮9门（装备11门，有2门不堪使用，亦有资料说是8门),由第98师炮兵营少校营长董临汉指挥，直接支援第142师作战。其他各部还有些零散的炮兵部队(第32军有75毫米山炮12门，但具体在修水南岸有几门不详;第49军有10门六年式75毫米山炮)，归各部自行配置使用。这些火炮与日军动辄上百门大炮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微不足道。而且中国军队炮弹储备更是匮乏，尽管进行了一定的补充，但在所有火炮之中，只有苏制76.2毫米野炮和115毫米榴弹炮的炮弹超过了1个基数，前者最高也不过每门炮有170余发炮弹而已，而最少的第49军炮兵营10门火炮总共只有367发炮弹。
中国军队使用之75毫米口径山炮。
为了保存力量，在修水对峙之中，日军经常炮轰中国军队阵地，干扰工事作业和杀伤人员，而守军仅偶尔回击一两炮而已。另外，使用平射炮的炮兵第51团一部，主要配置于吴城、涂家埠和南昌牛行（今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沙井街道公交沙井车站西侧附近)，数量也不过寥寥数门。还有战区配给的工兵第3团1个连,用于加强防线，这样的部队是聊胜于无。
除此以外，为了有效掩护右侧翼，阻止日军沿水路深入，海军总司令部派员至南昌指导策划，由幸存水兵组成的海军布雷队在鄱阳湖和赣江的航道上陆陆续续布下了100余具水雷。这些水雷均为锚雷,以浅定深的方式固定在水下，对日军军舰和运输船只构成相当威胁。
在阵地构筑上，中国军队高层进行了多次强调。但是，各个部队依据主官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的不同，时间上的多寡,人工力量的不平衡，存在一些差异。总体而言，中国军队的工事配置纵深数公里、有前沿阵地、主阵地和预备阵地等，体系比较完备。
就细节而言，沿河工事自1938年10月以后就开始系统组织，应该说基本完好;而河滩之后的丘陵山地的主阵地和预备阵地工事,尽管得到相当重视，进行了重点加强，但因为基层官兵的疏忽大意和准备不充分，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甚至有的主阵地只有一条简单的散兵壕。防线上的漏洞为它埋下了崩溃的隐患。
【未完待续……】
下期将继续讲述南昌会战战斗战史系列，点关注不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