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發展來看，蕭萐父先生留下了難以抹去的貢獻，在學術界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首先，不妨先談談我個人與蕭先生之間的「私誼」。1988年，我的博士論文提請答辯，他是答辯委員會主席，主持了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會議，其間說了不少鼓勵的話。論文答辯是廣義教學的一個環節，從這個方面來說，作為答辯主持人，蕭萐父先生也是我的業師之一。上述活動中還包含一個小插曲：蕭先生當時從武漢坐江輪到上海，陳衛平兄前去迎接，因為江輪延誤，衛平兄只能先就地午餐，因此染上當時流傳的A肝，這使我至今抱憾。
作為武大中國哲學的代表，蕭先生與華東師大有較為切近的聯系。他對年輕人一直十分扶持，並且提攜有加：博士畢業幾年後，我的一本著作（【善的歷程】）出版，應我之請，他特別為此書寫了一篇書評。雖然這篇書評是他和學生合寫的，但此文卻不同於一般的掛名，其中滲入了蕭先生的學術觀點，字裏行間、遣詞造句都可見蕭先生的特點。我至今都還保留他親筆寫下的書評內容。從這一小事也能看出他對青年人的關切。
蕭先生視野開闊，用時下的話來說是能夠「與時俱進」。由於學術交流密切，他經常往來於華東師大和武漢大學之間。記得在一次座談會上，他曾說，現在武大的年輕學人讀什麽書，我就讀什麽書。短短一句話，讓我想起了當初孔子弦歌誦讀的景象：他不僅沒有拒斥學術上的新知，而且有一種寬容的氣象，對晚輩也沒有擺出居高臨下的「權威」姿態，而是以長者的氣度和追求新知的精神，與年輕學人共同遊弋於學術之海，這也體現了蕭先生的為人和個性特點。
具體而言，在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蕭先生學術貢獻體現於以下方面。
第一，他和李錦全先生一起主編了【中國哲學史】，該書在80年代出版，後來成為教育部認定的中國哲學史學科教科書。這一著作對學界影響很深，哲學領域中幾代人都受惠於此。此書以開放的心態，實事求是地從學科本身來理解中國哲學史，既不同於以西方哲學裁剪中國哲學，也有別於拒絕現代的學術觀念而「以中釋中」，並且略去了此前同類著作中「左」的痕跡。盡管這只是一本教材，但是卻開風氣之先，在學術領域反響甚巨。
第二，蕭先生對中國哲學史上的一些具體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治學以廣博融通為進路，不限於某一學派，對儒、釋、道三家都有研究，在出入於各家的過程中，展現了深入的看法和獨到的見解。在學術上，他有著開闊的視野、寬容的態度，不同於現代新儒家，以維護儒學為立場。對中國哲學史上的具體物件，包括認識論、辯證法等問題，都有獨到的看法。以往流行的看法認為，中國哲學只是一種人生哲學，對認識論比較忽視。蕭先生以獨特的研究，一反流行之論，具體指出了中國哲學在認識論、辯證法領域哪些問題上作出了創造性的研究，其論證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同時，他對中國哲學中氣論和實在論傳統也十分關註。我們知道，自當代新儒家盛行之後，學界往往註重心性之學，好像心性之學是高大上的東西，而實在論、氣論則似乎粗陋落後，不值一提。與之相對，蕭萐父先生對實在論、氣論作了深入探析。歷史地看，從張岱年先生開始，中國哲學的相關學者就關註「氣」的問題，蕭先生承繼這一傳統，並進一步加以推進。
就中國哲學的人物研究而言，蕭先生對王夫之的研究，給人以深刻印象。我剛進大學的時候，在圖書館瀏覽相關著述時，已註意到蕭先生關於王夫之研究的論著。盡管只是文章，但是非常深入，對王夫之的氣論、認識論都有所涉及。這些論著發表於上個世紀60年代，相對同一時期的其他論著，具有獨到特點，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雖然當時我孤陋寡聞，不知蕭萐父先生為何人，但其研究的文著，卻使我至今難以忘懷。同時，蕭先生對王夫之的詩論，包括美學、藝術理論也有非常精到的研究。在王夫之的研究過程中，他把哲學和詩學結合起來，這同時也體現了其獨到的理論視野。
總體上看，他對中國哲學的宏觀層面，包括儒釋道三家以及中國哲學的整體領域，都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同時，在個案領域也有獨到的研究。這並非泛泛而談，在回溯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哲學研究中，我們確實對蕭先生的工作需要高度重視。
蕭先生的另一個重要的工作，體現於對晚明思潮以及明清之際的思想研究。關於明清之際，蕭萐父先生首先提出了晚明思想中的啟蒙思想趨向。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一文中，對此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他的其他論文中也一再提到這個問題。如何理解現代化，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界面臨的重要問題，蕭萐父首先指出中國現代化不是西方化，這一看法很多人已有所表述，但是，具體而言，中國現代化為何不是西化？其中的理由何在？蕭先生透過自己的研究給出了一個有說服力的解釋：中國從晚明開始，包括泰州學派、明清之際的學人群體，已經提出了不少具有啟蒙意義的觀點，它表明，具有自身特點的啟蒙萌芽在在中國已開始滋長，因此，中國現代化有一種內生性的動力，而不僅僅是回應外在挑戰的結果。這方面也許有不同看法，但蕭先生確實透過紮實的研究，為中國的現代化形成和發展的內在必然性、它為何與西方現代化具有不同特點，提供了一個有自身根據的說法，這一觀念無疑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此外，蕭萐父在反思現代化過程中，對其可能出現的偏頗也有警覺和批評。大家知道，從80年代開始，批評現代化成了一種浪潮，在這一問題上，蕭萐父先生的態度較為切實、理性。一方面，他指出了現代化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內在問題，並對此作了分析；另一方面，他並不像追隨時尚的學者那樣，在後現代主義後面亦步亦趨、如麗學舌，對現代化絕對地簡單否定。從他關於明清思想的研究來看，蕭萐父先生對啟蒙思想非常註重。在相對程度上，他對啟蒙、現代性的看法接近哈貝馬斯。如所周知，哈貝馬斯不同於後現代主義，認為啟蒙、現代化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有待進一步推進。在某種意義上，蕭先生也持這個觀點。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一方面在傳統文化中已經有了根基，另一方面啟蒙思潮還需要繼續展開。這一看法與當時主流之論顯然不同：從八九十年代開始，知識界中的一些人物往往以反現代化相標榜、以所謂「再啟蒙」的形式反對現代啟蒙思潮立論。相對於此，蕭先生則對啟蒙給出了具體的分析，既肯定其可能出現的偏向，也指出了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啟蒙的必要性。
這裏，我擬就中國哲學的研究方式和進路，談一些看法，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照著說」（照著蕭萐父實際所作和自覺表述所說），一方面是「接著說」（接著蕭萐父的研究進路而論說）。對何謂中國哲學、如何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的問題，蕭先生無疑有自己的見解。一方面，我們要延續他的看法，此即照著說，一方面也可以接著說，更為自覺地概括其思想並提出新的觀點。以下看法可以視為「照著說」和「接著說」的交錯，其中著重提出三個論點。
首先是歷史的視野和理論的思維，即史和思之間的統一。中國哲學具有生成性與歷史性雙重品格：它首先是哲學的理論，即一定時代哲學家的創造性思考的產物，也就是說，它生成於相關時代的哲學家的思維和認識過程。隨著歷史的演進，這些理論成果逐漸取得歷史品格，成為哲學史中的研究物件。從老子、孔子、莊子、孟子、荀子，到王弼、張載、王夫之，都是如此。他們首先是創造性的哲學家，而後才進入哲學史，獲得歷史的品格。如果要深入把握歷史上哲學家的觀點，便既需要有理論的視域，以切入相關的哲學觀念，也應具體地了解歷史背景，以及它們的前後變遷。所謂史與思的統一，主要是就此而言。
其次是中西哲學之間的溝通和比較。20世紀初，王國維曾提出「學無中西」的說法，「學無中西」的背後是世界哲學的視野，蕭先生顯然繼承了這種觀念，對中西哲學都以開放的視域加以關註。從其個人的學術經歷來看，蕭先生對西方哲學的人物和理論都持批判接受的心態，這體現在其交往、學術研究等方方面面。中西哲學的互相借鑒是哲學史研究過程中無法回避的。歷史地看，無論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是人類文明的結晶，都是我們需要重視的理論資源。中國文化固然是人類文明的載體，同樣，西方文化也是。如果我們僅僅守著某種單一的文化傳統，便會帶來很多限制。以中釋中、回到純粹傳統或以西釋中、無視中國哲學的特點，都是片面的進路，中西哲學的交往有其重要性。
第三，需要關註源和流的關系。前面提到的史和思的溝通以及中西觀念的互動，主要屬於思想之「流」。另一方面，中國哲學始終有其社會之「源」。從早期先秦的禮法之爭，到明清時期「天崩地解」的社會劇變，再到近代的「古今中西之爭」等，都構成了我們的研究背景，屬於源頭性的內容。今天，我們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也屬於思想之源。歷史演化、時代變遷是哲學發展的重要方面，對於中國哲學研究，源和流都要重視。忽視思想發生之「源」，研究就會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漠視思想之流，則缺乏對歷史的敬畏，可能流於虛無主義。進一步看，哲學與現實的關系，最終指向「說明」世界和「變革」世界的統一，「說明」世界涉及的是對現實的理解，「變革」世界則關乎「規範」人自身的活動，即引導和制約對世界的變革。蕭萐父先生的哲學史研究兼顧以上兩個方面，今天的研究需要繼承這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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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在 「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及其在當代的新展開」——紀念蕭萐父先生誕辰百周年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