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青銅器的金石學一直備受古代文人推崇，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前身。青銅器的造型紋飾紛繁復雜，背後所承載的周禮文化過於厚重和悠久，需要學者透過不同視角去觀看，從而更好地理解並挖掘出古代藝術的當代價值。
學者前賢很早就註意到青銅器紋飾風格在西周早中期之際發生的明顯變化。西周早期承襲商人遺風，紋飾以獸面紋、鳥紋、龍紋等動物為主，紋飾復雜多變。西周中期之後，周人的審美風格漸趨成熟，瓦楞紋、環帶紋、竊曲紋等簡化紋飾開始盛行，並沿用至東周時期。風格的變化是表象，其背後隱含著更多問題有待討論。
牛方鼎和鹿方鼎 商代晚期 河南安陽武官北地M1004號墓出土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青銅器紋飾與形制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從內容到裝飾部位都極為講究。有些紋飾甚至是某些器類專用。如水器盤上常見的魚紋不見於食器簋，而簋上常見的尖刺乳釘紋也不見於同一時期的鼎、尊、卣等器類。青銅器裝飾風格不僅受到器物形制的空間約束，還受到器用制度的影響。商代至西周早中期，紋飾內容豐富，裝飾部位靈活。一器一景即這一時段青銅器造型紋飾的最大特點。試舉幾例說明。
1935年，河南安陽武官北地M1004號墓出土兩件形制相同的方鼎，分別為牛方鼎和鹿方鼎。前器通高73.2厘米，後器略小，通高60.8厘米。牛方鼎頸部飾卷尾夔龍，龍的上唇前探，猶如伸長的象鼻。夔龍以短扉棱為界隔，兩兩相對。主題圖案上方的牛角處，有兩只尖尾勾喙的小鳥。浮雕牛首兩側亦有兩只立鳥，昂首挺胸，羽冠高聳。這些鳥都相互對望，與頸部紋飾的方向保持一致，均朝向器壁中軸。同樣的裝飾空間內，鹿方鼎紋飾排布則完全相反。頸部與器腹底部仍是卷尾夔龍，且兩兩相背。浮雕鹿首的兩側除飾有立鳥紋外，還有站立的夔龍。所有紋飾方向也都保持一致，全部朝向中軸外側。
左、中、右方盉 商代晚期 河南安陽武官村北地1001號墓出土 日本根津美術館藏
河南安陽武官村北地M1001出土左、中、右方盉。三件盉體型高大，均超過70厘米，是目前所知最大的青銅盉。三盉均為方形、拱頂、寬平沿，頸部修長，四袋足、方柱形足跟。頂部一側有斜伸出的流管，器腹一側的耳鋬飾有一蹲踞的怪獸。器身四隅有舒展的扉棱裝飾，頂部和袋腹飾立體感極強的獸面。頸部飾蕉葉紋和夔龍紋，肩部飾四對鳥紋，左右和前面各一圓雕犧首，流管處作獸首狀。三件盉乍看上去一模一樣，但細節處卻又各不相同。左盉與中盉耳鋬處為蹲踞的獸首，張口露齒，憨態可掬。一只獸的耳廓呈尖聳的桃葉狀，另一只獸的耳廓呈卷雲狀。右盉耳鋬為站立的鴟鸮，鳥冠高聳，圓睛勾喙，翅膀向兩側收攏，尾羽下垂。
商尊、商卣銘文拓本 西周早期 扶風縣莊白一號窖藏出土
不僅如此，內容相同的銘文也要在筆畫粗細、文字結構上表現出個性特征來。例如陜西扶風縣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商尊、商卣，器上每個字的寫法都各具特色，極力追求多變的藝術效果。另外，一器一景還體現在不同器類的迥異裝飾風格上。同墓出土的青銅器，食器鼎、甗、鬲、簋、豆，酒器尊、卣、斝、爵、觚等，器類不同，紋飾也不同。總而言之，一器一景即為裝飾理念的個人化追求，盡管造型紋飾看似相同，細節處仍彰顯差異。
元年師盨
曹瑋先生在【從青銅器的演化試論西周前後期之交的禮制變化】一文中曾經重新對器型的產生與酒器的衰落、列器的出現和在禮器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編鐘制度三個方面詳述了西周早晚期禮制的變化對青銅器的影響。尤其是「成組禮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周人於懿孝之後，使用禮器的實際情況。······器用制度的不同，表明了周人在禮制觀念上的變化。以鼎簋為核心的列器制度的形成，標誌著周人承襲商制，並不斷加以改造，從而建立起有別於商代器用制度的完成」。禮制變化最明顯的莫過於列器制度的盛行，成套的鼎簋開始大量流行。這種變化無形中也促使青銅器整體的裝飾風格發生巨大改變。
善夫克盨
以瓦楞紋為例，這種由若幹凸起的線條構成平行的凹槽，與縱向排列的直棱紋不同，它們線條較寬，凸凹交替，橫向分布於器身。裝飾器類以簋的數量最多，其次是盨和匜。例如元年師盨、善夫克盨、筍侯匜等。張懋镕先生認為橫向分布的瓦楞紋具有表面時高時低的特點，它不僅能夠將腹部份解成若幹層次，還能夠使圓鼓的腹部發生變化，仿佛「瘦身」一般。亦有學者認為瓦楞紋實際上並不是紋樣，而是器物造型上的一種修飾。這樣一種簡單的紋飾為何能夠一躍成為西周中期以後青銅禮器的主流風格？
筍侯匜
德國學者雷德侯從工藝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中國藝術，並提出了「模件」的概念。「模件化母題的適應力在組合使用時更能證實其優越之處。它容許畫工在不同大小、不同造型的瓷器中創造出一種令人愉悅的整體之美，同時也便於使用者辨認出同屬一套之中的瓷器。······餐具的成套使用強調了飲食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的性質。」西周中期以後，列器突然增多，如九鼎、八鬲、八簋等。這些禮器在宴饗、祭祀時，需要配合不同等級，以不同數量出現，這就要求它們必須大小一致、紋飾相同。器用制度的變革必然要求能夠與之相適應的紋飾，瓦楞紋就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
瓦楞紋延展後的藝術效果
實際上，瓦楞紋在單獨欣賞時，並不具有什麽美感。與早期動物紋、幾何紋等不同，瓦楞紋並不是為單一一件器物服務的，它裝飾的是整個列器組合。瓦楞紋能夠橫向延展和拉伸觀眾的視野，它帶來一種秩序感，使人們的目光不再聚焦於一器一物，在忽略了器物個性的同時，會更加關註整組器群。同時，瓦楞紋本身凹凸不平、起伏跌宕，若幹器物擺放在一起，會呈現出跳躍流動的視覺效應，這種視覺體驗也是以往單一銅簋無法企及的。總而言之，瓦楞紋的流行，體現了西周青銅器裝飾理念的變化，即從商代至西周早期追求單一器物獨特個性到關註成套器物的和諧一致。這種理念還體現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流行的環帶紋上，那種回環延宕、連綿起伏的線條與瓦楞紋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只不過環帶紋的結構更復雜，紋飾更繁縟，使用的範圍更廣而已（銅鼎、簋、鬲、壺等銅器上均可見到）。
環帶紋裝飾器類舉例
隨著器用制度的成熟以及禮制觀念的變化，人們對青銅禮器的視覺觀賞由單一向多元，由個別向整體發展，器物的裝飾風格開始日漸統一，一器一景的現象遂不復存在。青銅器的制造是商周時期最高生產力的體現，也是社會物質與精神文化發展鼎盛的代表。青銅器造型紋飾的設計理念不僅彰顯了時代風尚，也在文化傳統中汲取創造的靈感與依據。從這一角度而言，青銅器蘊含的藝術思想能傳承至今實屬必然，且其中蓄積的文化力量也必將澤被後世。
本文節選自【藝術博物館】2023年第5期
【觀·器 ——藝術視野下的青銅器研究】
【藝術博物館】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