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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寵，吳門四家之一，以其卓越的藝術成就，與祝允明、文征明、陳道復並駕齊驅，盡管他年紀最輕，壽命亦短，卻贏得了藝術史上的崇高聲譽。時人及後世皆對他推崇備至，視之為天才詩人與藝術家，更是超凡脫俗的修行者。
王寵出生於蘇州金閶，家世並不顯赫，自明代以來，家族中並未出現過傑出人物。祖父槐庭公、父親處竹公皆以經營酒肆為生。童年時，王寵不幸喪母，父親又不善經營家業，導致家道中落。這個長達百年未嘗有子弟榮耀加身的家族，亟需後輩透過科舉考取功名，以擺脫貧賤之苦。
王寵與當時的普通讀書人無異，對功名熱衷，與許多權貴交往，希望得到他們的關照。少年時，王寵便受到長輩的青睞，十四歲時已被知府譽為奇童。正德初年，與兄長王守一同被選入學官，聲名鵲起。王寵擅長明經策問，其文風被譽「宏博奇麗，獨得肯綮」，禦史考試時，總是獲得贊譽，聲名遠播。由於他謙遜自愛，舉止端雅，尚未成年，吳門的名流都已為他的摯友。文征明回憶與王寵的交往時說：「我年長你兩旬，自幼便與你交往，無日不見。」。文征明對王寵兄弟的成就寄予厚望，曾寫下「百年有待麟呈瑞，千裏欣看雁逐行」的詩句，然而，這份期許最終未能實作。自正德五年(1510)起，王寵八次應鄉試，均未能考取，作為人們矚目的「三吳之望」，他的落第顯得尤為難堪。
王寵出身寒微，屢遭科場挫折，心中充滿了不平胡憤激。然而，他從不公開表露這些情緒，而是努力隱藏。許多朋友擔心他因抑郁而病，勸他敞開心扉，但他始終否認「不第」與疾病之間的關聯。嘉靖壬辰年(1532)，在致友人文之謙的信中，他對對方猜測他因抑郁而病的想法表示不認同，認為對方未能理解他。王寵的自尊心在一次次失敗中受到重創，由於恐懼失敗，他的心理常處於焦慮之中。
王寵，一位現實主義者，在家書中展現了與他人無異的一面：求情、送禮、回避、記恨，這些俗世行為他並不缺少。然而，他在公共場合所展現的形象卻大相徑庭。文征明在墓表中描述他「羞澀如同處女，謙卑如同蒙士，我所見過的，他從不失色於人」；顧璘則稱贊他「高潔明朗，堅守節操，對於世俗的聲名利祿不屑一顧，從不吐露粗俗之言，認為他是不可多得的清純之人」。王寵長期居住在蘇州郊外的石湖，經常與僧侶道士交往，但這並不代表他具有宗教情結。他雖然大談「悟得無生樂，行藏不離禪」，但這完全出於對健康的現實關註。
嘉靖辛卯年(1531)秋，王寵在南京參加最後一次鄉試後生了一場大病，之後兩年他一直臥病石湖。由於疾病，他特別關註養生術。在一首詩中，他提到了芝術、吐納與丹術，並期望有一天能像仙人王子喬那樣，達到輕舉飛升的境界。嘉靖丁亥年(1527)秋，他在南京與顧璘夜宴賞菊時，坦白地表示自己「中年無所成，渴望長生」，雖然還不懂得煉丹之法，但已經開始食用菊花。他不僅「終朝采芝秀」，而且「窺洞企丹經」，然而二十年過去了，他並不能如道士們所承諾的那樣，可以「輕松飛升」。盡管如此，王寵對道術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在寫於嘉靖癸巳年（1533)四月八日的一首詩中，他寫道：「釋迦產西海，李耳降東周⋯⋯而我抱沈瘵，龍堂願精修。津梁倘有悟，永作逍遙遊。」這反映了他對養生的迫切追求，有時甚至顯得有些病急亂投醫。
在給老師蔡羽的信中，他透露自己的病情已持續兩年，藥物無效，到了年底病情加劇，似乎命在旦夕。然而，一位奇異的僧侶出現，用符水治療他，半月之內雖然出血不止，但煩熱癥狀有所減輕。在給兄長王守的信中，他提到有術士預言他在庚辰年運勢低落，且在庚子年四十七歲時將遭遇大難。因此，他請求兄長與當地的饒、戴二公仔細推算，以決定吉兇，並急切地期待回信。王寵還曾向顧璘和王谷祥推薦一位姓何的浙江星士，認為他的占蔔「頗有驗」。
由於王寵在外表上對不平胡憤激的掩飾，對現實欲望的隱藏，他的書法作品無意識地強化了他恬退的一面。正如他的詩歌，隨處可見對隱逸生活的向往和對世俗富貴的蔑視。他透過書法中層台緩步的筆法，傳達出寧靜與優雅，透過類似脫落的點畫和生澀的筆觸，展現了他的孤高和與世隔絕的感覺，透過消減起訖痕跡，暗示了他人格上的深厚修養。總之，他想告訴人們，王寵是恬淡的，不熱衷於功名，無所謂窮達，更無心計。他滿腹經綸，卻不張揚，不以此淩駕他人。透過書寫，他想向當代和後世展現他的理想人格，盡管在現實生活中，他無法實作這一理想。
在萬歷時期，王世貞作為一位重要的鑒賞家，曾提出「以拙為巧」來評價王寵的藝術風格，認為這與文征明的精巧技法大相徑庭。特別是王寵晚年的作品，往往給人一種優雅、含蓄和稚拙的審美感受。這種「以拙為巧」的風格，成就了王寵獨特的藝術價值，他成功地擺脫了嘉靖時期文征明精致流暢的影響，主張蘇軾所提倡的「守駿莫如跛」的文人意趣。盡管王世貞非常欣賞這種風格，但他也承認，王寵的作品有時顯得比較刻意，這種姿態似乎是故意展示出來的，而非情緒的自然流露。
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記載了他去蘇州石湖探訪病中的王寵時的情景。王寵在這次會面中講的是官話，而非當地的吳方言。何良俊對此感到詫異，並將這一細節記錄下來，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王寵的矜持和刻意保持距離的態度。
嘉靖三年（1524年）甲申王寵三十一歲。而同年三月，臨摹褚遂良書，自跋雲：「衡山文先生，當世書家宗匠也，寵書何能窺郢氏之門，而顧蒙嗜痂，所不解也。昔年承命書此數篇，草堂讀書之暇，漫為提管，積五歲始竣，不揣足覽，幸先生教之。」言語間對文徵明推崇備至。以他深厚的魏晉功夫，對匠氣有余、品級不高的文徵明自然不會看不清，顯然或因輩分，或因文徵明對他的經濟提挈而出語偽飾。他於同年書寫的 【起對鏡作等雜詩卷】 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以書法而言， 呈現出的整體意境——拙而不滯、巧而不媚。這種拙，並非笨拙或粗率，而是一種大巧若拙而不滯，既有疾風驟雨般的痛快淋漓，又有步履從容間的穩健持重。相比文徵明行書，高明何止一兩個身位？
東漢的揚雄曾經提出「言為心聲，書為心畫」的觀點，這句話雖然對「書」的解釋存在多種看法，但「書為心畫」這一觀念被廣泛用來描述書法創作者與其作品之間的關系。例如，我們常常參照【世說新語】中王羲之「東床坦腹」的故事來解釋他的灑脫個性，並將這種個性與其書法風格相聯系。我們還試圖在書法作品的風格與書法家當時的情感狀態之間建立對應關系，孫過庭在【書譜】中將王羲之的【樂毅】、【畫贊】、【黃庭】、【太師箴】、【蘭亭】、【告誓文】等作品風格與其不同的心理狀態相對應。這些前人的教導讓我們深信書法風格是性情的自然流露。
然而，當我們探討王寵的書法時，我們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王寵並不是一個與世無爭的隱士，他有世俗的欲望，卻無法實作。他並沒有完全表達出這種憤怒和不平的情緒，反而極力壓抑和掩飾，以獲得「清純不可再得」的社會評價。同樣，他的書法也不是「不平有動於心」而「一寓於書」。我們所贊賞的稚拙、含蓄和優雅，只是他精心營造的一個面具。在這個面具背後，隱藏的是機巧之心、憤激之情和世俗之念。人們常常給予他的書法「無一點塵俗氣」、「天上謫仙人」等高尚的評價，但他的書法並不是性情的「自然流露」。顯然，除了書法與情感相一致之外，書法家和他的作品之間還存在其他的聯系。如果我們將書法視為王寵的一種逃避現實、潛為寄托的方式，也許這更加符合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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