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名思義，既然顧農先生的【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談的是「不一樣的陶淵明」，那麽就當然有一個「一樣」的陶淵明。換言之，作者心中有一個靶子，也就是大家司空見慣的陶淵明形象，或者說「神壇」上的陶淵明。無論是隱逸瀟灑陶淵明，還是忠於東晉的陶淵明，都充滿了理想的色彩，尤其是在兩者結合之後，陶淵明就「成了近乎神壇上的人物」。於是，作者的任務就是把陶淵明請下神壇，正如引言所說——「只有把陶淵明請下神壇，而自己則站起來平視這位大詩人，才能看清他的優異之處，才能真正懂得他」。
顧農著【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中華書局，2023年7月
將歷史中高高在上的人物請下神壇或是「去聖化」，這是近年來頗為盛行的一種治學態度。周誌文先生的【陽明學十講】也主張去聖才得真陽明。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觀念的改變，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傾向，同時也是一個值得玩味的邏輯。這一傾向的基本邏輯是歷代對陶淵明的建構是失真的，從而我們對陶淵明的解讀就成為了對歷代學者的一種挑戰，最重要的是我們所解讀的陶淵明才是「真正」的。因此，「歸去來」的不僅是陶淵明本人，也是陶淵明的形象，更是陶淵明讀者的心態。順著這個邏輯，我們不難發現【歸去來】的意義在於「漁」而不是「魚」，它絕不是只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陶淵明，用同樣的方法，我們也許還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杜子美或是不一樣的蘇東坡……
作為一種方法，必須面對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如何才可能「真正懂得」陶淵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歸去來】將陶淵明分成了兩部份：他的人生經歷與他的詩文思想。這樣的區分之中蘊含著不同的方法論。對於前者，需要憑借相對客觀的史料；而對於後者，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主觀的解讀。這對【歸去來】的讀者提出了頗高的要求，讀者們必須對文學史料研究和文本解讀分析的區別懷有自覺，如此方能理解【歸去來】分成上下卷的苦心，因為上下兩個部份都體現了作者的方法論，而抓住他的方法論，才是得到了「漁」。
在講述陶淵明人生選擇的過程中，顧農強調了「以詩補史」的方法。「以詩補史」是明清以來黃宗羲、錢謙益等人的主張。顧農在介紹陶淵明初仕之時正式地提出了「以詩補史」的觀念。這一觀念的核心在於相信文學——尤其是自述性文學——的客觀性和可信性。無論是對於陶淵明歸隱之動機與歸隱後生活的探討，其實都是陶淵明詩文與其他史料相結合後分析的結果。尤其是作者重點反駁的「忠憤說」，更是離不開對【詠三良】等陶詩的解讀。事實上，對陶淵明忠於晉朝的問題，梁啟超、李長之等人早已作了反駁，顧農的獨特性在於凸顯了前人對陶詩「過度詮釋」可能帶來的嚴重問題，提醒讀者「以詩補史」需要註意尺度。舉例來說，【擬古】其九中的「忽值山河改」「只不過是描寫地形地貌的變化」，而不一定要引申為改朝換代。
「歸」於原作的態度集中體現在對陶淵明詩文思想的闡發之中，顧農的這段話清晰地表明了他對陶詩的解讀方法：「陶淵明有些詩其實是不看專家的註釋或分析還好，看了反而覺得更糊塗的。這裏只好采取……自己來做主的大膽策略，直接面對原作。這時沒有中介也許更好些。」「自己來做主」是頗具後現代色彩的宣言，完全符合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所說的由讀者自己給文本帶去意義的主張。但是，讀者也許會思考另一個問題：為何自己比中介更接近真正的陶淵明？或者說，前人解讀的缺陷在哪裏？顧農指出了原因：「前人解說陶詩有一種帶規律性的有趣現象，就是凡遇到他不大弄得懂的作品或其中某些部份，就往當時的政治上拉……」以【蠟日】為例，清人認為「風雪送余運」意味著東晉已終而劉宋方興，而在顧農看來，這就是一首記錄當時風俗的詩歌罷了。將政治因素與詩歌脫離，陶淵明身上的「忠憤」色彩就會脫落，「一樣」的陶淵明也就變成了「不一樣」的陶淵明。
當然，【歸去來】的「漁」還是給我們留下了思考的空間：如果我們都接受了「不一樣」的陶淵明形象，那麽「不一樣」是不是就成為了「一樣」，若是如此，還會不會有其他「不一樣」的出現？有此疑惑的讀者也許是過度解讀了「不一樣」三個字。就當代學者來說，絕大多數的解讀是不可能完全全新的，「不一樣」並不是徹底否定了「一樣」，而是對前人的「一樣」做出適當的調整。就【感士不遇賦】來說，顧農就認為晚清劉熙載的評論最為中肯。正是在對前人的繼承和批判中，陶淵明的形象將會持續地「不一樣」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