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的這村那寨和白鹿原下的這寨那村的人家，多有親戚關系，原上的姑娘嫁到原下或原坡上的某戶人家，也多有原下的姑娘嫁到原上某個村寨的人家，親戚間的往來就很頻繁。單就我們這個不足40戶人家的小村莊說，竟然有六七戶人家都和原上有這種最親近的親戚關系，而我母親的娘家（我的舅舅家）就在白鹿原西頭的五坊村，兩個姨媽家也在原上的兩個很大的村子。這樣，在我尚未懂事也爬不動坡上很陡的土路的時候，據說是由父親背著我上原，每年正月頭上去向舅爺舅奶舅舅舅母拜年。到我能走得動的時候，一大清早起來便跟著父親母親出門上路了，從我們村子通舅家的原上的村子有一條斜路，大約七八裏，盡管天氣很冷，走上原頭的時候早已渾身淌汗了。
走上原頭的感覺是奇異而又新鮮的。天太寬闊了，直到眼睛所能抵達的模模糊糊的終南山的群峰（那時候尚不知終南山的稱謂，當地鄉民只說南山）；往北看，對面的北嶺（即驪山的南端，同樣在那時尚不知驪山的稱謂，當地鄉民只說北嶺），竟然遮擋不住天了；原上一馬平川，遠遠近近散落著大大小小的村寨，無論如何望不見東邊原的盡頭，便有一種神秘感。我之所以會有這種感覺，完全是我生活的小村莊所在的特定地域造成的。我們的村子緊緊倚靠著白鹿原的北坡，站在村子的任何一個角度，滿眼都是熟悉不過的坡坎和峁梁，刀裁一樣的原頂遮住了天空；往北看，便是驪山的南麓，同樣遮住了天空；在南原和北嶺之間的天空，藍的天或陰的天，永遠都是窄窄的一條長綹的天空，當地鄉民自我調侃說，生在咱這地方，一輩子只看一綹綹天。綹綹，通常是說布條的，一綹布條。在我能夠獨立走上白鹿原的時候，寬闊的天和平坦無邊的地讓我發生奇異的感覺就不足為奇了。
在我更生動鮮活的記憶，是上原賣菜。
在我考上中學的時候，家庭的經濟來源沒有了，父親種樹賣樹供我們兄弟倆上學，無奈樹長得太慢，供給不上兩個中學生的學雜費；村子裏已經建立了農業合作社，即使勞動有盈余，也得等到年終合作社決算後才能分配，況且多數人家都是倒貼戶。我在父親完全無法可想的困局裏，上完初一第一學期便休學了，後來在政府的幫助下復學，卻錯過了一個年級。記得是在復學讀完初一的那年暑假，出現了學生賣菜掙學費的新鮮事，而且很快形成了一股風氣。那些和我一樣先後考入初級中學的鄉村學生，其實大多數的家境相差不了多少，十個有九個都上不起每月大約要花費10元錢的學生竈，都是背著一袋子饃上學，每天三頓都是開水泡饃，伴著辣椒醬或鹹菜。即使如此節儉，每學期開學的十多元學雜費仍然成為每個學生家長的重而又重的負擔。這一年的暑假，不知由哪個村子的哪位腦門活泛又靈動的學生闖出一條掙學費的生財之道，從原下的農業合作社的菜園裏躉下時令蔬菜，第二天一早挑著菜擔上原，到原上的鎮子上去賣，賺下錢來，到暑假結束便高高興興交學費了。我很快就加入到這個剛剛形成的學生賣菜的不大不小的群體中了，心勁頗高，不用再擔心失學了。
白鹿原上自古缺水，俗稱旱原。無論大村小塞的鄉民，吃水是最大的困難，靠人力打下的深井，水多不旺，而且是人力所能挖到的極限深層了。吃水歷來困難，種莊稼自不待說是靠天吃飯，每年只種一料麥子，不種秋田，在於秋禾更費水，而當地的氣候特征恰恰是十年有九年的伏天都缺雨水，蔬菜就更談不上種植了。原下人調侃原上人說，寧可給你一個饃，不舍得給你一碗水。更有甚者說，原上人早晨起來，為節省洗臉水，夫妻兄弟姊妹面對面吐唾沫兒洗臉……原下的一個又一個村莊，門前流著豐沛的灞河清流，每個村子都有引灞河水自流澆灌的水田，還有不少稻地。在個體經營時代，幾乎每個村子都有一兩戶心靈手巧善於撫育蔬菜的農民，便有了收入強過普通莊稼的菜園；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農業合作社建立後，每個社裏都有相當規模的蔬菜種植地塊，作為合作社的副業。我們村子就有五畝地種植著傳統的韭菜、大蔥、蒜苗、茄子、辣椒和剛剛引進的洋柿子（西紅柿、蕃茄）等，合作社社員把這些蔬菜挑到原上的鎮子去賣。原上人自古以來就吃著原下人種的菜。
我在我們村子的合作社的菜園裏躉下時令蔬菜，多是大蔥、韭菜、茄子和西紅柿，總量一般不超過50斤，這是15歲的我挑菜上原所能承受的極限重量。
我和村子裏的小夥伴一起挑菜上原。天微明便爬起來挑著裝滿蔬菜的竹籠出門了，走不過一裏平地便上坡，目的地是狄寨鎮——我尚不知是用北宋大將軍名字命名的鎮子，大約十華裏遠，上原後到鎮子還有約3華裏平路，上原的陡坡路占過大半。我挑著蔬菜，出村子時尚不覺得壓迫，很快走過一裏平地開始踏上上原的坡路的時候，那裝著蔬菜的兩只竹條籠便沈重起來，出氣也急促了，汗水也冒出來了，直到肩膀疼痛不堪雙腳也難以跨步的時候，便招呼夥伴歇一歇……從出家門到上到原頂，少說也要歇四五回，上到原頂的那一刻，肩頭的擔子幾乎是扔到地上的，當即躺倒在地，汗水似乎洶湧而出，喘著粗氣的嘴連叫媽的氣力都沒有了。然而，心裏卻是一種成功的輕松，最難的坡路爬上來了。待喘息初定，便拿出用布包著的饃來，肚子也咕咕叫起來，吃完一個饃，便挑起兩籠蔬菜直奔狄寨鎮了。
狄寨鎮街道的兩邊，任由各種商販自選位置，先到者便先占得街道中間人來人往最稠密的一方地盤。我選定地盤放下裝菜的竹條籠，把各色蔬菜都亮出來，便坐在地上迎接買菜的顧客。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蔬菜價格，我從合作社躉來的時候，韭菜大約5分錢一斤，大蔥一角錢，西紅杮七、八分錢，挑到鎮子賣出時的價格都要翻一倍，開始時咬緊牙關不給購菜者討價還價的機會，如果銷售不順利，便只好忍痛降低售價了。印象深的事是算賬麻煩，那時候還用的是16兩為一斤的秤，買主如果買整數的蔬菜很好結賬，如果一斤二斤又帶著三兩四兩，結算就犯難了，我便用小木棍在地上劃拉乘法運算，往往惹得那些大叔小嬸癟著嘴笑，逗我說這個「土算盤」算的賬準不準？然後才掏出錢來付我。如果賣得順利，到人去集散的時候賣完最後一秤菜，挑起空籠走出集市的時候，便有一種想喊想唱的快樂；如果眼看著街道上的人越來越稀，籠裏的蔬菜還剩下不少，便著慌了，很自然地減價，而且大聲呼喊著「便宜了減價了快來買呀」之類的吆喝；如果仍然無人問津，便只好和同樣沒有賣完菜的夥伴重新挑起菜籠，到鎮子周邊的村子去叫賣，肯定會貼本兒，這是令人喪氣的事。
從初中一年級到高中一年級，每年暑假都是以割草和賣菜為主要勞動計畫。原上有三個較大的集鎮，另兩個集鎮每逢集日，除過下雨天，我都會挑著兩籠蔬菜去趕集，多數時日裏都可以賺一元上下的人民幣，也有賺不到錢乃至虧本的倒黴事。無論如何，每到暑假結束背著一袋子饃上學去的時候，口袋裏裝著我自己賣菜掙來的學雜費，是一種坦然，乃至驕傲。有一年賣菜收入頗豐，母親竟到供銷社買來機織的「洋布」，在鎮上的裁衣店為我做了一件四兜的制服，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制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