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走近中國」譯叢，精選自17世紀以降，側重18世紀至20世紀的法國作家、思想家、漢學家（含留法華人學者）研究中國文化有影響力的20多部作品，展現了那個時代中國的社會風貌、風土人情、政治經濟制度等，以及當時一些在華外國人的生活圖景。
這些作品的作者們, 一代又一代心儀「他鄉」「遠方」「別處」,不斷地瞭望中國、關註中國、描述中國,出於認知「他者」和反觀「自我」的內心需要，旨在借中國這面鏡子來返觀自己，確立自身的形象。長江日報【讀+】周刊采訪了叢書之【中國古代的節慶與歌謠】譯者，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人類學博士劉文玲，以及【牡丹之輝】作者，當代法國著名漢學家雷米·馬修，聊聊這些具有跨世紀影響力的作品是如何成為西方人瞭望中國的經典之作的。
■ 當代法國漢學家、作家雷米·馬修：
中國的文化熠熠生輝
致力傳播中國思想，交流多則誤解少
雷米·馬修
讀+： 您曾在著作【牡丹之輝】中這樣描述：「牡丹的顏色、芳香、富麗象征著中國的芬芳與色彩；牡丹熠熠生輝，照亮全世界的人民，而且首先照亮我們法國人。」您為什麽這樣形容中國？
雷米·馬修： 大多數法國人對古代中國、古典中國和現代中國一無所知，這讓我感覺不適，甚至惱火，因此我決定撰寫這本書。而法國人之所以不了解中國，是因為中國文明（歷史、文學、社會學、哲學等）在法國中小學教育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許多法國人中學畢業時對中國幾乎毫不了解，他們滿足於膚淺的知識，即有關中國和中國人的成見和誤解。
我認為，為了努力填補這些空白而撰寫這本面向普通讀者的小書是有用的。當然，我也意識到，這一貢獻微薄，單靠它無法填補資訊空白，畢竟這些資訊空白源於受教育階段的兒童期和少年期。但是我們在此有必要重申某些基本的無須高深的科學論證的真理。這本書的首要目的是提醒讀者：中國不僅在亞洲，而且在世界各地，都熠熠生「輝」（這種光輝以中國國花牡丹為象征）。
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促使我在過去50年左右的時間裏，透過研究和轉譯向人們介紹我所鐘情、愛戴的中國思想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總之，不管是面向漢學家同行，還是面向更廣大的非專業讀者，我都是從這一教育角度出發考慮我的研究工作，致力於在工作中傳播中國思想。
「走近中國」譯叢 錢林森 主編 中央編譯出版社
讀+： 15世紀以降東西方人相遇相識之後的漫長世紀裏，中國在西方人眼裏」，一直是個「謎」，因而一直被「誤釋」「誤解」。您如何理解這個現象呢？
雷米·馬修： 在語言、宗教和哲學上，中國是與西方希臘-拉丁世界、基督教世界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自19世紀以來，不管西方如何影響中國，中國依然獨特，因為中國保有其書寫文字、祖先崇拜與佛教，幾乎沒有接受基督教；最後，中國的哲學思想極少甚至沒有受到希臘思想的影響。而我們則不同，我們一切哲學和思考世界的方式都肇始於希臘思想。多虧了雷慕沙、伯希和及其他早期學者，科學的漢學自19世紀初就在法國確立。
我認為中國不是一個「謎」，只有我們不想了解的東西才會成為一個「謎」；此外，在19世紀和20世紀，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也會認為，歐洲人在某些方面是一個「謎」。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由於文化和科學交流日益增多，這些誤解逐漸消失，特別是清朝滅亡後，中國文人學者對西方產生了興趣，有些甚至前往歐洲學習。與此同時，早期法國學者和大文學家在中國生活、學習了很長時間，從而能夠更好地傳播中國的聲音及其藝術，他們有時轉譯、評論從而解釋了中國藝術。例如，我想到了沙畹、謝閣蘭、伯希和、克洛岱爾。
了解中國的過去，更懂她的現在
讀+： 您在本書導言裏這樣明確指出：要了解中國對我們說的話，首先要傾聽她的心聲，接下來才談得上理解。您為什麽這樣說？
雷米·馬修： 我在書中寫道，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特別是技術上和精神上的貢獻，法國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反之亦然，如果沒有歐洲的文化和文明貢獻，中國也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因此，我回顧了中國給人類科學技術帶來的巨大貢獻。法國人往往忽視中國人的這些貢獻，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
此外，重要的是透過研究中國社會及宗教狀況來理解中華文明。中國社會及宗教狀況與我們不同，這就意味著中國人的社會實踐、習俗和行為與我們相去甚遠。這就是現代語言中所謂的社會人類學，有助於解釋人們在日常環境中的行為動機：他們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秉持什麽樣的道德觀，他們有何期望，品位如何……共存顯然是可能實作的，也是人心所向。但在國家之間，共存取決於個人善意以外的其他因素，即經濟和政治利益，但這些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然而，提醒大家我們彼此虧欠，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彼此對全人類所作出的貢獻。中國不僅對亞洲，也對歐洲作出了巨大貢獻，這就是我想在這裏提醒大家的。
讀+： 多年以來，您致力研究中國古典思想，特別是中國神話、哲學以及先秦文學。您曾表達過一個觀點：現代中國是古代中國文化逐漸演化與主要源自西方的現代成果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我們不了解中國以前的面貌與思想，就無法理解她現在的面貌與思想。怎樣理解這個觀點？
雷米·馬修： 現在的中法關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值得註意的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語言文化的教學在法國獲得長足發展。現在，許多法國的大學開設漢學課程，其中多所大學甚至有博士課程。我不知道中國的法語語言文化教學情況如何，但我相信情況不會太糟！這顯然是中法兩國增進相互了解的必要條件，因為受過如此教育的專業人士將向公眾宣傳他國的文化（藝術、技術、文學等方面）成就與成果。就我而言，我希望盡可能廣泛地開發中國傳統文化——從古至今——的教學和傳播。這樣，當我們談論全人類的歷史時，才不會忽略人類歷史的重要組成部份。
即使是偉大的法國學者也將「人類」概括為地中海世界，這並不罕見，因為他們從未認真閱讀過有關中國的研究，因此也就無從得知，存在著一個與希臘—羅馬世界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文明世界。希臘—羅馬世界本身不應該被視為世界中心！
■ 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人類學博士劉文玲：
跨越世紀的「中國熱」，推動世界文化交融
歐洲的「中國熱」，離不開這些力作
劉文玲
讀+： 17、18世紀來華外國人的遊記和著述，所展示的中國形象、中國資訊、中國知識，直接構成了18世紀歐洲「中國熱」主要思想資源。請介紹一下這其中有哪些著名的作品？這些作品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劉文玲： 18世紀在歐洲形成的「中國熱」不是一個突然憑空出現的潮流，而是甚至可以追溯至早期13世紀時馬可·波羅、魯布魯克等人的遊記所產生的後續影響。從16世紀末期開始，就出現了第一批漢學著作，使中國在歐洲形成了一股「時髦」之風，中華文明成為歐洲學者研究的主題之一。
17—18世紀是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的鼎盛時期，他們的在華活動帶動了大批西方宗教和非宗教的旅行者與中國的交往，為中學西進開辟了新局面，同時也開啟了歐洲漢學發展的新時期。
西方派遣大量的傳教士來中國，其目的是要向中國傳播西方文化，歸化中國。然而，結果正如已故學者耿昇所言：這些早期的傳教士入華後的所作所為，與其宗旨不大相符，形成了「渡人反被人渡」的局面。他們向中國傳播西方文化方面的成績，反而不如他們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的成績那麽斐然。
他們向歐洲介紹中國形象，主要表現在對漢語語言文字詞典的編撰，中國古典文明、中國歷史、地理（地圖學）以及音樂繪畫等方面的研究和介紹。
其中，在漢語學習和詞典編撰方面，比如利瑪竇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跡】，金尼閣在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資】，葉尊孝編寫的【漢字西譯】，馬若瑟編寫的【漢語劄記】等，他們的記載和研究為19世紀以後西方漢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比如馬若瑟的【漢語劄記】為法蘭西學術院第一位漢語語言文學教席主任雷慕沙完成【漢語語法基礎】提供了基礎。
另外，還有關於中國社會的百科全書式著作，比如法國耶穌會士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對中國進行了豐富詳盡的報道，包括中國的政治制度、軍事、瓷器、建築等內容，成為18世紀歐洲人了解中國的重要參考書，對伏爾泰、魁奈、萊布尼茲等人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杜赫德編輯了【耶穌會士書簡集】並根據這些書信編撰了【中華帝國誌】，啟發了西方思想——比如孟德斯鳩確定了法律與道德風尚之間的原則，伏爾泰看到的理想政府模式，還有魁奈的經濟理論，都是從【中華帝國誌】中找到其思想源泉和依據。
還有錢德明和南韓英編著的【中華雜纂】，它的法文全稱是【中國人的歷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回憶錄】。這本著作被認為是啟蒙時代耶穌會士漢學的一座真正歷史豐碑，極大地推動了西方漢學研究。【耶穌會士書簡集】【中華帝國誌】和【中華雜纂】構成18世紀歐洲三大漢學巨著，在半個世紀間相繼於巴黎出版，將法國人的中國研究推向鼎盛。
同時，耶穌會士也關註中國歷史的研究，比如宋君榮撰寫了【中國史論集】【蒙古史】以及【中國天文學史】。他是以一種客觀的精神來揭示中國，為中西方史學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他還轉譯了【禮記】【易經】【書經】。
這一時期，除了傳教士漢學以外，還出現世俗漢學，比如黃嘉略在弗雷萊的協助下首先轉譯了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玉嬌梨】，雖然黃的譯本未能刊印，卻成為開啟中國文學西進的先驅之作。作為中國最早的文學總集【詩經】，也是在這個時期由傳教士譯介到西方的。宋君榮不僅譯註【詩經】，還運用其中的資料來研究中國的天文歷史。
另外，18世紀傳教士不僅向法國介紹中國詩歌，還將中國戲劇也介紹到法國。最早的一部就是元雜劇【趙氏孤兒】，它是由馬若瑟神甫轉譯的，於1736年在巴黎問世，隨後在西方出現了英、俄、德譯本，被廣為流傳，引起一些作家、批判家和劇作家的關註，其中反響最大的是伏爾泰，他認為這部中國戲劇使人了解中國精神，並以此為素材創作出【中國孤兒】，並於1755年於巴黎公演，借此將中國形象搬上法國戲劇舞台，拉開了中法文化文學交流的歷史序幕。這一期間還有很多文學譯本，比如錢德明的【盛京賦】、殷弘緒的【今古奇觀】、赫蒼璧的【古文淵鑒】【列女傳】等。
當然還有一些關於中國繪畫、音樂、藝術方面的介紹，總之，我們借用安田樸的論述：17—18世紀「中國熱」風潮期間產生大量關於中國的論著，使西方哲學家可以利用中國形象向保守的天主教挑戰。換句話說，歐洲思想家將中國作為工具，為他們自己的政治哲學服務，而不完全是學術方面的。
讀+： 在您轉譯的【中國古代的節慶與歌謠】中，我們看到法國漢學家葛蘭言對【詩經·國風】的研究。他對中國古典文集進行新價值挖掘，為法國乃至西方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力？
劉文玲： 作為法國20世紀的漢學家，葛蘭言、伯希和馬伯樂均為法國漢學大師沙畹的弟子，但卻走了一條與其兩位同門截然不同的學術道路。或者說，從一開始，他就對19世紀法國漢學研究特征持有批評觀點，而表現出一種返歸18世紀漢學家傳統的意願。
沙畹是司馬遷【史記】的譯者和研究者，他在法國漢學界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或許正是在沙畹的影響和啟發之下，葛蘭言在北京親自「考察」了17個月（1911年—1913年）。對於葛蘭言來說，中國是他理論「驗證」的田野，葛蘭言關註的是中國傳統的古老文本。
葛蘭言在文獻中尋找構成古代中國社會的各種素材，比如農民季節性節慶婚葬、出生習俗，民間和貴族階級的信仰，禮儀分類和規定，中國的神話、語言以及思維方式等等，追溯其根源。但在方法上，他已經意識到當時中西方語文學家所重視的文獻學方法，也就是說，對文獻進行詞匯或句法的批註、索引等分析方法不再可能適用於中國研究。
他認為，從民族學的角度上看，中國學者就像民族誌研究中的資訊提供者一樣，他們過於偏重將文獻中的事實理性化，以他們所處時代的道德意識來闡釋事實；而他所側重的是思想事實與制度之間的關系，要真正理解歷史文獻史料，從文獻中發掘古代特征，就要擺脫傳統的釋古學體系。所以，葛蘭言從中國最古老的詩集【詩經】出發，采用一種創新性的閱讀方法，透過這種顛覆性闡釋，來重新書寫中國古代歷史，了解中國古代社會，挖掘古代中國社會制度和民俗的事實。
葛蘭言的漢學研究方法，被認為是結構主義學者的方法，建立一套關於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演化論。西方有不少學者，比如美國普鳴就曾在其兩部著作【成神】【作與不作】中重新考察了葛蘭言對於中國文化思想研究的價值，指出「若能夠剝離其演化論框架，在分析這些（文本）張力的本質之時，葛蘭言對解讀早期中國敘事的具體建議極為有益」。
「走出去」，實作世界文化和諧交融
讀+： 在歷史長河中，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碰撞，都曾給對方深刻刺激和影響。盡管東西方文明在價值硬核上並不相同，但都是人類美和智慧的結晶。中華文化如何在中西方文明交流交往中實作和諧共生的？
劉文玲： 東西方文明由於各自的文化差異，在交流和碰撞中難免會給彼此原始狀態帶來沖擊和影響，正如17—18世紀中國文化精英與傳教士之間，是在相互誤解的基礎上，達成表面的共識。這說明文化雙方首先要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與溝通，透過文化交流活動，促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開展深入對話；其次要心懷尊重和包容，以尊重和包容的態度對待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與共同點，保持開放心態，避免偏見和歧視的存在；三是要懂得吸收和融合不同文明中的優秀元素為我所用，促進中華文化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四是積極保護和繼承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和傳統，同時進行創新發展，弘揚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核，提升人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最後要開展合作共贏，建立多元文化交流平台與機制，鼓勵不同文明之間的合作，促進文化互鑒，實作和諧共處。
中華文化在中西方文明中，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的獨特性和張力，同時也需要註意與其他文明進行有益的交流與融合。
讀+： 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在您看來，推動文化「走出去」最關鍵的是什麽？
劉文玲： 在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首先從思想上，應當有文化自信和價值感。這種自信不是盲目的，應該對中華自身文化有充分清醒的認知和理解。也應借他山之石、借外來之鏡加以關照——即堅持中華文化的獨特性和魅力，同時也需要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我們需要一種包容開放的態度，尊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透過交流，促進多元文化共存。
其次，我們要考慮推動什麽樣的文化「走出去」？一般來說，這種文化需要具有中華文明特性，能夠體現普遍的人文關懷，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引起情感共鳴，推動世界跨文化溝通與理解，是以人為本的積極向上的一種文化；另外，這種文化需要具有傳承創新並重的特性，既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又具有創新性，符合當代社會的發展需求；第三，這種文化能夠融通中西方思想，在保留中國思想文化深刻內涵的同時，還能夠形成與世界其他文化進行對話交流機制，實作世界文化的和諧交融。
另外在實踐方面，要重視文化軟實力的發展，透過文化產品、文化計畫等方式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借助新興的傳播技術手段，形成多模態文化傳播渠道，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
另外，我還想說的是，從西方漢學史發展來看，語言是一個重要的基石，它在文化文明交流方面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盡管目前機器轉譯等技術手段可以替代人工轉譯，實作跨語言交流，但這也只是表層符碼交換，無法實作深層的解讀和表達。要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我們依然需要一批通外語懂專業的國際化外語人才。因為世界的交流與溝通是透過人的情感互動來實作的，而不是依靠機器來完成的。
（長江日報記者馬夢婭）
【編輯：張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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