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雲：「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隋唐以前所謂「家有塾」，主要是士族或大族的家塾，與庶民關系不大。北宋以降，隨著宗族社會和義田、義莊的發展，族學不再為士族專有，而漸及一般宗族。 族學衍生於宋、元時期，明、清兩代迅速發展，清中葉進入了黃金時期。 族學是一族或幾族設立的義務學堂，多稱為族塾、義學、書院等，由宗祠或義莊管理、經營，為本族及姻親子弟的讀書場所。而數量更多的家館，常稱為家塾、散館、書房、書屋等，多為獨家開辦，規模較小，有的也面向族內或姻親子弟，均屬民間教育場所。
清代族學散布各地，屬於私學範疇，卻是清代漢學繁衍的根基。族學以讀書識字、敦親睦族、人倫教化為基本目的。所謂「自古家塾之建，原為培植子弟，教育人材，以儲齊治均平之具……其所以為學者，皆明人倫之道也」。 許多族學為書香門第或富家大族所立，寄予了提升家族地位的期望。 乾嘉年間，王昶的家祠有田八百余畝，並設有家塾。其友王鳴盛記雲：王氏家塾有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一千卷，「立國以養人才為本，教家何獨不然。今合族子弟而教之，他日有發名成業起為卿大夫者，俾族得所庇茠，則無義莊而有義莊也。即未能為卿大夫，而服習乎詩書仁義之訓，必皆知自愛，族人亦得相與維系而不散，其利不已溥乎？」這揭示了族學肩負的教化和興族使命。
族學規模不等，設施參差。 一些殷實之家不僅有蒙學，還有學術意味較濃的書院。家族書院在宋、元時期已不罕見，有的「書院本為家塾，後來擴大規模，變為書院」，成為宗族及鄉裏子弟的就學場所。家族書院至清代不衰，在地方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乾嘉「盛世」，家族書院紛紛出現。湖南衡山向氏在清初已有鄉、縣二祠，乾隆間再修家乘，增廣祭田，設義學以誨子弟，建家塾，立書院，房屋十間，可容生徒50余人，與衡陽石鼓書院規模相當，名為「竹林書院」。某年夏，官員範某路過，對其族長說：「不若易‘愛蓮’二字較穩。」向氏族人遂更名為「愛蓮書院」。「書院」經營完善，以至士人贊譽：「吾衡諸望族不無義學，而家塾之宏敞未有逾於此者。」不獨向氏子弟就學其中，「而他姓之負笈者亦聞風而至」。向氏書院更名之事，既可見周敦頤【愛蓮說】的影響，又反映其超越家族界限的傾向。
道光以降，家族書院並未隨國勢而衰落。 浙江湖州菱湖鎮王姓中下層官紳捐獻房屋、地產，創辦龍湖書院，後人稱為「菱湖王氏書院」。在經濟發達的無錫，除有官方助建的東林書院、二泉書院和城南書院外，也不乏紳商興建義學、社學之舉。嘉道以降，無錫著名的家族書院有建於嘉慶初年的秦氏書塾、華氏書塾，建於道光年間的孫氏書塾、侯氏書塾，建於同治年間的楊氏書塾、華氏書塾、季氏書塾、過氏書塾（兩所）等。這並非無錫家族書院的全豹，卻在江南地區具有代表性。
清代「族之有家廟者十之六七，而其所謂家塾者，十無二三」。族學非每族皆備，有些族學也兼收姻親子弟，如著名的常州莊氏。其姻親子弟趙翼、劉逢祿等人早年均在莊氏家塾習讀經史。在外家學習的劉逢祿、宋翔鳳均傳承、發展了莊氏今文經學，對清學格局的轉變產生了深遠影響。
太平天國戰火之後，同治至光緒年間，族學呈恢復、發展之勢。 20世紀初年廢科舉、興學堂之後，興辦族學不再如火如荼，但其重要性並未消失。一些族學成為新式學堂的基礎，如吳縣沈氏書院在鹹同之際毀於戰火，光緒初年得以重建。清末廢除科舉後，族人便嘗試「改革書院，建設學校」。嘉道顯宦陶澍的族學變化在近代具有典型意義。
民初，安化陶氏的家族學校遍布資江一帶，達九所之多，還不算外縣的陶氏族學。民初安化的國民學校多在族學基礎上改建而成，顯示了族學與近代教育的密切聯系。與此同時，近代新辦學堂也多帶有家族性。一些著名的族學，如武進盛宣懷家族的人範書院、無錫榮德生家族的豁然洞讀書處都從族學轉變為新式學堂，體現了新舊融合的特征。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