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國茶葉生產大發展和茶文化大興旺時期。五代後周滅亡後，宋太祖於開寶元年（968年），即接管了北苑禦茶園。至太平興國元年（976年），朝廷開始派官員駐北苑督造團茶。此後，在鹹平初至慶歷初的40多年間，先後有丁謂和蔡襄任福建路漕（轉）運使，駐建安督造貢茶。其時，建安、政和均為貢茶主產地。作為皇家禦茶的生產地，最興旺時期整個北苑茶區有官、私茶焙1336處。
據明嘉靖【建寧府誌】卷20記載，時北苑「設官焙三十有二，小焙十余，又有內園三十六所，以供玉食。外園三十八所，以備賜予」。在這眾多的官、民焙中，有不少就在政和縣境內。據北苑現存的「鑿字巖」刻石，其核心範圍東至「東宮」，按其地理位置及裏程推算，此「東官」焙極可能在政和古之裝城裏東嶽宮附近（宋鹹平以前屬建安縣管轄，今屬石屯鎮長城村），據當地老人說，在明朝的時候從沈屯到東嶽宮一帶到處都是茶園，所產之茶要進貢給朝廷。因此，在該處存在官焙並非子虛烏有，唯其遺存目前尚未發現。
宋代之貢茶除了極品供皇帝玉食外，還要賞賜皇親、大臣，因此所需之量很大，光靠官焙遠遠不夠，於是在北苑周邊經嚴格遵選確立部份民焙，按貢茶要求生產，其茶品透過「鬥茶」或行家評定，拼人官焙之茶入貢。這一做法在宋初就已有之。近年，在政和縣澄源鄉前村發現一部珍貴資料：前村【宋氏宗譜·雜事記】。該譜編纂於宋建炎四年（1130年），距今已885年。【雜事記】以條目形式記述宋氏先祖從人遷政和定居，到繁衍、分遷置業等情況，每條設為一「牘」，詳略不一。
從現存資料看，【雜事記】記述從東漢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3牘），至北宋末宣和七年（1125 年、210牘），共1075年間宋氏家族內所發生之重大事件，類似於今人撰寫【大事記】。其中有不少關於茶事的記述，為政和茶史提供了許多旁證資料。如「百一拾一牘」記載：「唐貞元乙醜，北瑯公置茶園坑山一所，下至溪，上至分水，左、右至潘山」。貞元乙醜為唐德宗貞元元年，即公元785年，其時宋氏已墾辟茶園，此為政和種茶歷史在民間文獻中的明確文字記載。這一時期正是福建觀察使常袞在建州創制研膏茶的時候。
此後【雜事記】又多次記述「茶園坑」的情況。「茶園坑」因遍地植茶樹而得名，其址在今鎮前郢地村，至今地名未變，且依舊茶機遍野。尤其令人驚嘆的是，「百七十一牘」記載：「（後周世宗）顯德已未（959年），十七公炂入留源，十五公燦屋半溪。宋太祖建隆壬戌三年（962年），十八公灼，龍焙貢茶進建州後進禦十七公後以茶積富矣！」留源，後改劉源，即今鎮前鎮之湘源村。這一記載證實，早在宋太祖之時，在關隸鎮境內的確已有「龍焙」存在，是北苑眾多「外焙」之一，其生產的貢品白毫茶（非後來的銀針茶），是透過建州北苑漕官而進禦的，並不是像民間所說的透過一名太監呈送給皇帝，更與奸相蔡京無關。
為弄清「龍焙」所在地點，政和縣方誌及茶葉等部門專業人員多次深人湘源一帶考察，經反復調研，確認當年宋氏「龍焙」所在地在湘源南面今下莊村附近的茶坑（不同於郢的茶園坑），其地名也因茶而得，在該處不僅可見到古茶園和焙址遺存，而且在一塊巨巖上尚隱約可見「供禦」二字碑刻。在焙址附近，原有一座涼亭，供往來茶官或旅人休憩品茗，名為「儀鳳亭」，此亭在民國初尚大部完好，據老輩人回憶，當年亭梁上有一副對聯雲「新焙初成喜獻禦；宿香半留且嘗賓」這也證實茶坑確為宋代龍焙之所在。可惜此亭在新中國成立前倒塌，後村人在原處重蓋一亭，但頗簡陋，現涼亭雖在，但僅供避雨和放置農具之用。
在「龍焙」之南不到1公裏處，有一座規模頗大的古剎資福寺，該寺始建於五代閩永隆元年（939年），建築總面積近3000平方米，相傳在宋代最興旺時期有僧眾近百人。古時佛教界提倡「茶禪」，有「茶佛一體」之說，故古剎周邊往往茶園遍布，時至今日，從「龍焙」所在的茶坑到資福寺所在的坑塘村，仍然是舉目見茶，而且仍然有廠家在此設廠生產高山雲霧茶。可見當年豐富的茶葉資源不僅為寺院茶提供了條件，也為「龍焙」提供了優質原料。又據【宋會要輯稿】「食貨卷」記載：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建寧府之建安、甌寧、建陽、崇安、政和產茶葉983，49萬斤，這是目前見到的政和茶葉輯人國史文獻的最早文字記載。
宋徽宗趙佶在政治上是庸才，治國無方，然在文學藝術方面卻是個天才。無論詩歌書法都堪稱大宗。他特別鐘情於茶葉，並深有研究，所著【大觀茶論】乃中國古代茶學上之精粹，是繼陸羽【茶經】之後最具影響力的茶學著作。趙佶特別鐘愛白茶，在【大觀茶論】中專門設立「白茶」之目，雲：「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雖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過三五家，生者不過一二株，所造止於二三銙而已。」宋代政和所產之茶多數正是這種由「崖林之間偶然生出」的野樅培育而成的白毫茶。這種白毫茶透過建州北苑供禦到朝廷，故當年蔡襄在任福建漕運使時，才有【詠白毫茶】之作：「北苑靈芽天下精，要須過寒入春生。故人偏愛雲腴白，佳句遙傳玉律清。」
關於宋代政和所產之白茶，2009年中國考古界有一次重要發現。據央視新聞報道，當年，陜西省考古和歷史工作者，在一次對西安藍田呂氏家族墓葬的發掘中，令人吃驚地發現距今1000多年前的茶葉和銅質茶葉渣鬥，在「渣鬥」上還附著有茶葉，甚是罕見。經考古專家鑒定，這些茶葉竟是產自福建政和縣的極品白茶，這一訊息引起極大轟動。筆者經證諸【宋史】等文獻資料，藍田呂氏乃北宋中後期京兆地區的望族，據【列傳】所載，呂氏家族三代高官，呂祖通曾為太常博士，其子蕢，比部郎中，生六子，五人登科。長子大忠，歷任晉城令、秘書丞，元豐中，曾任河北轉運判官。
元祐初，先後改任工部郎中、陜西轉運副使。紹聖初，加寶文閣直學士。次子大防，神宗時進士，任著作郎，知青城縣。英宗時任太常博士。神宗立，知泗州，為河北轉運副使。哲宗時召為翰林學士。元祐初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曾參修【神宗實錄】。三子大鈞，曾任光祿寺丞，知三原縣，後又先後知涇陽、侯官等縣。丁外艱，居家講道數年，起為諸王宮教授，曾監鳳翔船務。四子大臨，通「六經」，尤邃於【禮】，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選秘書省正字。就是在這樣的達官望族的墓葬中何以會有政和白茶呢？其原因可能一是皇帝的恩賜，當時白茶極為珍貴，只有皇帝的近臣可能偶然得到少許賞賜。其次因呂氏兄弟中大忠、大防分別擔任過陜西和河北的轉運副使，都是專管茶鹽漕運之官，他們與福建漕運官之間必有交誼或許這也是一種「近水樓台」吧。
但進一步考證還發現，呂氏兄弟中的呂大臨不但是北宋名士、金石家，而且與閩北有一種特殊關系一一大臨與謝良佐、遊酢、楊時均為程門弟子，世稱「程門四先生」。遊酢、楊時均系閩北人，好友至交間以名茶相饋贈是常有之事。再者，呂氏兄弟生活的年代正是朱松在政和任職的前後，同為理學傳人且愛品茗的朱松與大臨或許也有交誼，政和白毫茶可能就是因為這些原因在宋代就已名播京都。也正是在這種種原因的影響下，愛茶如命的徽宗皇帝才把自己的年號賜給關隸作縣名。
對於宋代政和茶葉之情況，其實早在明朝永樂二年 （1404年） 郭斯編纂的首部【政和縣誌】中就可見端倪，該誌卷之三的「土物」載：「茶出東平裏及政和南裏、政和西裏諸處，然因地脈所致，其品各異，間或有佳茗者則為尚品也。」在此條記載之後，主纂者郭斯屋又加按語雲：「......政邑褊小，所產之土物與鄰邑無殊，堪書者寥寥，惟茶、竹兩宗乃地利土宜，天賦所致也，足以與旁邑相。稽之袁邑侯【小錄】，則雲五季時，關隸之地野樅遍布，其葉銀毫隱伏，其湯乳花殊白，山民目為珍物矣。余忝幕茲邑之初，嘗詢之西、南裏父老，雲其先嘗有以茶為業且積富者。後閱西裏【宋氏雜事記】，則有雲後周顯德已未六年，其祖炂、灼二公人居劉源，辟茶坑之圃。
宋太祖建隆壬成三年，制龍焙貢茶，進建州後貢禦，後遂以茶極富，此亦政邑土物之翹楚矣！」這是宋代政和盛產白毫茶並置龍焙進貢的官方文獻。同時，在該誌的卷一「沿革」中雲：「政和縣古福州寧德縣關隸鎮之地也，宋鹹平三年升為縣，隸建州......政和五年改賜今名......」一個「賜」字了得，這說明在明朝初期，關隸因皇帝恩賜而改名之事就已載人史冊。那麽，因何而得賜縣名呢？也是在明朝時就有證可循。明正統三年戊午 （1438年），政和因風調雨順，田產佳禾，茶開瑞枝，縣人在佛字庵舉行盛大茶會，並建七級浮屠祈福（即今塔山小石塔）。在塔身六面各鐫有文字，其中東南面刻有寺僧宗妙四言詩一首雲：「關隸古鎮，佳茗香飄。聖諭賜名，萬世永標。」雖寥寥數言，但真實地反映出政和因茶而得賜縣名的史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