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基礎
西醫：以物質形態為核心基礎
西醫的根基在於形態學。當我們踏入西醫學習的門檻，首要任務是研習人體解剖學和組織胚胎學。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深入探索肌肉、骨骼、神經、血管等可觸可感的物質實體。同時，組織胚胎學透過顯微鏡、電子顯微鏡等高科技手段，使我們能夠清晰地觀察到組織和細胞的微觀狀態，從而進一步加深對生命科學的理解。
當前，我們所進行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同樣能夠驗證基因變化或訊號傳導中介質的變化。據此，西醫學乃是以物質形態為核心基礎的醫學體系。
中醫：超越物質形態的功能概念
然而，中醫的核心理念根植於「氣一元論」與「陰陽五行學說」等深邃理論之中，這些理論是超越物質形態的功能性概念體系。具體而言，以脾臟為例，在西醫學視角下，其被界定為單一的免疫器官，即便切除，亦不致危及人體生命。然而，在中醫理論中，「脾」之概念遠為豐富，它承載著運化、吸收之重任，其職能範疇廣泛涵蓋了西醫消化系統之整體功能。此外，「脾」還深涉情誌領域，藏誌於內，七情之中以思為主，過度思慮則易傷脾，由此可見，「脾」之健康與人的情感狀態緊密相連。在臨床實踐中，脾之功能若發生紊亂，往往會波及至其他臟腑，引發連鎖反應。因此，中醫之「脾」與西醫所言之「脾」，在內涵與外延上均存在顯著差異，不可混為一談。
中西醫臟器混淆源於西醫引入時借用中醫五臟名稱。西醫發展趨向微觀，從解剖學到細胞、DNA、RNA、基因改變等；中醫則宏觀，考慮四季、天氣、地域等因素，臟腑間相互影響。月球重力影響人體水分，針灸學提出「月圓勿補，月缺勿瀉」。中醫用藥需考慮季節地域差異。中西醫發展方向不同，用西醫解釋中醫現象難以清晰。
治病依據
西醫診療體系歷經演變，由傳統經驗醫學逐步邁向循證醫學的殿堂。在廣泛實施的臨床試驗中，雖力求標準化，然現實情境紛繁復雜，非每位患者均能精準契合入組標準。鑒此，個體化治療理念應運而生，旨在透過臨床試驗進一步驗證其科學性。然而，隨著分子生物學領域的迅猛躍進，西醫領域又湧現出「精準治療」的新思路，標誌著治療理念的又一次深刻變革。
反觀中醫，其治療之道根植於歷代先賢的深厚經驗與智慧結晶，始終強調個體化治療的核心理念。在中醫理論體系中，同一致病因素作用於不同體質之人，所呈現的證候各異，故用藥亦需隨證而變。譬如，兩人同時外感表邪，若一人陰虛體質，則易罹患「風熱」之癥；而另一人若陽虛體質，則更可能遭遇「風寒」之疾。臨床實踐中，即便癥狀同為發熱，因辨證結果大相徑庭，所施藥物之藥性亦可能截然相反，充分彰顯了中醫個體化治療的精髓與靈活性。
辨病與辨證
西醫將辨病視為治療的基石，若疾病診斷未明，則治療將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以患者發熱為例，若未能明確其發熱的根本原因，醫者僅能采取退熱藥物等對癥治療手段，而無法實作疾病的根治。因此，唯有確診明確，方能精準施治，有效控制病情，進而達成疾病的徹底治愈。
中醫診治之道，首要在於辨證施治，同時輔以辨病之法，然其根本，仍在於精確辨證。譬如「溫病」之診治，必先透過細致入微的衛氣、營血與三焦辨證，以明確證候，而後方能施以精準治療。
在臨床實踐中，醫務工作者常面臨診斷難以明確之困境。當西醫手段顯得力不從心之際，中醫則能在不明具體病名的情況下，依據辨證施治的原則進行治療。譬如，針對臨床常見的「無名熱」癥狀，尋求中醫治療往往能取得更佳效果。又如在處理情誌類疾病時，西醫或將其歸類為「焦慮、抑郁癥」，而中醫則透過深入剖析臟腑功能、運用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有效解決了患者的痛苦與困擾。
局部與整局體
西醫在診療過程中，尤為關註病竈之局部，同時亦兼顧機體之整體狀況；而中醫則秉持整體觀念，以全域為基，亦不忽視具體病癥之局部表現。於臨床實踐之中，若遇心絞痛之患者，西醫常規先行心電圖、心肌酶譜等檢測，並囑患者含服硝化甘油，旨在減輕心臟之負荷。反觀中醫，對於心絞痛之診治，則依據四診合參之法，細辨其病因病機，究其為血瘀所阻，抑或氣滯不暢；是胸陽不振之征，還是中焦氣機受阻之象；亦或是上熱下寒之體，心腎不交之癥。總之，面對心前區疼痛之共同表現，中醫之治療策略更顯個人化與精準性。
又如高血壓病伴頭暈之癥，若脈象弦硬，中醫多辨證為肝陽上亢。依據五行學說，肝屬木，腎屬水，木需水以滋養。此時，醫者還需深入探究，判斷此肝陽上亢之象，是單純因肝血不足所致，抑或根源在於腎陰腎陽之不足，進而引發肝陽之亢盛。
進步的基石
西醫之發展，皆需物理、化學、電腦等諸多領域之共同進步。物理學中射線之發現，極大地推動了放射檢查及放療技術之革新；光學領域之不斷前行，則引領現代醫學深入微觀世界之探索；化學之顯著進步，則不僅促進了制藥產業之飛躍，亦深化了人類對人體生化過程之理解。而今，電腦計算能力之飛躍式提升，使得大數據分析成為可能，極大地方便了科研與實踐工作。回溯往昔，人類基因組計劃曾耗費巨大人力物力，而今，二代測序技術之問世，已使基因組全序列測序變得簡便易行，且能精準分析表觀遺傳學之變化，如甲基化、乙酰化等現象。
反觀中醫學，其進步歷程乃是在無數臨床實踐中逐步累積而成。以外感病為例，張仲景所著【傷寒論】影響深遠，致使千百年來中醫在治療外感病時，多循傷寒之思路。然至明末清初，戰亂頻仍，瘟疫肆虐，傳統傷寒治法已顯力不從心。俞嘉言、吳又可等名醫，勇於探索，對溫病進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吳又可，以大劑量石膏成功救治眾多患者，為溫病治療開辟了新徑。隨後，葉天士、吳鞠通、王孟英等名醫相繼崛起，他們不僅繼承前人智慧，更勇於創新，最終形成了溫病獨特之三焦與衛氣營血辨證體系，以及多樣化的治療方法。用藥方法。因此，中醫的進步是診治大量患者後經驗的積累，並逐漸形成了一套體系。
下面再來談一談「科學」的問題
古代西方國家醫學的「四體液學說」認為人體由血液、黏液、黃膽液、黑膽液組成，這些液體的平衡是生存基礎，影響氣色、氣質和性情。醫學還強調心身、人體與自然的聯系，健康受生活方式、心理、環境、飲食、鍛煉、心態平胡及意誌力等因素影響。
古代西方醫學重視患者特殊性和獨特性，關註患者而非疾病，與中醫相似。文藝復興後，西方醫學由經驗向實驗轉變。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論】，建立人體解剖學。
中國最早使用「科學」一詞的學者為康有為。新文化運動中，科學被廣泛套用。從我們現在所知的最早的中醫典籍【黃帝內經】，成書是在戰國與西漢時期，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漫漫長河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應對幾次席卷全球的瘟疫流行中醫功不可沒；
古羅馬帝國因瘟疫消亡，中醫歷經千年驗證。科學以理性、客觀探索真理，不斷自我否定。中醫基於樸素哲學，以「氣一元論」「陰陽五行學說」為真理，調節陰陽平衡治病，屬哲學範疇。
因此，中醫治病的核心離不開哲學思維的「辨證」。中國中西匯通的第一人張錫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有這麽一段話：「吾中華醫學貽自開天辟地之聖神，其精到之處原迥出西人之上，而欲以西人形跡之學以求吾中醫至奧之理，庸可得乎。世之輕棄國粹而篤信西法者，尚其深思愚言哉。」
因此，以科學來盲目衡量中醫是不合適的。 近代，西醫的發展與優勢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有缺陷之處，而中醫恰好與之互補。因此，兩種醫學體系各有優勢，如果能夠取長補短實為患者之福。厚德載物，有容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