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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強:三個林彪也打不了我一個

2024-07-25歷史

1975年3月29日,鄭洞國(右)與文強(左

說起內戰戰犯,如杜聿明、黃維,無人不知,說起文強,卻有許多人不甚了了。其實,文強其人,一生遭際,可謂勝過任何傳奇。

在軍統中做到最高軍銜的文強中將,是活的最長的一位被俘將軍,直到2001年才去世,活了九十四歲,被稱為世紀老人。

「三個林彪也打不了我一個」

文強生於1907年,文家是當地的名門望族,其祖上則大大的有名,乃是宋末宰相文天祥,文強則為文天祥第二十三世孫。

回顧文強的青少年,身邊圍繞的盡是後來的共產黨高層,按其回憶錄中所說,他先是透過※※※認識了何叔衡和謝覺哉,中學畢業後上了湖南藝群美術專科學校,校長是徐特立,在學校裏又結識了夏曦等一批後來的共產黨中的風雲人物,加入了共青團,並在夏曦的動員下報考了黃埔軍校,以第三名的成績成為黃埔四期的一員。

截止到現在,按照我們的說法,文強同當時許多進步青年一樣,開始投入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

進入黃埔後沒幾個月,文強和當時的幾個黃埔軍校的共青團員就被集中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其中有林彪、李運昌、陳林達。集中起來幹什麽呢,入黨。而入黨時的宣誓人則是周恩來,所以文強後來就總說他的入黨介紹人為周恩來。

文強當時在軍校,和林彪、周恩壽、李運昌編在一起,文強為班長,不過文強和林彪的關系可不怎麽樣,原因卻是因為一件小事。

一次打完靶後,林彪的槍裏不知怎麽還剩一顆子彈。等晚上人都開始睡了,林彪就開始擺弄他的槍,不知怎麽突然走了火,把上鋪的枕頭打了一個大洞,上鋪那個人姓林,叫林偉儔,好在當時他沒在床上。不過有意思的是,後來他成了國民黨守天津的中將軍長,並在戰鬥中被俘,而打天津的,正是林彪的四野。如此大的事,上邊查來,文強身為班長,自然要把事情的經過匯報清楚,於是林彪被關了禁閉。為此林彪深恨文強,罵他是「湖南騾子」,「告密者」,並事後和文強打了一架,不過文強練過武術,按他的話「三個林彪也打不了我一個」,顯然林彪又吃了虧。

文強因在藝專時學過速記,在軍校裏兼職當了周恩來的速記員,並因此認識了眾多國民黨上層,其中的國民黨元老邵力子則介紹其加入了國民黨。但在1926年整理黨務案時,文強結束了國民黨,並公開了共產黨員的身份。

1926年5月底,因北伐前線吃緊,文強等300余人提前畢業,前往武漢前線。

等到文強他們來到武漢,這時武漢已經基本拿下。後又經鄧演達介紹,隨朱德前往四川做四川軍閥楊森的工作,並認識了共產黨的另一個元帥陳毅。

南昌起義前夕,文強接到惲代英的指示,火速前往九江賀龍的部隊裏報到。在路上遇到了黃埔的同學周恩壽。

南昌起義時,文強任第三師特務連連長,師長為周逸群。南昌起義失敗後,文強找到了周恩來問,這個沒前方沒後方的仗怎麽打?周恩來說:你往廣東海陸豐吧。到那兒有蘇聯軍艦接應我們,給我們運送武器,我們就有後方了。文強作為營指導員帶著三百多人跟著大部隊拼命往東打,等到部隊真的打到潮汕,誰也沒找到什麽蘇聯兵艦,原來說這裏有彭湃建立的根據地,結果當地組織也找不到,糧食和錢都沒有了,每天只能吃點甘蔗度日,結果隊伍一下子就全散了。文強帶著手下十幾個人逃到了香港,靠賣苦力背鐵砂掙了點錢買了去上海的船票。再從上海各自返回了家鄉。

有趣的是,文強和同伴在上海還做了一回賊,而被偷的則是他的國民黨入黨介紹人邵力子。到上海後,文強他們又沒錢了,一天無意中從報紙上看到邵力子在上海教書,於是就是投奔他。但邵力子看到眾多當年的學生跟叫花子似的來找他,煩的不得了,只好不斷的哭窮,給了他們十二塊錢打發他們走。這幫學生很不滿意,也沒什麽辦法,其中一個叫楊繼榮的黃埔四期生走的時候順手就把門後邵力子的皮袍子偷走給當了,並把當票給邵力子寄了過去,說學生們實在沒辦法了,只好出此下策,當票給你,您自己贖回去等等。

文強回家後過了幾個月,也沒人聯系他。他想再這樣下去,和組織的關系就斷了,就向母親那裏要了一些錢,又去了四川,找到了黃埔同學、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員廖宗澤(這個人在文強一生中很重要,他後來也入了軍統,成了將軍,以後還和文強一起關進戰犯管理所),又接上了組織關系,負責領導當時川東農民暴動的軍事工作。三十年代初,文強當了四川省委常委,川東特委書記,軍事委員等職。他在口述自傳中不無自豪地說:「那時※※※的蘇區只有12個縣,我負責23個縣,是最大的一塊根據地。」

如果沒有後來變故,照這條路走下去,解放後文強也能成為共產黨的高層領導,許多歷史也許都將覆寫,但歷史沒有如果,內部鬥爭將文強和許多當時和文強境況相同的人推向了自己的敵對陣營。

1931年,王明回國開始掌權,黨內的氣氛開始緊張起來。7月,文強在重慶被捕,後在組織上營救和川軍中朋友們幫助下,終於利用機會僥幸逃了出來。但沒想到的是,逃回到自己陣營卻比落到敵人手裏更詭譎兇險。當他回到重慶,除了妻子兼同誌的周敦琬感到十分慶幸,黨內別人對他死裏逃生竟沒有半點慶賀,多冷冷地看他。當時有人暗示:為什麽那麽多人被抓、被殺,他倒能逃出虎口安然無恙?文強感到很不理解,就讓他妻子(當時的四川省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去找新來的省委書記羅世文,要和他談談,兩個人當時在一個小茶館見了面。於是有了下面的這段談話——

和省委書記羅世文吵得卵子翻天

見面後羅世文第一句話就是:「你撿了一條命出來啦,我們歡迎你。不過你把秘密泄露了,不應該,恐怕你要留黨察看。」

文強聽後很不高興,就說:「羅世文啊,你見到我也不問問清楚,就對我打官腔,你是不是發了神經病?我們兩個在黨裏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這些官腔幹什麽?我有什麽對不住黨的?我又沒有影響我們組織死一個人,我也逃出來了,為什麽還要留黨察看呢?還有這樣的責備那樣的責備,是什麽意思啊?我是你們營救出來的,假如沒有黨的營救,我還跑不掉,我有什麽錯呢?再說我那23個縣裏面有許多很好的黨員都被暗殺了,被自己人裝在麻布袋裏扔到嘉陵江裏去了。你身為省委代理書記,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嗎?」

羅世文一拍桌子:「這個事情不能說,我一說我也犯錯誤,你是23個縣的特委書記,在這個問題上你就要服從,你也不要問,問就犯錯誤,你要曉得,我們黨有鐵的紀律!」

文強說:「噢?鐵的紀律就隨便來啊?」

羅世文說:「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鐵的紀律,要執行鐵的紀律。」

文強拍桌子叫到:「狗屁!你是共產黨員,我也是共產黨員,我是省委常委,你是省委書記,我們兩個人都是共產黨員,說說話又怎麽樣啊?」

羅世文說:「這是列寧定的鐵的紀律。」

文強說:「什麽列寧不列寧,搞得這樣做啥呀?把自己人都幹掉,豈有此理!」

那個環境是個茶館,一吵起來自然惹得大家側目,文強怕暴露身份,就約羅世文到城墻上去談。等上了城墻,羅世文開始害怕起來,覺得文強要對付他,就問:「你是搞軍事工作的,是黃埔學生,你想對我怎麽辦呢?」

文強說:「你搞錯了,你是省委代理書記,是我的領導,我把事情問清楚,我就回去,我沒有要對付你的意思。」

羅世文說:「我不講,我一講就犯錯誤。」

文強只好說:「我們兩個以共產黨員的身份談話總可以吧,犯什麽錯誤呢?」

羅世文仍然強調:「我是省委書記,我說了作數,不是你說了作數。我是在執行鐵的紀律。」

文強很惱火:「羅世文,今天不把話說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羅世文只好說:「你這樣逼我,我犯錯誤就犯錯誤吧。現在共產國際做出個結論,認為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大資產階級分子鉆進了我們黨內,對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農,你懂不懂啊?像你這樣的也早晚逃不脫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義家庭出來的黨員,你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再有一部份呢,是小資產階級,不是工農出身的,這些人都要清洗。」

文強一聽就火了:「馬克思的出身是個大資產階級,恩格斯的出身也是個大資產階級,列寧的家庭也是大資產階級,馬克思那個妻子燕妮還是個貴族哩。你怎麽連共產黨的起碼知識都沒有。」

罵完羅世文後,文強直接就回到家對妻子說:「革命革命,革到最後共產黨要殺我,國民黨也通緝我要殺我。革命革得這樣了,走投無路了。」說罷和妻子抱頭痛哭。

文強的妻子是當年四川省黨委的第一個婦女部長,第一個女省委委員,原四川省軍委書記劉願庵的遺孀,很有魄力,勸他不要在這裏等死,到黨中央去找周恩來,向周恩來申訴我們這邊的情況。又說她認識楊尚昆。楊尚昆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咱們可以一起去申訴。

文強事後說到:我們當時走得光明磊落,我並不是想叛變,只是想找到黨中央,向他們申訴,希望還有挽救的余地。於是文強給羅世文寫了一封信:「羅世文同誌:我們暫時離開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最後還寫了一句外國話並署上當時的化名「汶萊之」。

在南京重新加入國民黨

等文強到了上海,正好趕上顧順章叛變,上海機關或隱藏或破壞,中央機關也轉到了蘇區,文強夫婦在上海轉了幾天一點頭續都沒有,錢也快花光了,最後文強對妻子說:「別找了,就是找到周恩來、楊尚昆,也不知道這兩個人是不是王明路線的立場呢,如果他們是王明路線的立場,那我們就是自投羅網呀。還是回家吧,我父親是個很仁愛的人,對我很好,對共產黨他也不反對,我和父親講講,你是個大學生,給你介紹一個工作,咱們找口飯沒有問題,不要再革什麽命了。」

文強和妻子回到家鄉,不久又去到南京。

文強到了南京,找到了時任總參謀長的程潛,並再次遇見了廖宗澤,不過此時廖已經脫離了共產黨而加入了軍統。在廖的引見下,文強見到了戴笠,並同其談了其在共產黨時的情況。據文強回憶,當時戴笠對他說:「你過去的路,我看是走錯了……」他以黃埔同學的名義,介紹文強去杭州警官學校任職。文強說他還在國民黨的被通緝名單裏,無法去政府任職。戴笠讓他放心,說他會去辦妥。後來戴笠牽頭,由五個黃埔同學聯名證明文強與×××已經脫離了關系,由張治中簽發命令,取消了對文強的通緝。而文強也以中校身份加入了軍統,在警官學校擔任教員,並重新加入了國民黨。

「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文強調到上海負責為軍統搜集各個司令部的戰況,為了便於工作,升為上校高級參謀。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黃埔同學、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偶然的相遇,讓兩個人一下子都叫了起來:「沒想到,我們在這裏又見面了。」

袁國平說:「哎,你怎麽還不歸隊呀?」

文強一楞:「歸隊?歸什麽隊呀?」

袁國平說道:「你曉得不曉得周恩來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線害了你們。周恩來知道你的情況了,在延安給你平反了。要你去歸隊。」

文強說:「要我歸隊?這通知到什麽地方去了?」

袁國平道:「應該送到四川了。」

文強說:「我已離開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

袁國平說:「你跟周恩來沒有接上關系啊,他給你平反,現在算起來也有六七年了,你怎麽還沒有接上關系呢?」

文強就表示:「我並沒有向國民黨自首,國民黨也不追究,取消對我的通緝是張治中給我辦的,這樣一來,如果我回去恢復共產黨黨籍,就矛盾了。我在國民黨裏已經搞了兩年多,回去不又成了問題了嗎?」

袁國平說:「那沒有關系,可以解釋嘛,我也可以幫你說清。」

文強說:「老實說,共產黨犯錯誤有自己的因素,過去在江西搞AB團,殺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個王明路線,政策老是這樣,我對這樣的搞法沒有信心。」

袁國平聽文強這樣一講,說:「聽你的意思是不想回來?」

文強說:「現在大敵當前,把日本人打敗了再說。」

袁國平說:「好好,我們兩個的友誼關系保持。我留在新四軍裏,以後你寫信給我,就寫到江蘇宜興縣府裏,我就收得到。」

分手時,文強說,你這個共產黨員過得也很困難,就送他100塊錢。後來,皖南事變,袁國平被自己的警衛員一槍打死了。

在軍統晉升中將

淞滬抗戰失敗後,戴笠讓文強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上海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忠義救國軍上海辦事處處長,具體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對付日本人和汪精衛,一是代表戴笠駐上海,主要搞情報工作,於是文強又回到了上海。

文強在上海主要透過國民黨在清洪幫裏的關系,發展偽軍中的內線,並策反高級軍官。從其自述來看,並沒有取得太大的成績,反而自己的網路不斷被日軍破壞,到最後連自己的據點都被日本人端了,不得不在珍珠港事變前撤退到了香港,在香港時又遇上太平洋戰爭爆發,很狼狽的經澳門跑回了重慶。

回到重慶後,戴笠又安排文強去太行山,有兩個任務,一是聽說孫殿英要降日,要控制住他。第二是原華北軍統網路被日軍破壞,要重建網路。當時文強什麽都沒說,就答應了,為此戴笠很高興,把自己的左輪手槍送給了文強。文強事後回憶到:「我剛從上海、香港、澳門死裏逃生回來,又要到那麽復雜的環境裏去,我還能說什麽呢?」

文強以軍事委員會高參的名義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聯系上,又轉到洛陽見到了蔣鼎文。由蔣鼎文安排進入了太行山區。

文強到了孫殿英處才發現形勢復雜。山上的國民黨三個主力軍隊,龐炳勛的四十軍,胡宗南手下劉進的 二十七軍 ,孫殿英的新五軍,這三個軍隊,互相不和,你不聽我的,我也不聽你的,誰都不服誰。而且龐和孫都分別在同日本人暗地裏聯系,文強試圖在中間調和,但沒什麽效果。

不久,日軍掃蕩,孫殿英公開降日。有意思的是龐炳勛當時躲在山洞裏,誰都找不到,孫殿英知道龐的煙癮很大,就命令人在附近的大煙館守著。果然,不到一個星期,龐炳勛的煙癮犯了,實在熬不過去,派副官化裝成老百姓下山到鎮上買煙土,被孫殿英抓個正著。審問出龐炳勛藏身的山洞,孫殿英親自把煙土帶到龐的山洞口,開始龐守在山洞裏死活不出來,還說守不住就自殺,絕不投降小鬼子。孫命人在山洞口把大煙點起來,龐炳勛在山洞裏聞著煙土味實在受不了了,破口大罵孫殿英壞了他龐炳勛的一世英名,然後出洞投降。

孫殿英本想拉著文強一塊投降,文強不同意,帶著軍統一百多人跑了出去,孫也沒有強行阻攔,事後還作保,把被日軍俘虜的一批軍統和 中統 人員放了出去。為此許多軍統和中統的人都說孫的好話,以至最後孫降日不但沒受到處罰,還得到了重慶方面的嘉慰。

文強跑回洛陽後,改任河南中美合作訓練班第三班副主任。日軍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時,文強帶著訓練班的人負責炸毀國民黨撤退路線上的所有橋梁,並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擋日軍進攻。由於幹得不錯,有效的掩護了司令部的撤退,並且訓練班二千多人無一人傷亡,被提升為軍統北方處處長,調到西安,負責晉、陜、豫、冀、察、魯六個省和平津兩個市的軍統工作。

日本宣布投降後,文強跟著胡宗南到鄭州參加受降。參加受降後,第八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兩個人打電報給蔣介石,說文強抗日功勞很大,應該晉升中將。1946年,蔣介石正式批準升為中將,這一年,文強39歲。

他決定結束軍統

內戰開始後,戴笠讓文強接手東北,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對外的身份是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負責建立東北的軍統情報網並督察東北的軍政人員。

在東北的這段時間,文強認識了杜聿明,並和杜處得很好。杜認為文強很有能力,又不像其它軍統人員那樣經常往上打小報告,很喜歡和其共事。

1946年3月,戴笠坐的飛機失事,戴笠死後,軍統局內就分為三派,相互爭得厲害,鄭介民,是黃埔第二期的,他是十三太保裏的人,第二個是戴笠的主任秘書毛人鳳,也是個黃埔學生,第三個是唐縱,他是黃埔第六期的,也是十三太保之一,他們都要當局長。

文強並沒有當局長的實力,但他一直在地方幹,同許多地方諸侯都很熟,在東北和華北也有一定的勢力,成為三家爭奪的物件。而文強一時又看不出那派能獲勝,知道接近哪一派,如果站錯隊都會有殺身之禍,而原有的後台戴笠又死了,於是決定結束軍統,但是不能明退,就又找到了父親的朋友程潛,說願意來到程潛手下幫忙。

文強只在程潛那裏呆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收到了蔣介石的電報,說杜聿明擔任了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指名讓文強擔任其副參謀長,負責人事,司法和後勤。

程潛在他臨走前送行時說:「你們是打不過共產黨的,你去了要準備當俘虜呀。」文強覺得此話很不中聽,很不高興。

直到1975年特赦後參加一次活動,遇見了程潛的夫人,程潛的夫人告訴他,程潛因為和你父親的關系,跟你說了那一番話,是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又不能明說,可惜你當時沒聽進去。

文強聽到這話,當時眼淚就下來了,試想如果留在程潛處,事後隨其起義,也不會坐了25年大牢,最後落個妻死子散。

文強到達徐總剿總時,濟南剛剛失守,文強先參與了解救黃百韜兵團的戰鬥,在這過程中還發生一起幾乎提前結束淮海戰役的小事故。

一天,文強隨杜聿明從南京乘飛機回徐州,杜聿明一上飛機就睡著了。但飛了半個多鐘頭了還沒降落,文強感到奇怪,就問飛行員怎麽回事。飛行員說:「已經到過徐州的上空,但跑道上沒有燈光,不能降落,現在正飛往濟南,準備找飛機場。」

杜聿明一聽濟南,一下子就醒了:「下面不是大明湖嗎?怎麽搞到這裏來了?王耀武在這裏失敗了,共產黨重兵在這裏,我們如果一降下去,不是成俘虜了?趕快回頭!」

文強也喊到:「現在這裏是共產黨的地方了。怎麽還要落下去?」

駕駛員也慌了,說:「我還準備降落呢。」

文強說:「降落?降落就被俘了。」

駕駛員說:「我們經過徐州,下面一點燈火都沒有,看不見跑道,也不能盲目降落呀。」

文強說:「估計是徐州的電廠出了問題。」

杜聿明急了:「那怎麽辦?能不能飛回南京?」

文強說:「有一次戴笠在重慶迫降,用了一個辦法,我們也可以用。馬上跟徐州通話!」

飛機上的電話通徐州,文強就打電話給劉峙,說:「徐州機場沒有燈火,我們回來了,請總座派人買二三十個風雨燈,沿跑道把燈擺起來,隔五尺擺一個,飛機可以降落。戴雨農就這樣辦過。」

飛機掉轉機頭飛回徐州。徐州飛機場的跑道上擺著風雨燈,能看清楚跑道了。駕駛員說:「好了,我們可以降落了。」

回到徐州後不久,黃伯韜兵團就被殲滅,黃維兵團也被包圍了。

文強的手下卻抓到了七個解放軍的便衣人員,情況報告給杜聿明後,杜讓就地槍決,文強覺得這樣違反國際法,就自己做主關了起來,後被困陳官莊時,因糧食困難,軍法處長埋怨說咱們糧食都不夠吃,還要餵他們,文強就讓手下把他們放了。

後來,杜聿明成為戰犯,因為兩條罪不能特赦,一條罪是放毒氣彈,一條罪是殺了七個解放軍武工隊的人。北京去的人審查這件事的時候,杜聿明還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急得不得了,文強就告訴他,那七個人被我放掉了,一個也沒有死。已經過了十年了,如果這七個人還在,恐怕都升官了,我還記得他們的名字,可以讓北京的人去查。

又說放毒氣彈也沒你什麽事,陸軍沒有毒氣彈,那是南京派空軍來投的,這個罪可以歸到南京,再說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東西,只是 催淚瓦斯 。後來北京審查組專門尋找那七個人,七個人都在。杜聿明在1959年12月特赦,比文強早出來15年,杜聿明特赦時對文強說:「你這個副參謀長救了我的命,否則我特赦不了。」

解放後後對國民黨軍被俘人員定罪時,將文強定為甲級戰犯,排名比杜聿明還高,搞的文強很不理解。

「上尉書記官」走投無路

1949年1月,杜聿明的三個兵團四十多萬人被包圍在陳官莊,沒有糧食,沒有醫藥,完全指望南京方面的空投。南京方面也拼了命,每天空投達到120架次。除了空軍的運輸機,連民航機都出動了。可是,收到的糧食和彈藥不到投下來的三分之一,多數都投到解放軍那邊去了。

文強覺得負責空投的人有問題,去找杜聿明,杜說:這個空投司令是他的老部下,滇緬路打日本時就跟著他,不會有問題。後來才知道,那個空投司令真的是個共產黨。

解放軍發動總攻後,杜給文強打電話,說午夜12點到邱清泉的第五軍軍部集合,然後隨他突圍。文強到了軍部,發現杜早已經跑了,文強身邊只有九個人,沒有辦法,只好換了身尉官的衣服往東南跑。差不多跑了二十多裏地到了一條河邊,實在跑不動了,這時遇見了四五十個解放軍小孩,十五六歲樣子,文強的副官問打不打,文強想,打死他們也不一定能跑的出去,就讓手下把槍都扔在地上,這些小孩上來就搶武器,把武器搶了,又跑到別的地方去收武器,忙著背槍回去報功,也不理睬他們。

文強對手下說,我也沒什麽辦法了,你們各自逃命吧。當時文強身上還有一支戴笠送他的左輪手槍,就把手槍握在手裏,準備一槍把自己打掉就算了。這時,一個衛士一把搶過手槍,丟到後面的地上去了,抱著他大哭。不久來了幾個解放軍的兵,把他們俘虜了,送到離陳官莊大約二十多裏路的解放軍的俘虜營。

到俘虜營的時候,文強說自己叫李明,是上尉書記官。

當時天氣很冷,文強穿的很少,直哆嗦,一個炮兵少將見了,就把自己的呢子綁腿摘下來纏在文強的腿上。吃飯的時候,一個工兵少將又把自己的筷子和缸子給他,還有人給他毛巾和大衣的,這樣一來解放軍就註意他了。

吃完飯後,一個政委找到文強說:「你是個什麽官呀?」

文強說:「上尉書記官。」

政委說:「上尉書記官?那些少將、中將都對你那麽客氣,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書記官。」

文強說:「我就是上尉書記官。」

政委也沒說什麽,只是講了講解放軍的政策。

第二天,政委又來找他,還擺起了水果和香煙,問:「你們那個前線指揮部原來有個中將副參謀長,打到最後又升起來當了代參謀長,高高的,瘦瘦的,你這個上尉書記官認不認識這個人啊?」

文強說:「隔得太遠,我只是上尉書記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政委拿了一張文強的照片說:「你再看看,認不認識呀?」

文強一看已經被認出了,就把照片一摔,說道:「既然你們都知道了,還問什麽!」

政委說:「我們就是要你自己承認,今天晚上哪,還要你做一件事情,請你給戰俘講講話,你只要上去承認你是中將代參謀長。只說這一句就行了。」

晚飯後,在場子上擺了一個八仙桌,文強站在桌子上說:「這邊的政委讓我講兩句話,講什麽話呢?我是我們指揮部的代理參謀長,是個中將。」

散會後,文強剛一出屋,就被好多人包圍了,說:「參座參座,你剛才一兩句話立了很大的功勞,你說完,一下子站出來11個將軍來。」

兩三天後,文強等人被送到山東濰坊,和先前被俘的王耀武等人編成了一個高級班,全是中將軍銜的,正式開始了戰犯的生涯。

文強被俘後,他的妻子葛世明被南京方面安排去了台灣。

葛世明是文強在淞滬會戰時救的一名逃婚的女大學生,當時她舉目無親,文強就讓她去後方找他的妻子周敦琬,後來葛就一直在文強家幫他妻子照顧孩子,周敦琬1940年在做手術時趕上日軍空襲,醫生一害怕,把一把止血鉗拉在了肚子裏,幾天後周就因急性腹膜炎去世了,臨死前給文強留了個遺囑,說:「兒子由葛世明帶著,我和她情同姐妹,你就和他再婚吧。」

1944年文強和葛世明結婚,婚後又生了三個兒子。

葛世明在台灣聽見大陸電台裏廣播說,國民黨的將領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說國民黨的戰犯在這邊很好。這時一個和文強一起被俘的人因官小被放了出來,跑到了台灣,對葛說文強在山東。她就想,我自己蹲在這個地方幹啥?就帶著三個兒子離開台灣逃回大陸。

一逃回來,葛世明就到山東關押文強的地方想見一面,但是沒有得到允許,後又到了上海,住在以前的奶媽家。

上海市市長陳毅得到報告:「從台灣回來一個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妻子,帶著三個孩子。」

當年文強跟朱德到四川時,文強是朱德軍政治部的組織科長,陳毅是師裏的宣傳幹事。兩人很熟悉,陳毅就說:「文強的家屬,好好地對她。文強曾是我們的同誌,後來受了委屈離開了,但不是壞人,現在人們都往台灣香港跑,她能回來,很好。」

在陳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蘇友好協會,加入了婦聯。葛世明也是個高級知識分子,還安排了兩個學校讓她去教書。對她很優待。文強原來在上海的房子也發還了。

到了後來,陳毅調到北京當外交部長了。又開始了大鎮反,有人說上海的政策對反動派太寬了,一個戰犯家屬還加入中蘇友好協會,還加入婦聯,還在兩個學校當老師,真是太優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作和薪資全部取消,工作變為在學校清掃廁所,而且天天逼著她,要她交代問題,每天又批又鬥的。葛世明很生氣,但又沒有辦法。

每個星期天都有公安局的人來要她交待歷史問題,一次竟然問:「像你這種身份的人,往台灣跑都來不及,竟又帶了全家從台灣回來,是否接受了特殊任務?」

葛世明絕望了。1955年春天的一天晚上,她給孩子們做了一頓豐盛的晚飯,又讓孩子們要相互團結,並說奶媽是全家的恩人,讓他們長大後要好好孝順她。等孩子們睡著了,她去廚房開啟煤氣自殺。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將廚房裏所有門窗縫都用布條堵上,廚房到廁所的排氣管也被碎布嚴嚴實實地堵死。然後躺在廚房裏的一張大桌子上,往身上蓋了一條白床單。半夜時被奶媽發現,鄰居幫忙把她送到醫院,當時還有口氣,可能還可以搶救過來,但醫院當時不敢搶救,說反革命分子自殺屬於自絕於人民,要等上面批準才搶救,等得到批準,已經沒辦法了......

拒絕寫悔過書

在山東的高級戰俘營近半年後,管理所將一些重要的人員,轉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監獄,文強的編號是72號。

文強對功德林監獄很熟悉,在軍統北方區時曾來過這。這所監獄是戊戌變法後,學習外國成立的,開始叫「模範監獄」。後來是日本憲兵隊的監獄,抗戰勝利後關過一些漢奸和刑事犯。

文強在功德林裏面很不高興,說我們是戰俘,不是罪犯,為什麽往監獄裏送,吵著要見周恩來。

監獄長找文強談話,說說你們反共反人民,就是犯罪,要深刻認識到自己的罪行,你們每個人要寫一個悔過書。文強說:「我什麽都可以寫,就是不寫悔過書。我一直都是愛國愛民,沒有做過什麽壞事,既沒有殺害一個共產黨,也沒有破壞共產黨的組織。我曾經是共產黨員,我脫離共產黨是因為共產黨逼得我無路可走,我如果當時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沒有我了,我問心無愧。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孫,祖上就沒寫過這個東西,我不能寫!」

後來文強也承認了錯誤,寫出了一些交待材料,但就是不寫悔過書,最後也只好由著他了。

1985年,文強無意間同在美國的原下屬蔣誌雲聯系上了。

蔣誌雲當時是台灣省的「國大代表」,寫信邀請他去美國玩。文強找到了鄧穎超,說想去美國看看,在鄧穎超的安排下,經公安部特批,文強於9月前往美國舊金山。

拒絕領100萬美金

到達美國時,蔣誌雲帶全家去接他。文強的堂弟文中俠也特意從台灣趕了過來。文強很奇怪,你怎麽知道我到了美國?文中俠說:你來美國的訊息,蔣經國「總統」早就知道了,你住在什麽地方我們都知道,你的行蹤啊,台灣都知道。

文強在美國住了一百多天,80歲大壽也是在美國過的。蔣緯國特意讓人送了1000美金作為壽禮。蔣誌雲放大了一張文強1945年升中將那天照的戎裝照送給他。文強很高興,一直掛在家裏直到去世。

文強臨回大陸前,蔣誌雲忽然說,歡迎文強到台灣去,說在台灣文強存有100萬美金,希望去台灣領這筆錢。

文強嚇了一跳,說:「我在台灣一個錢也沒有,我沒有這筆錢,你們不要胡說!」蔣誌雲說:「你是國民黨中將,每月固定薪資400美金,每月還有1200美金特別費,一個月就是1600美金,到現在三十多年了,積累下來,差不多有100萬美金了。你知道嗎?台灣方面認為你在大陸坐牢是在職,你在大陸坐牢,受了不少罪,應該給你錢。」

文強很有意思,說,我正和老婆鬧離婚(特赦後新找到的一個),如果拿了這個錢,要分一半給她。兒子媳婦親戚朋友,都要錢,我給不給啊?自己找麻煩嘛。再說,拿了這筆錢,在大陸上不好做人,回去就對不住共產黨,對不住鄧穎超了。他說:「我不能拿這個錢,我也沒這個錢。淮海戰役我打了那麽一個大敗仗,還跑到台灣拿100萬美金?再說拿這個錢也沒法回大陸,人家會說我這個人錢能買得動,這有辱於我們祖宗,有辱於文天祥。這個錢我不能要!」

2001年1月政協舉行了一個56個民族大團結的盛會,由文強致閉幕詞,並給文強一個「世紀老人」的稱號,文強很高興。

會後,一家報紙采訪文強,問:「做一個人怎樣才有意義?」

文強回答道:「我體會有兩句話:第一話是:生時問心無愧。我寫日記的時候,都要想一想,這一天過得怎麽樣?是不是失真於別人?是不是問心無愧?第二句話是:死時不要有人指著我的頭罵我。如果將來有人提到文強,我希望他們會說,文強是一個善良的人。」

2001年10月22日下午4點30分,文強在北京去世,終年9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