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戰役是長征期間中央紅軍在川黔滇邊地區進行的一次出色的運動戰，也是我軍戰爭史上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範例。由於敵我力量懸殊、作戰條件困厄、戰場情況瞬息萬變，其指揮決策是十分艱難的。大多數研究四渡赤水的論著，充分肯定並高度評價毛澤東在該戰役中作為主要決策者和指揮者的關鍵作用。然而，由於四渡赤水過程中主要戰略方向發生多次改變，中央紅軍一直處在行軍與作戰的頻繁流動中，以及文獻資料的相對匱乏和當事人鮮少有細致的敘述，有關四渡赤水戰役決策和指揮的具體經過，仍然留有一些空白。有的學者甚至因此對毛澤東在四渡赤水戰役指揮中的關鍵作用提出懷疑，認為一渡和二渡赤水「是被迫的、臨時決定的」，三渡和四渡赤水「才是由毛澤東具體指揮的」，或者以為四渡赤水並非是一個完整的戰役，毛澤東所稱的「得意之筆」只能是「第四次渡赤水」。其實，這些質疑在史實和邏輯上是經不住推敲的。本文擬以有關史料為依據，就此作些分析。
一、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進入黨和紅軍的最高決策層並行揮重要作用
從寧都會議被解除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起，毛澤東失去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長達兩年之久。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錯誤領導，毛澤東等經過長期武裝鬥爭實踐創造出來的以遊擊戰、運動戰為核心的正確戰略戰術被放棄，中央紅軍接連遭受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的失敗。湘江一役中央紅軍折損大半，形勢極其險惡，全軍上下對博古、李德的不滿情緒達到頂點。毛澤東因勢利導，首先爭取到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在通道會議、黎平會議上力主改變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得到周恩來等中央多數同誌的贊同。在要求改變中央領導的呼聲不斷高漲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 年1 月中旬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著重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實行單純防禦、在長征中實行退卻逃跑的戰略錯誤，補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先全權指揮紅軍的「三人團」，「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來集體」，毛澤東重新進入黨和紅軍的最高決策層，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毛澤東提出的遵義會議「集中弄清軍事路線，因為中央在長征中，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的思路，成為遵義會議實作巨大轉折的關鍵。1938年 11月 6日，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寫道：遵義會議「主要地是反對戰爭中的機會主義，把戰爭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是戰爭環境的反映」。後來，周恩來在回顧黨的歷史教訓時也說：「遵義會議的主旨是糾正軍事路線錯誤，因為當時是在驚濤駭浪中作戰，軍事路線最緊迫」。「毛主席的辦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從軍事路線解決，批判了反五次‘圍剿’以來的作戰的錯誤：開始是冒險主義，然後是保守主義，然後是逃跑主義。這樣就容易說服人。……先解決軍事路線，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暫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張聞天當時是中央領導人中較早認識到博古、李德的錯誤，並與毛澤東站在一起加以抵制的，對此感受尤為深切。他在 1943年底所寫的整風筆記中寫道：「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這在毛澤東同誌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也說明，除了策略上的考慮，毛澤東還是把迅速糾正軍事戰略上的錯誤，重新采用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看成中央紅軍擺脫困厄局面的重中之重。而這也正是遵義會議能夠順利召開並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的重要原因。
其次，據親歷者回憶，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完全有條件和機會出任黨和軍隊最高領導職務，但被他本人婉拒了。從領導秋收起義時起，毛澤東在建立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的艱苦鬥爭中，盡顯卓越的領導才幹，指揮紅軍打了大大小小許多勝仗，先後挫敗國民黨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的「進剿」「會剿」以及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到第三次「圍剿」，在根據地廣大軍民中享有極高聲望。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博古、李德所實行的錯誤軍事戰略和「三人團」的錯誤指揮，決定恢復過去紅軍的戰略戰術原則。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因腳傷坐擔架隨軍委縱隊行軍。他在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我躺在擔架上冥思苦想，為什麽不能讓毛澤東同誌出來領導？黎平會議雖然開始轉變了我軍戰略方向，不再往敵人布置好的口袋裏鉆了，但領導問題不解決，我軍就難以徹底地由被動變為主動。這不只是我個人思考的問題，也是當時廣大紅軍指戰員思考的問題。聶榮臻與同行的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交換意見，兩人都認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須改組領導，應該讓毛澤東出來領導。遵義會議的另一位參加者、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講得更加明確：「我當時認為，總書記應該是毛澤東同誌擔任，比其他同誌擔任都為適宜。」同樣出席了會議的楊尚昆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景：「會上，許多同誌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願意，說他身體不好，有病，所以決議上寫了‘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面對廣大紅軍官兵的熱切期盼，毛澤東還是婉拒了黨和紅軍的最高職務，究其深層原因，主要還是站在黨和革命事業大局的高度上，為了能夠團結更多的同誌，維護中央領導的穩定和權威，以應對險惡動蕩的局勢。
最後，周恩來本人對毛澤東領導才能十分推重。1929年轉戰贛南閩西期間，紅四軍領導層因對一些建軍重大問題產生分歧，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前委。在中央主持軍事工作的周恩來聽取陳毅的匯報後，代表中央發出給紅四軍的「九月來信」，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明確指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1932年 10月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左」傾路線的排擠，周恩來主張毛澤東繼續留在前方幫助指揮作戰。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和長征初期，周恩來多次提出針對李德軍事思想和作戰方案的不同意見。在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上，他明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遵義會議上，與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完全歸咎於客觀原因不同，周恩來作為「三人團」成員之一，在他所作的副報告中，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表示「完全同意」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對錯誤軍事路線的批判，誠懇承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最主要的原因，由於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基本上是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他全力舉薦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後行動，在會議的最後發言中說：「毛澤東同誌是軍事方面領導我們最合格的領導人，現在他就應當擔此重任。」周恩來的信任和推重，在那個特定的環境中，為毛澤東在四渡赤水作戰中充分施展其指揮才能，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5年 10月，陳雲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的報告中明確說：在遵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誌擔任領導」 。鄧小平後來也回憶說：「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張聞天同誌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的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誌出主意，其他同誌同意的。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陳雲和鄧小平的這兩段話如實和準確地反映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決策中的重要作用。
二、毛澤東在四渡赤水戰役中指揮紅軍從戰略被動轉向戰略主動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工作十分忙碌。據毛澤東當時的警衛員陳昌奉回憶：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大部份時間都在軍委總部，與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和總參謀長劉伯承研究問題。有時候好不容易休息了，負責檔和電報的機要參謀，又不得不把他喚醒。每到這種時候，毛澤東不是馬上起來作批示，就是帶著警衛員去軍委。毛澤東還告訴陳昌奉，以後大部份時間要跟軍委一起行動。周恩來當時的警衛員魏國祿也說：「遵義會議後，主席很忙，有兩次晚上總理叫我送信給主席，已經半夜了，主席還在馬燈下看東西。當時繳獲敵人的一些報紙雜誌，主席都要看，從中來發現一些問題。」可見，重回紅軍領導中樞的毛澤東，工作是相當繁重的。
四渡赤水戰役發生於遵義會議之後。黎平會議原定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根據劉伯承、聶榮臻等人的建議，遵義會議改變了紅軍行軍的戰略方向，決定轉向經濟條件較好、回旋余地大且可與紅四方面軍互為呼應的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據地，爭取赤化四川。經過在遵義的短暫休整後，1935年 1月 19日，中央紅軍由遵義北上桐梓、土城地域，準備北上渡江。陳昌奉記得，向桐梓出發後，毛澤東特別忙，每到一個地方電話機至少四部五部，多則十二、三部，許多參謀人員協助接電話。「主席到桐梓與一軍團聶榮臻、林彪等談了話，然後他們走了，我們住下。總司令都到的時候，主席和周總理等見了面談了話。然後我們走，他們又住下。」
1月 28日，中央紅軍在土城遭遇川軍郭勛祺旅、潘佐旅的頑強阻擊。為了打好土城一仗，毛澤東提前用半天時間到後山觀察地形。到了打仗的那天，「隊伍在打仗，一連打到下午 1點鐘左右。就在半山坡上，主席召集指戰員們談這次打仗的方法和道理。又繼續打到黃昏」 。戰鬥最緊張時，幹部團也被拉了上去。土城一戰雙方均有嚴重傷亡，形成對峙，後續川軍援軍源源不斷地向此聚攏。當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召開會議，毛澤東提出：鑒於川軍重兵雲集，原定從赤水北上，在瀘州、宜賓間渡過長江的計劃已經行不通，紅軍應該果斷地調整進軍方向，作戰部隊與軍委縱隊徹底輕裝，從土城渡過赤水河西進，向古藺南部推進，尋機北渡長江。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改變由赤水北上渡江的計劃，部隊立即撤出戰鬥，西渡赤水河，再相機北渡長江。29日，中央紅軍分左中右三路縱隊，從猿猴場、土城上下渡口渡過赤水河，向川南古藺、敘永地帶前進。是為一渡赤水。渡河前，毛澤東還與紅一師師長李聚奎等進行交談，介紹遵義會議情況，並要他們做好部隊精簡整編的準備。
中央紅軍進入川南，川軍首領劉湘十分緊張，一邊全力加強長江沿岸防務，一邊下令主力向川南尾追截擊。中央紅軍右縱隊攻敘永不克，後衛部隊遭敵襲擊，左縱隊在天堂壩與川軍纏鬥。為避免不必要損失，軍委命令各軍團迅速脫離川軍追敵，改向川滇邊的雲南紮西集中。在三省交界的一個名叫「雞鳴三省」的村莊，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周恩來回憶說：「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毛澤東在 1962年也追述過這段歷史：紅軍由婁山關一直向西，經過古藺、古宋諸縣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個地方，叫做「雞鳴三省」，突然遇到了雲南軍隊的強大阻力，無法前進。中央政治局開了一個會，立即決定循原路反攻遵義，出敵不意，打回馬槍，這是當年 2月。
2月 7日，中革軍委決定暫緩執行北上渡江計劃，改取「以川、滇、黔邊為發展地區」，「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的方針。8日，中央政治局在大河灘召開會議，透過張聞天根據遵義會議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完全體現了毛澤東的戰略思想。9日，軍委縱隊進至紮西鎮，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召開會議，總結土城失利的教訓，討論紅軍的戰略方針和行動方向。毛澤東在發言中坦承：這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我們沒有殲滅川敵，反而受到了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個敗仗。主要的教訓有三點：第一，敵情沒有摸準，原來以為是三個團，實際上是六個團，而且還有後續部隊，越打越多；第二，輕敵，對四川劉湘部隊的戰鬥力估計太低了；第三，分散了兵力，不該讓一軍團北上。我們要吸取這一教訓。同時指出，這一仗，由於及時渡過了赤水河，擺脫了尾追之敵，改變了被動局面，紅軍果斷地改為輕裝，甩掉了笨重包袱，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戰、遊擊戰了。從這一點來說，又為勝利創造了條件。對於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毛澤東提出「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他說：我軍的作戰線是服從於紅軍的作戰方向的，這個方向受到了限制，就應轉移到另一個方向去。轉移到哪裏去？轉移到黔北去。為什麽？因為我軍的北上，已經造成了敵人的過失，那就是敵人的主力和註意力都調到川南一線來了，黔北比較空虛，我們應該利用敵人過失，尋找有利的戰機，集中優勢兵力，發揚我軍運動戰的特長，去主動地消滅敵人。
中央紅軍進入川滇邊境後，蔣介石重新調整部署，企圖圍殲紅軍於長江以南。針對戰場情況變化，同時為了讓全軍上下更好地理解和執行中央和軍委戰略意圖，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 2月 16日發表【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提出：「為了有把握的求得勝利，我們必須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拒絕那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戰鬥。因此紅軍必須經常的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這表明迂回曲折的遠距離運動戰，將成為主要作戰樣式。部隊向太平渡運動途中，在一個叫白沙的村子，毛澤東接到軍委二局的報告：敵人沒有發現我們從紮西出來了，還在部署向紮西進攻呢！他聽罷高興地說：那好！立即寫了個檔交給二局的同誌，說：「請總司令和恩來、稼祥同誌看看，他們同意就這樣辦。」18日至 21日，中央紅軍在太平渡、二郎灘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師黔北。
在黔北，中革軍委決定集中主力進攻桐梓和婁山關以南的黔軍，乘勝奪取遵義。攻擊桐梓前，紅三軍團在習水縣回龍場召開幹部動員大會，毛澤東到會作報告。他說，敵人就像手上的五個指頭，我們要一個指頭一個指頭地把它割掉，要集中兵力，各個擊破。一到桐梓，毛澤東還住在上次路過住過的房子裏，增加了十幾部電話機。他與周恩來、劉伯承開了一夜會，商討作戰方案。前方電報一個接一個地送來。在桐梓，他還召開了紅一、紅三、紅五軍團幹部會，決定婁山關一仗怎麽打，打了婁山關以後追擊到哪裏，再怎麽打回來。25日，紅五、紅九軍團在桐梓西北遲滯川軍，紅一、紅三軍團經桐梓向婁山關守敵發起猛攻。戰前，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彭德懷下達命令：速令十三團務必於今日（25日）天黑前攻下婁山關，占領點金山。擔負婁山關主攻任務的紅十三團團長彭雪楓接到命令後，率全團經激戰奪取婁山關，擊退敵軍多次反撲。紅一、紅三軍團在彭德懷、楊尚昆統一指揮下乘勝追擊，再占遵義。此役重創黔軍與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部，擊潰和殲滅敵兩個師又八個團，取得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最大勝利。28日上午 10時左右，毛澤東接到參謀處報告，部隊已經進入遵義，戰鬥全部解決了。他興奮地說：好嘛！那我們也走吧！遵義大捷，極大地鼓舞了紅軍官兵的士氣。【紅星報】發表社論稱：「這一勝利是在黨中央擴大會議對於華夫（即李德——引者註）同誌的單純防禦路線采取了正確的軍事領導之後的勝利。……這說明了，只要有正確的軍事領導，只要不怕疲勞，勇敢作戰，我們就能消滅與戰敗任何的敵人。」
蔣介石將遵義慘敗視為奇恥大辱，飛到重慶親自指揮對中央紅軍的「追剿」，決定以堡壘主義結合重點進攻，實行南北夾擊，圍殲紅軍於遵義、鴨溪狹小地區。3月 4日，中革軍委組成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的前敵司令部。同時決定，以紅九軍團吸引川敵向東，主力由遵義地區西進白臘坎、長幹山，求殲位於仁懷、魯班場一線的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周部吸取吳奇偉部被殲的教訓，畏葸不出，紅軍求戰不成。10日淩晨，林彪、聶榮臻提議進攻黔軍王家烈部盤據的打鼓新場。張聞天在茍壩召開中央會議討論林聶建議，毛澤東表示反對，而中央和軍委大多數同誌贊成打打鼓新場。毛澤東見無法說服大家，憤然辭去前敵政委職務。回到住處，毛澤東還是放心不下，連夜找到周恩來，詳陳不能進攻打鼓新場的理由。此時恰好接到軍委二局的敵情報告，滇軍孫渡部與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部正遵照蔣介石命令向打鼓新場撲來。周恩來再次開會，說服大家同意放棄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多年後也曾憶及此事：「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個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麽就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後，我同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
3月 10日夜到 11日淩晨，軍委連發兩電，提出「我野戰軍以放棄遵義、集結主力、準備轉移，尋求新的機動」為目的，而放棄攻打打鼓新場，是因為我軍「不但將為黔滇兩敵所吸引，且周（渾元）川兩敵亦將出我側背，如此轉移更難」。不難看出，如何實作「轉移」才是此時軍委和毛澤東思考的重點。13日，軍委下達指示明確指出：「依據目前情況，黨中央政治局決定，我野戰軍戰略方針仍應以黔北為主要活動地區，並應控制赤水河上遊，以作轉移樞紐，以消滅薛嶽兵團及王家烈部隊為主要作戰目標，對川、滇敵人須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條件下，才應與之作戰，求得消滅其一部。」
有關攻打打鼓新場的爭論讓毛澤東感到，猴場會議關於重大軍事問題須向中央政治局報告，由政治局討論的規定，在部隊流動不居、戰局倏忽多變的的情況下，會對臨機決斷造成嚴重掣肘，從而貽誤戰機。因此，他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一個幾人的小組，以統一指揮。中央政治局 12日接受了這個提議，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統一指揮作戰。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革軍委 3月 14日晚下達攻打魯班場的命令。魯班場扼控通往茅台渡口的要道，據守該地的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部，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周部三個師猬集一團，憑堅固工事抵抗。紅軍的攻擊未能奏效，雙方陷入膠著。這時，川軍和吳奇偉部份別從西北和東南方向趕來，企圖對紅軍形成夾擊。15日晚，中革軍委命令各部立即撤出戰鬥，向赤水河上遊轉移。魯班場一戰雖付出一定傷亡代價，未達成殲滅周渾元部的目的，但也重創了周部，使周部在紅軍三渡赤水時龜縮在碉堡內，不敢輕舉妄動。進攻魯班場前，中革軍委便派出小股部隊和工兵營趕去茅台架橋，為渡河北進作準備。紅一軍團六團政委鄧富連認為，打魯班場是「假戲真作，先打後走」。16、17日，中央紅軍從茅台及其附近渡口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走過茅台渡口的浮橋，毛澤東對朱德、劉伯承等說：「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還特別交待劉伯承，要安排工兵營即刻前往二渡赤水的二郎灘、太平渡檢修和維護浮橋。行軍時，軍委縱隊路遇王平率領的紅十一團，毛澤東命令他們警戒可能側擊的敵人，以掩護中央和軍委機關安全透過。
中央紅軍大張聲勢三渡赤水，隨即隱蔽集結。蔣介石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催促各路「追剿」部隊迅速向川南進發，以便在古藺地區形成新的包圍圈。尾追於後的周渾元、吳奇偉兩部主力和川軍郭勛祺部已到赤水河西岸，正渡河向川南逼近。一直徘徊於黔西地域的滇軍孫渡部亦開始向畢節、大定推進，向北堵截。中革軍委將計就計，派出小部隊向古藺開進，吸引敵軍西向，主力則以悄無聲息的神速動作，於 21日晚至 22日從二郎灘、太平渡等處四渡赤水，再入黔北。過河之後，中革軍委令紅九軍團偽裝主力，由馬鬃嶺佯攻長幹山、楓香壩，吸引敵人北上，紅軍主力向南疾進，從鴨溪、白臘坎間十余裏狹小空隙突破敵封鎖線，直撲烏江北岸渡口。31日，紅軍大隊分數路南渡烏江。至此，中央紅軍將幾十萬國民黨軍甩在烏江以北地區，使蔣介石消滅紅軍於烏江以北、川黔滇邊境地區的圖謀歸於失敗。
由前述四次渡過赤水的經過和毛澤東的主要活動可以看出，每次渡河的情況、目的各不相同，並非如質疑者所言，都是在極其被動的情況下發生的。一渡赤水是因土城之戰失利使北上渡江方針遭受挫折，而不得不西渡以避川軍鋒芒，但是，也正是由於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才避免了更大損失，並為下一步機動爭取了時間和空間。二渡赤水則是在蔣介石驅動各路敵軍向川南集結，企圖圍殲紅軍於長江以南、敘永以西、橫江以東地區的情況下采取的主動行動，跳出包圍而重入敵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區，取得婁山關和遵義大捷。三渡、四渡赤水是為實作同一目標采取的虛實相間的兩個步驟：三渡是「虛」，意在敵人完成在遵義、鴨溪地域的合圍前，把敵軍再次引向四川，其中調動滇軍是重點；四渡是「實」，以紅九軍團的佯動掩護中央紅軍主力突破遵義、仁懷封鎖線，南渡烏江，把追堵之敵甩在身後，從而獲得真正的主動。
紅軍從戰略被動向戰略主動的轉化，只能在正確的戰略指導下，透過爭取一次又一次戰鬥的勝利來逐步達成。在遵義會議後形成的紅軍軍事指揮體制中，毛澤東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土城之戰陷入僵持後，是他提出紅軍主動撤出戰鬥，退向赤水以西地區。在紮西，是他總結了土城一戰的教訓，提出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的方針，親自部署和指揮婁山關戰鬥和二占遵義。他權衡利害，力排眾議，堅決反對攻打打鼓新場，率領中央紅軍三渡赤水，「到四川繞一個圈」，實作了調動滇軍的目的，跳出敵人的包圍，為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創造了條件。從第一次到第四次渡赤水，歷時凡 53天，毛澤東指揮紅軍不斷變換作戰方向，縱橫往還於雲貴高原的崇山峻嶺，穿插迂回於赤水河兩岸，能打則打，不能打則走，忽南忽北，聲東擊西，緊密銜接，環環相扣，共進行大小戰鬥數十次，甩開了敵人 4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這充分體現了紅軍運動戰的特長，與博古、李德硬往敵人刀鋒上碰、朝蔣介石的包圍圈裏鉆的戰法判若雲泥。負責戰役戰鬥具體組織實施的總參謀長劉伯承對此深有體會，他說：「遵義會議以後，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象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於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我軍一動，敵又須重擺陣勢，因而我軍得以從容休息，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部署就緒，我們卻又打到別處去了。弄得敵人撲朔迷離，處處挨打，疲於奔命。」劉伯承所指的，正是四渡赤水戰役的全過程。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四渡赤水戰役中，各級指揮員出於對紅軍前途的強烈責任感，在堅決服從和執行中央和軍委的決定和命令時，也勇於建言，提出的許多正確建議，如 2月 7日彭德懷和楊尚昆關於轉向紮西進行整編的建議、2月 25日彭德懷和楊尚昆關於以迅速動作殲滅黑神廟黔軍守敵的建議、3月25日彭德懷和楊尚昆關於轉向東南烏江流域的建議、4月 13日彭德懷和楊尚昆關於野戰軍迅速渡過北盤江求得在滇黔邊與孫渡部作戰的建議、4月 25日林彪關於先敵占領東川、渡過金沙江向川西北前進的建議，都得到了中革軍委和毛澤東的采納或吸收，對四渡赤水戰役的勝利產生了積極作用。所以，周恩來說：「中央紅軍能不在李德的荒謬指揮下被消滅，而能渡過長征困難，實因在遵義會議後得到毛主席的領導，以及一、三軍團骨幹的努力。」
三、親歷者高度評價毛澤東在部署、指揮四渡赤水戰役中的關鍵作用
毛澤東是在遵義會議上重新進入黨和紅軍最高決策層的。在這個決策層中，除了毛澤東，還有周恩來、張聞天、朱德、陳雲、博古、王稼祥等。茍壩會議後中央層面負責軍事指揮的主要是三人小組成員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和擔任紅軍總司令和中革軍委主席的朱德。他們都曾在不同場合談到過四渡赤水戰役的歷史，並高度評價毛澤東在部署、指揮戰役中的關鍵作用。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被委托為「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他充分尊重、信任與支持毛澤東關於作戰指揮的意見，對維護毛澤東的領導權威產生了重要作用。戰役進行期間，毛澤東采用的高度機動的運動戰戰法極大地迷惑和調動了敵人，但也有的紅軍高級指揮員對此不理解。周恩來堅定地擁護軍委的重大決策，他參與了所有重要作戰行動的部署和指揮。1935年 5月，中共中央在會理城郊召開擴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贊揚毛澤東這一時期的軍事領導藝術：在敵人前堵後追的危急情況下，采用了兜大圈子的辦法，四渡赤水，再進遵義，甩掉了敵人，勝利渡過了金沙江。30多年後，周恩來在回顧四渡赤水戰役的經過時又說：「從一月、二月出發，到了五月，這是相當艱難困苦的一個時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毛主席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實證明，在千軍萬馬中毛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
從井岡山會師起，朱德就與毛澤東並肩戰鬥，結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朱德在遵義會議上發言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提出改變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說：「如果繼續這樣錯誤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二渡赤水前，他對紅一軍團一部份指戰員發表講話說：「大家記得六年前毛澤東同誌和我帶領三千多人下山，經過三年多的艱苦戰爭，粉碎了蔣介石的四次‘圍剿’，擴大了十幾萬紅軍，建立了二百多萬人口的根據地。現在全軍還有三萬多人，比井岡山時多十倍，還怕什麽？」「現在是過了大年又立春，是‘柳暗花明又一「春」 ’的好時光，我把‘村’字改為‘春’字，表示紅軍有新的生機，因為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同誌又到紅軍指揮戰鬥了，下一仗一定能打贏的！」
張聞天、王稼祥是對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認識較早的領導人，他們與毛澤東一道對博古、李德錯誤指揮進行鬥爭。遵義會議能夠成功召開，兩人均作出了重要貢獻。張聞天在延安整風筆記中說：「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誌那裏第一次領受了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於我有很大的益處」。「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誌，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後來張聞天不止一次地說過：「實踐證明，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還是毛主席行。」王稼祥曾這樣稱譽毛澤東對長征勝利的貢獻：「要有卓絕的指揮藝術和政治團結力，才能率領數萬紅軍經過雪山草地，在前後左右天上地上都有強大敵人之截擊追擊堵擊的條件下，完成戰爭史上空前未有的二萬五千裏長征。」
曾參加遵義會議並親歷四渡赤水，後赴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陳雲，寫下了關於四渡赤水戰役的詳盡記錄。他在1935年秋化名「廉臣」所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對二渡赤水這樣記載：「赤軍原定計劃本擬由威信繼續西進，渡過牛欄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後，忽然又向東回，恐系當時局勢不能過江，故不冒險。但赤軍之忽然折回黔北，確出川黔軍隊意料之外。川軍本在北面與赤軍並列向西追擊，以便迅速馳赴江邊扼阻。而赤軍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東，待川軍發覺而折回時，赤軍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婁山關。赤軍此種狡猾機動之作戰方法，常以出奇制勝，此均為朱德、毛澤東之特長。故在赤軍中，毛澤東有諸葛亮之稱。」
當時擔任軍團領導人的彭德懷、楊尚昆、聶榮臻、何長工等，也分別表達了對毛澤東高超的軍事謀略和指揮藝術的由衷敬佩。彭德懷說：「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導下，我軍采取穿插戰術，從貴陽城之西北繞至城東，然後又從南向西進，擺脫敵四麵包圍的形勢，把所有敵軍拋在我軍後面。我軍勝利地渡過金沙江，進入會理地區，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我對於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興的。」楊尚昆說：「遵義會議在整個中國革命歷史中起了轉捩的作用，……如果按照原來的打法，紅軍在長征中很可能被消滅。它的最大的功勞是在實際上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聞天同誌……對‘左’傾錯誤的認識和覺醒比博古早，但實際工作經驗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經過毛主席。遵義會議後，全黨的領導核心實際上已是毛主席了」。「四渡赤水確實是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跡。那時，敵軍集中了四五十萬人，紅軍只有 3.5萬人，力量懸殊。紅軍又處在沒有根據地而且地瘠民貧的地區連續行軍作戰，今天過河西，不幾天又回河東，加上春雨連綿，敵機空襲，部隊經常夜行軍，吃不好，睡不好，以致怪話很多。但是，毛主席心中有數，就是和敵人打圈圈，讓他們捉摸不定紅軍的行蹤，終於把他們甩掉。」聶榮臻說：「這個階段，我們都是聲東擊西，大踏步地機動作戰，不斷地調動敵人。這樣打法，部隊自然要多走一點路，疲勞一點。可是敵人卻對我們捉摸不透，便於我們隱蔽企圖，使我軍由被動變為主動。以後陳毅同誌對我說過，毛主席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我也深感毛澤東同誌在軍事指揮藝術上運用之妙，他確實才思過人，值得我們很好學習。」何長工說：「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等同誌的指揮下，由於采取了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蔣介石的前堵後追，妄圖一舉殲滅紅軍的‘如意’算盤落空了，他不得不由我們牽著鼻子轉。」留下這些回憶的人，當時要麽是遵義會議後黨和紅軍最高決策層的重要成員，要麽是身經百戰的紅軍高級指揮員，都直接參與了四渡赤水戰役中重要軍事行動的決策與實施。作為這一重要戰役的親歷者和知情者，他們的看法反映了全軍指戰員的共同心聲。
四渡赤水是中央紅軍長征中的關鍵性戰役，把遵義會議關於實行軍事戰略轉變的重大決策付諸作戰實踐，具有極其深遠的戰略意義。毛澤東作為四渡赤水戰役的主要決策者和指揮者，在周恩來、朱德等的協助下，從敵強我弱的客觀實際出發，指揮中央紅軍采用靈活多變的運動戰的戰略戰術，不斷變化作戰方向和作戰目標，「走」「打」結合，往返穿插，聲東擊西，與十倍於己的敵軍巧妙周旋，尋找有利戰機消滅敵人，把戰略主動權重新奪回到自己的手裏。正如【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所指出的：「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邁開鐵腳板，忽東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使敵軍感到撲朔迷離，疲於奔命，紅軍則處處主動。從 1月末到 3月下旬，紅軍四次渡過赤水河。」至 5月上旬渡過金沙江後，「中央紅軍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這一勝利，是改換了中央軍事領導之後取得的，充分顯示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孫子兵法】雲：「故兵無成勢，無恒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遵義會議後，重新回 到黨和紅軍主要領導崗位的毛澤東，以駕馭復雜戰局的卓越才能和出神入化、變幻莫測的指揮藝術，制敵而不制於敵，指揮中央紅軍取得四渡赤水戰役的勝利，一舉扭轉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保存了黨和紅軍的中堅力量，成功實作了渡江北上的戰略意圖。
作者： 於化民，青島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