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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長何畏為何走上不歸路?主席事後評價:是紅四方面軍的壞人

2024-01-30歷史

何畏軍長為何成叛徒?主席:紅四方面軍壞人。

曾經有一則關於毛兒蓋紅一、四方面軍聯席會議上差點發生火並的故事,雖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份雜誌上廣為流傳,影響力頗大,甚至還引起了徐向前的關註。

然而,徐向前看過這篇文章後非常驚訝,堅決否認這則故事的真實性,並寫信給雜誌社,強調講歷史要有嚴肅態度,不能隨意編造。

故事雖然精彩刺激,但是缺乏歷史依據,讓人一眼就能看出其虛假性。在毛兒蓋會議期間,周副主席病重無法參會,而何畏當時的職務地位也無權參會。

至於一把手槍瞬間打出十幾發子彈的情節,編故事的人並未給出合理的解釋。難道何畏當時使用的是一把德國進口的二十響射擊選擇桿?

然而在會議期間攜帶盒子槍進入會場又是怎麽做到的呢?無論如何,故事中的何畏是以反面形象出現的,他的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在軍史敘述中基本被忽略,如果提到,也會被描述成一個「脾氣暴躁的壞人」。

例如,有很多文章提到,何畏因為一次戰鬥的失利而遷怒於作戰科長周希漢,周據理力爭,何一怒之下拔出手槍向周連開五槍,周竟然毫發無失真。

周希漢事後曾經談起此事,總是笑稱「何槍法太差,我確實命大」。

八路軍386旅參謀長周希漢和旅長陳賡在抗日戰場合影,這一場景不僅凸顯了周希漢英勇無畏的傲骨,也突顯了何畏的深思熟慮和人情味。

雖然何畏曾經開槍出氣,但他並不是冷血無情的軍閥,他舍不得真正打死周希漢。當時只有聰明過人的周希漢能夠理解他的用意,而何畏也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有些過分,他特意囑咐手下要照顧好周,並想辦法弄只老母雞來燉給他。

這表明,何畏並非全無人情味的粗莽暴漢,而是一個立體、多層次的歷史人物,絕不能簡單地將他臉譜化。盡管何畏曾被人評價為負面人物,但他的人生歷程中也有許多值得贊揚的閃光點。

1. 何畏,字畏何,1900年出生於海南博鰲,自幼隨父移民馬來西亞。青年時期,他積極參與反殖民運動,因反對殖民當局而被迫流亡海外。

回國後,他先後就讀廈門大學,並在一家服裝廠工作,直至參加省港大罷工,之後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 2. 在黃埔軍校的求學生涯中,何畏結識了許光達、宋時輪、張宗遜、楊至成、譚希林、鄭庭笈、邱行湘、郭汝瑰等優秀同學,並在校期間參加了廣州起義。

畢業後的何畏,被派往越南,與越南遊擊隊一起與法軍作戰,這段經歷使他積累了豐富的遊擊戰經驗,並對廣西的地理民情有了深入的了解。

3. 正是由於這段經歷,何畏被派往廣西參加百色起義,成為紅7軍的一員。在此期間,何畏展現出了他的英勇善戰和智謀過人,成為紅7軍中的知名人物。

他的智慧和勇氣贏得了人們的贊譽,有人稱他為「小諸葛」,也有人稱他為「拼命三郎」,這都證明他是一位難得的智勇雙全人才。

何畏,一位擁有豐富經歷和加文化水平的紅軍幹部,曾在國外參加反帝鬥爭,上過大學,畢業於黃埔,並有過國內兩次起義的經歷。

他的工人出身,使他在以農民為主體的紅軍隊伍中更加突出。然而,他在1932年被派到鄂豫皖蘇區,成為張主席的心腹,這註定他將走上一條不歸路。

在紅四方面軍中,何畏能夠幸存下來,是因為他對張主席的忠誠以及他出色的戰鬥能力。1933年,四方面軍轉戰川陜,何畏在張主席的推薦下成為了紅9軍軍長,與王宏坤、周純全、李先念、王樹聲等響當當的人物平起平坐。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的懋功會師,這是長征中的一件大事。四方面軍在5月份就做出決定,由何畏和李先念帶先遣部隊進入懋功地區,為一方面軍開啟通道。

最早和一方面軍會師的部隊是25師74團,而這正是紅9軍的部隊。何畏是四方面軍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地位高於副總指揮王樹聲。

在張氏割裂紅軍的問題上,何畏是堅決支持張氏的骨幹之一,甚至發生了何和余天雲一起持槍威逼朱老總的事件。

何畏因無法忍受張氏的公然表現,導致他在張氏失勢後處境困難。此外,當時對張氏的批判也波及到了四方面軍的廣大幹部,促使他最終選擇了離開隊伍。

並非只有何畏有離開延安的想法,許世友也計劃回到老家進行遊擊戰,只是被及時阻止。許世友表示,在批判張氏罪行的時候,他保持沈默,但後來聽到了周純全和何畏可能被槍斃的訊息,他作為軍級幹部,覺得自己難以置身事外,於是決定離開。

何畏在許世友事件後的心理壓力增大,部份原因是由於有人聲稱他煽動許世友和王建安等人離開。所幸當時負責審查的董必武堅守公正,堅持認為許世友等人不能被處決。

他認為他們的言論雖然激烈,但都是出於一時沖動,不能作為審判的依據。此外,董必武還強調了最有說服力的一點,那就是這些準備出走的幹部是個人行為,他們之前與部隊沒有任何聯系。

要知道,當時在陜北的四方面軍有4軍和31軍,實力遠遠超過一方面軍,如果真的發生叛亂,後果將難以想象。

紅四方面軍到達陜北後,何畏的幹部地位與許世友等人形成了鮮明對比。許世友等人被尊稱為「好同誌」,而何畏卻受到公開批評,甚至被賀龍稱為「亂彈琴的工人」。

盡管主席指出何畏和張氏一樣,都未徹底承認錯誤,但何畏最終選擇了不辭而別,於1937年4月離開了延安,從此杳無音信。

何畏的結局眾說紛紜,但終究成了一宗謎案。何畏的出走使他成為反面典型,主席在談到四方面軍幹部時,雖然認為除了何畏都是好的,但他仍是四方面軍唯一的「壞人」。

如果何畏當初能像周純全那樣深刻認識自己的問題,留在革命隊伍中發揮作用,那麽他的前途將會一片光明,甚至在授銜時至少也能獲得上將的頭銜。